轻与重
中国的书法艺术在软性毛笔的轻运重行中,在轻重用笔的对比、错综中形成无限丰富的韵律,从而呈现出神机莫测、变幻无穷的境界。书法家的智慧结晶为又一种书艺辩证法。
轻与重在用笔的多少上是有不同的。今人胡小石有过系统的探讨,在其《书艺略论》中说: “书之使笔,率不过腰节以上。二分笔身,分处为腰,自腰及端复三分之。于轻者用端部之一分,其书纤劲,所谓蹲锋。至重者用腰部之三分,其书丰腴,所谓铺毫。界乎腰端之间者为二分。古鼎彝用一分笔者,如《齐仲姜镈》、《王孙钟》等。二分笔者,如 《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等。三分笔者,如《散氏盘》、《兮甲盘》等。汉石用一分笔者,如 《礼器》、《杨震》。二分者如 《张迁》、《衡方》。三分者如 《西狭颂》、《郙阁颂》。北碑用一分笔者,如 《张猛龙》、《刘玉》。二分者如 《郑文公》、《石门铭》。三分者如 《文殊碑》、《唐邕写经》。唐代用一分者,如虞、如褚、如薛曜。二分者如柳公权、如沈传师。三分者,如唐玄宗、苏灵芝。宋代,徽宗、蔡京用一分,黄、米用二分,苏用三分。元代,赵用二分,康里子山、倪云林用一分,杨铁崖用三分。”(《胡小石论文集》) 用笔的轻重,可以如下表示之:
轻与重的不同用笔在作品质感上也相异。一是轻用笔者与纸面接触少,从而笔道细;重者则与纸面接触多,从而笔道粗,其中又有粗与细、肥与瘦等艺术关系。其二,轻者纤劲,超逸秀发;而重者则丰腴,沉着温厚,美感不同。金文《齐仲姜镈》、《王孙钟》的铭文用一分笔之灵秀表现出一种如水流劲捷、鸟飞轻过的美感。而《散氏盘》、《兮甲盘》以三分笔之凝重又显示另一种苍山郁然、雄奇朴茂般的美感。宋徽宗以一分笔挥洒瘦金体,直如矢,劲如铁,望之如枯藤冒树,夭矫攫拏,亦如游丝袅空,烟緼直上。而苏东坡以三分笔创其 “苏体”,丰腴悦泽,气象雍裕。
然而,用笔的轻与重都有一个分寸。过轻便成“佻”,流为“轻佻”则为书艺之大病。黄庭坚曾口诛书法之“姿媚”,笔伐书法之 “轻佻”,而对后者厌恶更甚。他说道:“凡书害姿媚是其小疵,轻佻是其大病。”(《山谷老人刀笔·与宜春朱和叔论书》)同样过重亦成大病。因其笔道粗重,书艺家讥之为 “墨猪”。清叶昌炽在 《语石》中曾批评过《石淙序》云: “观《石淙序》,其转折之处运笔太重,如黛干霜皮,磥砢多节,又如侧出之水竹箭,奔腾至千里,一曲之处,忽搏而过颡,不免捉衿肘见矣。”书法家曾为轻与重的奥秘煞费苦心,锱铢必较地反复实践。
南齐王僧虔在《笔意赞》中揭示的“粗不为重,细不为轻”就是一种辩证法则,而且书家讲究活的辩证法则,他们追求在笔的运行中轻重变幻,以至于风神洒脱,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清周星莲说得好: “用笔之法,太轻则浮,太重则踬。到恰好处,直当得意。唐人妙处,正在不轻不重之间,重规叠矩,而仍以风神之笔出之。褚河南谓‘字里金生,行间玉润’。”( 《临池管见》)从这种审美理想出发,我们去观照书家在轻与重的艺术处理上完全是一种随手妙变的驾驭。其一,有虽系一人所书,而各书轻重相异者。如褚书 《雁塔圣教》用一分,《孟法师》则用二分;颜书《东方画赞》、《中兴颂》用三分,《颜勤礼》等用二分,《宋广平》则用一分;李北海书《李思训任令》用一分,《李秀》、《端州石室记》则用三分;清人刘石庵中年用三分,有墨猪之诮,晚岁妙迹则改用一分。(参见胡小石 《书艺略论》)其二,有同一作品中轻重不同者,如汉之《衡方》用二分,隋之《龙藏》等用一分,而两碑之额则用三分。即为一碑之中轻重有别。其三,甚至一字之中一分、二分、三分笔毕具,如魏、晋及北朝经卷中多见之。确实不同书家、同一书家不同作品在轻与重的艺术处理上,各显神机,各臻其妙。清梁在《承晋斋积闻录》中有过欧、颜、柳三家不同情况的分析:欧字健劲,其势紧;柳字健劲,其势松。欧字横处略轻,颜字横处全轻,至柳字只求健劲,笔笔用力,虽横处亦与竖同重,此世所谓“颜筋柳骨”也。三家轻重的艺术处理虽异,但各具美感,同样为人们所欣赏,同样历千百年而不衰。
大约也正是从风神萧散、生机活泼出发,刘熙载在《书概》中主张: “一切书皆以身轻为尚。”观其意,即着眼于书法的活泼飞动,神采闪耀。亦如他称道的,“李阳冰篆活泼飞动,全由力能举其身”,“然除却长力,别无轻身法也”。这种“力能举其身”,也是一种长期磨练的结果。
书法通过炼形——炼气——炼神,可以达到“书皆以身轻为尚”,“活泼飞动”,风神洒脱的境界。这其实是学习书法由重入轻,由浊入清,由俗入妙,由低入高的进境,“一切书皆以身轻为尚”,不是没有“重”,而是化重为轻,轻中含重,是在一个更高水准上来把握书艺中的轻重关系,有着相当丰富的意蕴。如唐寅 《联句诗》。
虞世南《笔髓论》说:“轻重出于心,而妙用应乎手。”由此可见,得之心应之手,才能把握好两者相随、相倾、相含、相衬的辩证法则。
轻与重在用笔的多少上是有不同的。今人胡小石有过系统的探讨,在其《书艺略论》中说: “书之使笔,率不过腰节以上。二分笔身,分处为腰,自腰及端复三分之。于轻者用端部之一分,其书纤劲,所谓蹲锋。至重者用腰部之三分,其书丰腴,所谓铺毫。界乎腰端之间者为二分。古鼎彝用一分笔者,如《齐仲姜镈》、《王孙钟》等。二分笔者,如 《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等。三分笔者,如《散氏盘》、《兮甲盘》等。汉石用一分笔者,如 《礼器》、《杨震》。二分者如 《张迁》、《衡方》。三分者如 《西狭颂》、《郙阁颂》。北碑用一分笔者,如 《张猛龙》、《刘玉》。二分者如 《郑文公》、《石门铭》。三分者如 《文殊碑》、《唐邕写经》。唐代用一分者,如虞、如褚、如薛曜。二分者如柳公权、如沈传师。三分者,如唐玄宗、苏灵芝。宋代,徽宗、蔡京用一分,黄、米用二分,苏用三分。元代,赵用二分,康里子山、倪云林用一分,杨铁崖用三分。”(《胡小石论文集》) 用笔的轻重,可以如下表示之:
轻与重的不同用笔在作品质感上也相异。一是轻用笔者与纸面接触少,从而笔道细;重者则与纸面接触多,从而笔道粗,其中又有粗与细、肥与瘦等艺术关系。其二,轻者纤劲,超逸秀发;而重者则丰腴,沉着温厚,美感不同。金文《齐仲姜镈》、《王孙钟》的铭文用一分笔之灵秀表现出一种如水流劲捷、鸟飞轻过的美感。而《散氏盘》、《兮甲盘》以三分笔之凝重又显示另一种苍山郁然、雄奇朴茂般的美感。宋徽宗以一分笔挥洒瘦金体,直如矢,劲如铁,望之如枯藤冒树,夭矫攫拏,亦如游丝袅空,烟緼直上。而苏东坡以三分笔创其 “苏体”,丰腴悦泽,气象雍裕。
然而,用笔的轻与重都有一个分寸。过轻便成“佻”,流为“轻佻”则为书艺之大病。黄庭坚曾口诛书法之“姿媚”,笔伐书法之 “轻佻”,而对后者厌恶更甚。他说道:“凡书害姿媚是其小疵,轻佻是其大病。”(《山谷老人刀笔·与宜春朱和叔论书》)同样过重亦成大病。因其笔道粗重,书艺家讥之为 “墨猪”。清叶昌炽在 《语石》中曾批评过《石淙序》云: “观《石淙序》,其转折之处运笔太重,如黛干霜皮,磥砢多节,又如侧出之水竹箭,奔腾至千里,一曲之处,忽搏而过颡,不免捉衿肘见矣。”书法家曾为轻与重的奥秘煞费苦心,锱铢必较地反复实践。
南齐王僧虔在《笔意赞》中揭示的“粗不为重,细不为轻”就是一种辩证法则,而且书家讲究活的辩证法则,他们追求在笔的运行中轻重变幻,以至于风神洒脱,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清周星莲说得好: “用笔之法,太轻则浮,太重则踬。到恰好处,直当得意。唐人妙处,正在不轻不重之间,重规叠矩,而仍以风神之笔出之。褚河南谓‘字里金生,行间玉润’。”( 《临池管见》)从这种审美理想出发,我们去观照书家在轻与重的艺术处理上完全是一种随手妙变的驾驭。其一,有虽系一人所书,而各书轻重相异者。如褚书 《雁塔圣教》用一分,《孟法师》则用二分;颜书《东方画赞》、《中兴颂》用三分,《颜勤礼》等用二分,《宋广平》则用一分;李北海书《李思训任令》用一分,《李秀》、《端州石室记》则用三分;清人刘石庵中年用三分,有墨猪之诮,晚岁妙迹则改用一分。(参见胡小石 《书艺略论》)其二,有同一作品中轻重不同者,如汉之《衡方》用二分,隋之《龙藏》等用一分,而两碑之额则用三分。即为一碑之中轻重有别。其三,甚至一字之中一分、二分、三分笔毕具,如魏、晋及北朝经卷中多见之。确实不同书家、同一书家不同作品在轻与重的艺术处理上,各显神机,各臻其妙。清梁在《承晋斋积闻录》中有过欧、颜、柳三家不同情况的分析:欧字健劲,其势紧;柳字健劲,其势松。欧字横处略轻,颜字横处全轻,至柳字只求健劲,笔笔用力,虽横处亦与竖同重,此世所谓“颜筋柳骨”也。三家轻重的艺术处理虽异,但各具美感,同样为人们所欣赏,同样历千百年而不衰。
大约也正是从风神萧散、生机活泼出发,刘熙载在《书概》中主张: “一切书皆以身轻为尚。”观其意,即着眼于书法的活泼飞动,神采闪耀。亦如他称道的,“李阳冰篆活泼飞动,全由力能举其身”,“然除却长力,别无轻身法也”。这种“力能举其身”,也是一种长期磨练的结果。
唐寅 《联句诗》
书法通过炼形——炼气——炼神,可以达到“书皆以身轻为尚”,“活泼飞动”,风神洒脱的境界。这其实是学习书法由重入轻,由浊入清,由俗入妙,由低入高的进境,“一切书皆以身轻为尚”,不是没有“重”,而是化重为轻,轻中含重,是在一个更高水准上来把握书艺中的轻重关系,有着相当丰富的意蕴。如唐寅 《联句诗》。
虞世南《笔髓论》说:“轻重出于心,而妙用应乎手。”由此可见,得之心应之手,才能把握好两者相随、相倾、相含、相衬的辩证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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