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元谋猿人的发现以及云贵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存在足以证明,早在人类的幼年期,这里就有原始人的活动。新石器文化的多种多样,同样也反映出这里多民族属性的复杂,它们不但有民族色彩和地方特点,而且还有与内地新石器文化相同的文化因素。汉族人口在云贵属于外地移民,其人数也是由少到多,直到十四世纪才有大批汉人出现在云贵高原。直至今天,少数民族在数量上占云南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占贵州人口的四分之一。这种历史的特殊情况,无疑造成汉族与兄弟民族间长期相互交流、吸收、融合而形成的音乐文化多元化的特色。
        有关云贵在先秦时期与内地的关系,文献记载很少描述。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就开始从川滇交界的僰道(今四川宜宾地区)开山凿崖修筑一条通往云南东北部曲靖的通道,由于这条路路宽仅有五尺,所以当时人们称它为“五尺道”,这条道把关中到四川,四川到云贵连接起来,形成“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于是云南的牛马运入四川,四川的铁器输入云南,商人往来,络绎不绝。可见从秦汉开始,云贵与四川同我国西北地区已有了文化传播的渠道,而最早进入云贵的汉族也大多来自四川以及西北一带。
        从地理与行政区划方面看,云贵高原山多石头多,可耕的农田大都为小块地段。没有像北方这样大面积的平原。当地流行着这样的谚语:“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这主要指贵州一带地少人穷而言。云南则不同,一向有“小天府”之称。人称四川为“天府之国”,是说它富裕,云南比四川稍差些,也是个较富的地方。气候也好,昆明“四季如春”,云南有的地方甚至可以种三季水稻。相比之下云南比贵州农民的生活要好得多。贵州汉族多与兄弟民族杂居,而云南汉族聚居区则比较集中,因此民族间音乐交融的程度也有些差异。贵州与云南的民歌相比较,后者更具委婉抒情气质。这与上述情况的差异不无关系。至于行政区划,历来云贵与四川很难截然分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政府根据全国各地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的不同,把全国划分成十二个区域,把云贵的西南边郡和关中、四川一带划为一个区域,称为“秦地”。从三国到南北朝时期,原“西南夷”地区统称“南中”,“南中”实际包括现在的云南、黔西、川西南部分地区,当时称“越嶲郡”。直到十八世纪初期,以贵州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一直辖于巴蜀。再加上云、贵、川汉族方言都使用“西南官话”等原因,使这三个地区在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音乐文化在内,尤其是与地方方言关系密切的民间歌曲、戏曲、说唱等等,在风格特点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秦汉时期,云贵各兄弟民族一方面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另一方面也逐步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汉代对云南进行移民屯田,随着不少移民的迁入,政治经济上和内地交往密切,汉文字至迟自西汉起就开始在云南使用。东汉以后,“大姓”全面模仿内地汉族生活方式,内地的影响更加显著。如在滇池地区呈贡归化东汉墓中发现了抚琴陶俑和吹箫陶俑,说明古琴这样的内地乐器也已传入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出土的椭圆形编钟,风格独特。同时,至少在西汉或更早时期,云南一些地区(如滇池地区)和内地在乐舞方面就具有某些共同之处。

        

椭圆形编钟(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出土)

        唐代中原文化对于云贵的影响,佛教佛经的传播起了桥梁作用。佛教音乐对于云贵的民间器乐的发展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洞经音乐保存至今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从汉族移民在云贵的发展史看,明代以前迁到云南的汉人,大都融合于少数民族之中,明代前汉族移民的文化,也融于兄弟民族的文化。明代在云南腹地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屯田,先后迁来云南的汉族人口总数将近三百万人。据《滇粹》中记载:明洪武十四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命傅友德、兰玉、沐英率三十万大军入滇平定云南,实行屯田戍边;明洪武二十二年(1390)沐英又奉朱元璋之命再次“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万人滇”。这就远远超过当时云南境内少数民族人口。所以,今天云南的汉族,十有九家都说他们的祖先是洪武年间从南京迁来的。但根据史书记载,移来的时期并不全是洪武年间。移民的原籍除南京以外,以江南、湖广、江西、浙江四地移来者较多;其次是四川、陕西、河南、山西、广东、福建、山东、广西、北平等地。(参阅《蒙化县志》)这些移民通过大规模的“军屯”、“民屯”在云贵扎下根来,聚居于肥沃的大小“坝子”垦荒农耕。
        从上述汉族移民的历史,不难看出贵州受来自四川、江西、湖南、江苏的民间音乐的影响较大,可以说云贵的音乐文化主要受楚文化与吴文化的影响,而许多现存民歌、说唱、戏曲大部分是从明、清时期形成的。汉族移民与周围错杂而居的各兄弟民族展开持久的交汇融合,从而成就了多元混血风格的云贵文化。(参阅马曜主编《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田方、陈一筠主编《中国移民史略》,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