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语言,既是艺术家用来表现其情感的手段和中介,也是观者领略艺术品中的情感,并同艺术家进行交流的中介。
        从概念上讲,书法艺术语言并不难理解,它是指那种足以能体现书者的个性、情感与人格的有意味的笔墨点线和点线的组合。与文学语言相似,除了艺术性,便是具体的词汇、词语、语法、修辞以及各自的功能。
        笔墨的点线和点线的组合,是书法艺术语言中的两大子系统;在子系统中,又可分表层和深层两大类别。先就点线而言,从广义上讲,是指所有书体的点线;从狭义上讲,是指各种书体的各种不同的点线。从功能上讲,点线的内部又可分笔法和笔势两大类。前者是从静态的角度,对运笔的起、行、收三段作固定化、具体化和陈式化的规定,这就好比约定俗成的“词”的搭配;后者则从动态的角度,对运笔时的轻重缓急、浓淡枯湿、毫锋的变化、虚实强弱等,作功能性的描述。在具体的运用中,既可作为一种功能,又可看成是一种修饰,从而构成其特定的“词义性”特征。
        笔墨点线的组合也是如此,也可分表层和深层两大类:按照约定俗成的文字的书写规律来进行书写,这便构成了书法语言中“语法”的门类;在上者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书写过程中各种力量的运动、变化、对应、和谐等关系,以及主体精神的投射,这便构成了书法语言中 “语法”、“修辞”的表现功能的门类。前者服从于空间意识;后者则产生时间性意味,并直指人的心灵,最终形著于墨象。
        语法和修辞的准确性,并不意味着就能构成一件艺术品,而有意味的表现能力,却是一件艺术品必不可少的部分,同时也包含着对语法和修辞的合理化和艺术化的运用。任何一种情感的表现,可用许多种方式,其中必定有一种是最为恰到好处的。艺术家所以伟大,恰恰是他比常人更敏锐、更有效地作出了这种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全凭其天才的感性判断力。“屋漏痕”是种常见的现象,但第一次被天才地运用到书法中的,是颜真卿。“坼壁之路”也很常见,但发现其妙趣的,怀素是第一人。反过来讲,这种选择,对颜真卿或怀素是最为合适的,但对他人可能未必合适。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只能对某一艺术家而言,一旦为他人所用,便意味着一种改变。艺术中任何一种感性的判断,都是一种适合于自己的情感的判断。
        尽管各家有各家的艺术语言,但其中必然存在着相通的普遍性,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最大一次革命,莫如是语言革命。从古汉语发展成现代汉语,词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汉语中基本的语法规则、修辞规则并没有变。同样,书体由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发展成草书、楷书和行书,形体变了,但书写的一般规律和用笔的原则却是相通的,从而构成了普通书法艺术语言学的门类。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表现方式来实现自己,却不能违反这一普遍的规律,既符合众望,又出乎众望。也正是这一原因,各种特殊的艺术语言中,存在着互相渗透的关系。我们可以用“诗一样的语言”来写散文,也可用“散文一样的语言”来写诗。同样,我们可用 “篆书一样的语言”来写行书,用“行书一样的语言”来写楷书,前者如颜真卿,后者如褚遂良。
        任何艺术,起先都服从于实用美化的目的,随着文化历史的发展,渐渐地为艺术家的主观意识所取代,使艺术处于同实用相对的地位。在书道中,这种较原始的目的性似乎依然存在,实用性和艺术性便成了书法内部相背的目的性。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其来源在于对文字与书法之间的关系的混淆。我们不能因为画家画了一只杯子、一套餐具,就认为这画是实用性的。艺术中所表现出来的和被表现的实际对象,是截然不同的,文字和书法与此相同。即使实用性很强的文稿、信札,一旦作为书法艺术品,它便马上从实用中分离出来,构成其自身的艺术品性。此所谓 “迹乃含情,言惟叙事”。
        追求造型的美对书法果然重要,但追求艺术的内在品格和空间上的时间性意味,更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为了这一点,书家有时会不顾造型上的单纯的美的形式,以便使他内在的品格获得更有效的发挥。最典型的便是颜真卿。表面上的笨拙浑朴,象征着他那刚毅、纯真、坦荡、宏博的品格,千年来无人能同他抗衡。直觉的美与悟性的美,具体的美与抽象的美,有着相异的美学意义,而最终在表现人的精神现象上,又达成相同的艺术目的。
        越接近抽象的艺术,越需要人们具备相当程度的文化、艺术、哲学等方面的素养,越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天才的悟性。这类艺术的语言,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们似乎始终处于单纯性和丰富性的两极。音乐中最小的语言单位,就是那么七个简单的音符。书法中,作为发蒙用的也就是“永字八法”。表面上看,似乎再简单不过了,一旦经艺术家有意味的组合和精神的投射,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却展示了一个人类精神现象的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