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甲骨文的发现。甲骨文的发现颇有传奇色彩。清末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山东福山人王懿荣在北京患疟疾,太医给他治病的药方中用了一味常用的中药 “龙骨”。王氏家人按药方去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百年老中药店达仁堂购药。王懿荣打开药包,审视有无差错,突然发现“龙骨”上刻有刀痕,似篆非篆,大为惊讶。他是有名的金石学家,对古文字很有造诣。金石文化的敏感性使他感到这些刀痕肯定与古文字有关。于是,他把那家药店所有的带有刀痕的“龙骨”都买了回来,悉心研究,并告诉了来访的友人刘鹗。刘鹗以小说《老残游记》称著于世,其实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奇人,精通数学、医学和金石学。他也认为“龙骨”刀痕带有文字的性质。王、刘两位的共识,使甲骨文这一被湮没了三千多年的古老文字重见天日,举世瞩目。他俩也就被人们视作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
        但这一发现权,有人提出异议,说“龙骨”入药必经药店捣碎,不会整块包入药包,王懿荣无从发现“龙骨”上刀痕。此说合情合理。但王懿荣之前,又有谁向世人明确宣布甲骨文的存在呢?
        最早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泥土中翻耕出甲骨文的,当然是农民,但只当作“龙骨”卖给药店;药店也只当作药材收购。安阳除了出土“龙骨”外,还有青铜器及其他古物,古董商常来光顾。山东潍县古董商范维卿在收购古物时看到了这种有刀痕的 “龙骨”,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冬告诉了天津的穷秀才孟定生、王襄等人。他们听了介绍,认为很可能是古代留下的一种契刻物。1899年秋,范维卿带了一些“龙骨”来北京给王懿荣。王懿荣经过研究,断定这是商代用于占卜的甲骨,刀痕是比已知古文字还要古老的文字。从此他开始大量收购甲骨文,是甲骨文研究领域里的拓荒者。
        所以,最早发现甲骨文文化性质的,无疑是王懿荣。所谓发现应是文化的发现,而不是指出土或获取。
        甲骨文发现的文化意义,首先体现在文字学上。商代已有形态完整、规则相当严密的汉字体系,把汉字的起源一下子推前到了三千多年之前,与史籍所载的黄帝时期仓颉造字的传说和山东大汶口刻划符号相距仅一千多年,把汉字起源的探索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河南安阳小屯村是殷墟之地,公元前1401年商王盘庚迁亳都于此,改称殷。经过近百年的不断发掘,殷墟出土甲骨文片总数达十五万片之多。另外在河南郑州二里岗、山西洪赵坊堆村、陕西长安张家坡、北京昌平白浮村、陕西岐山凤雏村和扶风齐家村等地也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卜用甲骨,其中岐山凤雏村发掘出西周窖藏卜用甲骨多达一万七千片。但这些地方发现的甲骨文仅有三百零七片,数量虽少,意义却不可忽视,既有殷墟文化之前的又有殷墟文化之后的,说明殷墟甲骨文并非孤立存在。
        甲骨文文字量总数已超过百万,单字字汇有四千五百个左右,其中有一千多字已被识读,还有数千字大概是“死亡”了。现代汉语常用字也仅在三、四千个左右。而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的已可识读的一千多个单字,能表达多少丰富的语言内容,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甲骨文发现后不久,它的文化意义就很快辐射到许多学科领域: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军事、天文历法、地理气候、礼仪民俗、医学、文法等等。经过几代学者的悉心研究,已形成了具有大文化形态的甲骨学。它可与古籍史载相映证构成商朝断代学,又能借此上溯夏文化下探周文化,是研究三代文化奥秘的 “金钥匙”。
        甲骨文发现的文化意义是划时代的。随着电子计算机等高科技手段在甲骨文研究中的运用,甲骨文碎片的整合和文化阐释将可能出现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