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依附在青铜器上,而青铜器既是功用的器皿又是礼仪文化的载体,所以金文也具有功用性和礼仪文化性,严格地说并非呈独立形态的书法。
        金文的文字内容比甲骨文更丰富,从殷商器上的一、二字到西周春秋器上的数百字,记录了祭典、训诰、征伐功勋、赏赐策命、盟契誓约、婚嫁等史事,是研究殷周史的第一手资料。而“子子孙孙永宝用”是金文中常用的一句结语,可见青铜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攻战,除了兵吞城民、土地、财物外,还要毁其社稷,侵其礼器,“问鼎”一词由此而来。
        “藏礼于器”的礼仪文化使金文的书体受制于礼器制作的整体要求。礼器形制虽然很复杂,但不外圆形和方形(长方)两种,带足者也只有三足或四足两种,制作要求能吻合礼仪的 “庄严”、“稳重”、“端肃”、“有序”、“精美”等,礼仪举行时往往组合使用,通过礼器本身的形态和有序组合的排列来营造出一种礼仪的氛围。至今,民间的婚丧喜庆宴会和祭祖,也同样非常讲究餐具的选用和组合排列。在这样的礼仪氛围中,作为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花纹和铭文,自然要与礼器的形制和礼仪的氛围相称。所以,金文大多以端庄、稳重、规整的结体和章法呈现。尤其在章法上,除了保持自上而下、自右至左的排列方法外,十分注重整体的方整性,即天地头的齐平,很少有差参的行脚,首行与末行也几乎控制在同一天地水平线上。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尽管早期金文只有行距,横向无列,字形大小随笔画多寡而变,有一种内在的布局上的错落感,但至行末和文末仍然控制得很平整。这是明显的有意为工的效果,似乎是一种精心的安排。有的金文章法随器形而展开,使拓片在平面上呈弧形状序列,但铭文在原物上的章法不存在这种视觉感。如 《毛公鼎》、《卫鼎》等。这样的章法布局,整体的匀称有序与内在的参差错落,在我们的书法视野中当然是令人赞叹的。但在古人的心目中似乎还不够尽合礼仪要求,于是逐渐出现了纵横成行的铭文章法,匀称端庄感进一步得到强化,如《墙盘》、《虢季子白盘》等,甚至出现了带界格的章法形态,如 《大克鼎》。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章法的演进倾向并非孤立存在,而与金文笔画向线条化演进是同步的。“西周金文形体演变的主要趋势是线条化、平直化。商代晚期和西周前期金文的字形,象形程度仍然比较高,弯弯曲曲的线条很多,笔道有粗有细,并且还包含不少根本不能算作笔道的呈方、圆等形的团块,书写起来很费事。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使文字线条化、平直化。线条化指粗笔变细,方形圆形的团块为线条所代替等现象,例如 ‘天’、‘古’、‘王’、‘火’。平直化指曲折象形的线条被拉平,不相连的线条被连成一笔等现象,例如 ‘隹’、‘马’、‘贝’、‘自’。经过这些变化,文字的象形程度显著降低,书写起来就比较方便了。”(裘锡圭《文字学概要》)金文中的团块形痕迹确实不是书迹笔画,是描画而成的,其消失的意义正如裘锡圭所言。但笔画粗细变化减弱而趋向匀称状的等粗线,曲折状的线条被拉平直,不相连的线条被连成一笔,一方面降低了文字的象形程度,另一方面这样的线条化需要更娴熟的控制笔画运动的技能,才能书写出如此纯粹的笔画线条。因为执笔挥毫的书写受生理机制的影响,自然形态的笔画肯定是会产生粗细变化的,只有自觉控制了运笔的轨迹才能表现出匀等的线条和连贯一气的连笔线。所以,金文笔画的线条纯粹化演变趋向,既标志着汉字符号化的最终确立,也标志着笔画线条化观念和技能化发展的形成。当然匀等的平直线条,未必一定全是书写的结果,很可能在字模制作中经过了修饰加工,但即使这样也是观念支配下的行为。

《卫鼎》

        金文笔画向线条化发展还跟青铜器花纹有关系。花纹形象相当复杂,在器物造型中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其意义张光直在《美术·神话与祭祀》中说得很透彻:“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有其图像上的意义:它们是协助巫觋沟通天地神人的各种动物的形象”,“的确干着‘飞’往祖先或神灵世界的勾当”。但是这些花纹有两个特点:一是对称性强,常常成双成对左右展示;二是大多使用或方或圆的线条来勾勒,极少使用具象形态的雕塑法,并向线条化式的装饰纹发展。金文除早期有一、二个图案符号文字与花纹相组合在一起外,绝大多数是远离花纹而单独呈现的,花纹环布在器物外表。但作为一个完整形态的青铜器,从造型、花纹到铭文的设计、制作均置于同一视野之内,受同一倾向观念的支配,产生了金文书体的笔画线条化和花纹勾勒线条化的互生互化现象。
        花纹勾勒线条化曾一度作用于金文笔画线条的美术化演变,“在一部分春秋中晚期的金文里,出现了明显的美术化倾向。例如有些东方和南方国家的部分金文,字形特别狭长,笔画往往故作宛曲之态”,“笔画故作宛曲之态,跟笔画因象形而显得曲折是两回事。这种作风反而会降低文字的象形程度”。“主要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这段时间里,还流行过一些特殊的美术字体。其中最重要的是加鸟形等文饰的鸟篆,也称鸟书”,“此外还有加虫形或其他文饰的字体”,“这些加鸟形、虫形等文饰的美术字体,也有人合称为鸟虫书,主要流行于楚、宋、蔡、吴、越等国”。(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字形狭长,笔画宛曲,正是金文向小篆化书体发展的演变倾向。关于鸟虫书金文,张光宾在 《书法艺术》中一言道出其真相: “周秦之间,部分青铜器上的铭文,有鸟、虫等装饰形象附加在文字旁边,或直接将文字笔画作成鸟虫状,相互纠葛缠绕成字,以与器体上的装饰纹样相调适。如王子午鼎、中山王墓的壶……”。
        综上所述,金文在礼仪文化的氛围中,笔画线条愈加纯粹,平直和宛曲相交;结体愈加方正,逐渐趋向长方形,疏密相织;章法规整,在整体视觉空间的规整布局中,从纵有行横无列向纵横有行列的内在规整发展。这些特点跟铸造工艺过程中所形成的浑圆、凝重、厚实的笔画线条质感综合为一体,有别于甲骨文,是书法艺术风格——金石气的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