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甲骨文研究的展开,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以其深厚的书法艺术修养和功力,或摹写临书,或集字而作,使原来自然形态的甲骨文字体蜕化成了自觉艺术意识之中的一种“新书体”。著名甲骨文研究者孙诒让、罗振玉、商承祚、容庚等,都有以甲骨文为素材的书法作品留传于世。甲骨文潜在的不自觉形态的艺术审美因素,在三千多年后的书法艺术视野的观照中,突然鲜明化了。所以,从书法审美意识角度讲,甲骨文是一种新生的书体。
        自然形态的甲骨文是书刻在龟甲、牛骨上的一种卜辞,又称甲骨刻辞、贞卜文字、殷墟书契、殷墟卜辞等。所谓“卜”,是因为古人崇拜自然天地和神灵先祖,凡天地自然气候之变、人间社会征战、田猎、耕耘、生育等诸事,都要以问神灵、先祖来释疑难、定吉凶,可说是最原始的预测学。卜问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先卜问,再把卜问的结果书刻在甲骨上。这种方法,或者直接把甲骨放在火上灼烧,使其产生裂痕,或者先在甲骨上预凿洞痕而不穿孔,再用火灼烧洞痕处裂出裂痕。这种火灼裂痕常呈“卜”字状,即为“卜兆”。根据卜兆走向态势,判断推测卜问的结果,最后把卜问前后的有关内容书刻到这块甲骨上。另一种卜问方法,先在甲骨上书刻左右对称的两条卜辞,分别用肯定句式和否定句式来表达卜问内容,然后再灼烧出卜兆纹,依据卜兆纹走向态势跟刻辞的构成关系,推断肯定或否定的结果。
        这两种卜问方法,前一种的预测推断权主要掌握在占卜操作者——贞人手中,后一种的预测推断权相应受制约,也许是王权对贞人这一特殊身份者的制约机制,商王恐怕不会直接操作占卜。此外,还有对同一件事反复多次卜问的方法,大多在甲骨的下部依次向上部分段排列书刻卜辞,在多次卜问中推断出结果。这大概是最原始的概率学。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

        甲骨文除了卜辞外,还有书刻在甲骨边缘上的记事文字,说明这些甲骨的来源和保管情况,叫 “署辞”。多次卜问的甲骨上还常在卜兆下面刻写占卜进行顺序的数序,叫“兆序”。另有一种特殊的刻辞,书刻天干地支,是最早的甲子表,相当于检核和推算干支纪时的工具书。但卜辞是甲骨文的主体,除了商王的卜辞外,另有一些跟商王有密切关系的大贵族的占卜辞,也有部分记录了宫廷或狩猎事的刻辞。
        从甲骨文的内容及其卜问、刻辞的操作过程来看,自然形态的甲骨文无疑是巫史文化的载体。但在现代新文化视野中研究甲骨文及其产生的本源和操作过程,可以说其中潜藏着预测、概率等文化机制的雏形。同样,以书法艺术视野观照甲骨文,可以看到其潜藏的书法构成的最初的基本因素。
        字形的方块化构成。甲骨文字体都可以被按入一个方块形的假想视觉空间内,为书法空间造型的艺术化演进提供了最初的基本单位——书法方块形态结构。这一方块形态的空间结构,不像拼音文字的线性形态的水平展开,必然使方块空间的内部形成上下、左右、里外的相对平衡和对称,没有这种结构,就失去了方块形态特征。诸种平衡对称的关系,使每个汉字都具有一个看不见的内在视觉重心,支撑着字形构成的稳定性。要使每个甲骨文都能给人以这种稳定的视觉感,就必须具有一定的空间构成能力,并巧妙地把汉字笔画按这种构成要求书刻出。这既需要技能,更需要空间视觉心理的训练和培养。所以,甲骨文方块形单位空间的构成,为书法艺术的空间审美形式——由变化的笔画所组成的平衡、对称的视觉稳定感——提供了最初的范式。
        字形构成的笔画化。甲骨文是先书写后契刻的,还是直接用刀信手刻成的?根据已发现的甲骨文片来看,这两种情况都存在。有的甲骨上留有未刻的部分朱墨书迹,有的甲骨上留有部分未刻成字的刀痕而不见朱墨书迹。这些朱墨书迹或不构成字的刻痕,与刻好的甲骨文同存在于一片甲骨上,说明书与刻这两种操作程序的使用是因人而异的。先书后刻的方法就是后来书丹刻石的方法。不书而刻的方法,在魏晋南北朝的碑版书法中,特别是一些造像记、墓志铭,也常常使用。许多字形硕大的摩崖石刻恐怕也难以书丹而刻。所以,甲骨文的书刻方法实属书法碑刻方法的导源。
        甲骨文如何刻划,也因人而异。有一干支甲骨文,八行一百三十字,前二行每字刻全了,第三行至第八行只有“二月”的 “二”字有横画外,其他应有横画的字都缺刻横画。郭沫若据此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说:“(一)刻横划时也用刻竖划、斜划的刀法,每刻一字,如遇有横划必须转移骨片。(二)刻这一件的人,每字先刻竖划、斜划,等全文刻完,再转移骨片补刻横划。如此只须转移一次,可以节省时间。但横划只补刻了两行而中止了”。又说:“缺刻横划的字,在甲骨文中此外还偶有所见,但没有这一片的文字这样多。甲骨文是信手刻上去的,并不是先书后刻。”所有笔画都用竖刻、斜刻刀势去刻成,这在一些印章篆刻家手上也时常使用。但不能说唯此一种刻法,更不能说甲骨文都是不书而刻的。带有部分朱墨书迹而未刻全的甲骨文的存在,就是明证。
        不管书、刻方法怎样因人而异,甲骨文都已用笔画化的线条来构成却是清晰的。有些甲骨文虽然还带有某些象形的遗痕,但组成这种象形遗痕的笔画也是线条化的。严格地说,甲骨的材质特点决定了它只能选择使用线条化的构成方式,在坚硬的甲骨上无法用块面来表现象形性。尽管甲骨文的笔画线条化不可与以后的书法点画形象同日而语,但已为书法的最基本的构成因素——笔画和用笔——提供了最初的幼孑。台湾学者张光宾认为:甲骨文“已经超越原始图画文字的阶段,而能以极简单的线条符号创作文字”(《中华书法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4月版)。这是很有见地的。
        甲骨文大多用单刀法刻划,刀和甲骨材质坚硬,难以表现圆转、粗壮的笔画,所以笔画线条比较单一,多呈直线和折线状,弧形线的弧度也较大,常带刀锋痕迹。这样,其笔画的视觉形象具有瘦硬、尖刻、劲直、匀称的特征。
        甲骨文字形的书刻方向,或向左向右,或倒写侧写,相当不固定;合体字的偏旁部首的方位也不固定,使字形结构异常多变活跃。字形结构的多变化和笔画线条的单一化,有机地在一个个方块形视觉空间中联成一体,构成了变与不变的视觉反差,蕴藏着书法艺术辩证法的最初因子。
        毛笔在商代已是主要书写工具,毛笔书迹不可能不作用于贞人的视觉感觉,甲骨文双刀刻法的产生,或即源于此。《宰半骨刻辞》是用双刀刻成的,笔画线条明显肥壮,有粗细变化,出现了圆笔画,带有毛笔书迹的感觉。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说: “商代统治者频繁进行占卜,需要刻在甲骨上的卜辞数量很大。在坚硬的甲骨上刻字,非常费时费力。刻字的人为了提高效率,不得不改变毛笔字的笔法,主要是改圆形为方形,改填实为勾廓,改粗笔为细笔……有时他们还比较剧烈地简化字形……”也就是说,甲骨文本身的功能是实用性很强的,无须也无暇复现毛笔书迹的效果。但居然出现了双刀刻法,以追寻和复现毛笔书写的笔画痕迹。这是为什么?该如何解释?双刀刻法的操作者——贞人——的心理动因是什么?他何必要自找麻烦,用费时费力的双刀刻法去刻划甲骨文?这只有一种理由可以解释: 贞人在毛笔书迹的视觉经验积累中,萌发了笔画线条的审美感,逐渐意识到毛笔书写的笔画线条要比单刀刻划的甲骨文“美”,于是想通过双刀刻法来保留毛笔笔法的原样。经双刀刻法的甲骨文,字形笔画丰满,书写感鲜明突出。
        双刀刻法甲骨文的存在,说明书法审美意识在商代并非是一张白纸。
        自上而下章法的纵势化。“文字是用于记录语言的。甲骨文的单字连成句,记录了当时人们的实际会话,因此,甲骨文句又给予汉语语法以深远影响。王力在《中国文法初探》中归纳出汉语词序的九种规律,对照甲骨文,仅第八种 ‘被动态’为殷代卜辞所未有,其余八种,均完全或者基本相同。汉字、汉语以其独特形式、风格千古相传,甲骨文委实处于起例发凡的地位”(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下编)。这是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甲骨文的特点及其历史影响。而从书法艺术视野看甲骨文语言的表达形式,令人瞩目的是: 自上而下的章法已成定势。
        不同文字的书写行式,不外乎直行和横行两种。拼音文字大多用横行式,少数也用直行式,如回鹘文、满文。汉字书写绝大多数采用直行式,特殊需要才用的横行式只用于单行书写,如匾额、横披等。直行式的行序,从右到左,无一例外,只有多行式的长对联书法才采用从右到左为上联与从左到右为下联的对称或行序。这些章法形态都已在甲骨文中存在。
        裘锡圭曾在《文字学概要》中,专门谈到“商代文字的排列方式”,他说:“汉字自上而下的直行排列法,显然早在商代后期之前就已经确立。所以在甲骨文里,不少原来宽度比较大的字,如 ‘犬’、‘豕’、‘疒’、‘虎’ 等字,已经由于直排的需要而改变了字形的方向。甲骨卜辞偶尔也有横行的,但是只限于单行,并且跟卜辞与卜兆相配合的需要有关,是一种特殊情况。在行次的排列上,传说的从右到左的排列法在商代后期,至少在后期的晚期阶段也已经确立。商代后期龟腹甲左右两半的卜辞,或左、右肩胛骨上的卜辞,其行次方向往往彼此相反。这也是一种特殊情况。商代后期的晚期铜器上的铭文和兽骨上的记事文字,几乎全都由右向左排行。可见在当时,一般文字是以左行为常规的。汉字的这种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排列方式,沿用了三千多年,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才基本上为自左而右、自上而下的横行排列法所取代(在本世纪初期,已经出现了一些横行排列的印刷品。不过在五十年代正式改直排为横排之前,这种印刷品的数量一直很少)。”这是别具慧眼的,但未考察到书法章法至今乃沿用这种源自甲骨文的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定势。
        在甲骨文确立的章法定势中,可以列出三个问题。(1)自上而下的直行书写,使字形和笔画容易趋向纵势。书法的笔势运动,虽然有横势、圆势、辐射状等变化,但无不以下行的运笔为归结,形成了以纵势为主导的笔法运动规则,篆、楷、行及今草无不如此,只有隶书和章草以横势为主导。书法的笔势运动既受笔顺方向的影响,更受这种直行章法定势的影响。(2)在古老的甲骨文中,为什么自上而下的直行章法已成常规?是什么内在的机制使甲骨文书刻者几乎一开始就选择了这种章法秩序?又是什么超稳定的机制使这种章法秩序沿用了三千多年,并至今还是书法章法的不二法门?很可能是右手书写运动的生理机制、眼睛视觉运动的生理机制、方块汉字结构的笔顺运动机制这三种机制的综合作用。(3)自上而下的章法秩序机制的确立,对汉字字体和书体的演变是否存在着作用力?几乎无人论及。字体演变机制是求简、求速、求准,书体演变机制在前三种因素上还要加一个求美。难道在这“四求”演变机制中没有受到自上而下的章法秩序机制的制约?反过来说,求简、求速、求准、求美的字体和书体演变进程就是在自上而下的直行书写实践中完成的。楷、行、今草三体的产生又反过来强化、巩固了这一章法秩序。这就是书法章法自上而下的超稳定性难以破革的根本原因。
        甲骨文的章法形态的意义,无论对文字学还是对书法艺术来讲,实在无可估量。仅说甲骨文章法是直行式、横无列、错落有致等等,只不过表述了可视层面,没有触及到这种章法何以成为一种超稳定的书写机制和艺术机制的原由。
        自然形态的甲骨文并非是独立形态的书法,但潜在的书法审美因素有力地促进了独立形态的书法的产生,并在它重见天日之时又很快地转换为具有独特审美意味的甲骨文书法。
        甲骨文已具备了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假借、转注等“六书”原则。这是文字学研究的视野,跟书法艺术视野关系不甚密切,故略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