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贵丰富多彩的歌舞中,民歌是最有影响的品种之一。
        民歌
        云贵民歌中流传最广的是山歌和小调。山歌多在山野田间演唱,其较著名歌种有贵州的“锦屏山歌”、“大定山歌”,云南的“弥渡调子”、“风庆山歌”、“耍山调”、“邓川调”等;其集中分布地为黔北山地和滇西北高原。这类山歌大多音域较宽,起伏较大,常用真假声结合唱法。演唱方式常见对唱,歌前多有一召唤对方注意的引腔。音乐结构常见二句或四句体,分节歌式。歌词常为七字四句,即兴性较强。
        黔北汉族山歌风格与川南、川东山歌风格较接近,曲调与歌词也常有重合现象。这是由于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1727年以前一直辖于巴蜀,当地湖广籍汉族移民多从四川转迁来此,故当地素有“湖广填四川,四川填遵义”的说法。如遵义地区流行的山歌《太阳出来照北岩》的曲调与歌词,与川东巴县的同名山歌毫无二致。
        滇黔山歌的演唱常与民俗紧密结合,如昆明“耍山调”,源于祭祖民俗的“三月三”,或清明前后于郊外踏青、看赛马、逛果园等“耍山”场合演唱。这一时节后来演变为男女对歌求偶的专用时段,为期二至三天。届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对调子”(对歌),酬唱应和常通宵达旦。常用曲调为“耍山调”,结构较长大,音乐与语调结合紧密、节奏紧凑、速度较快,音阶中含大量升高的清角与降低的变宫音,与西北“苦音”音阶有相似之处,不知是否有传播关系。
        由于交通不便,旧时云贵的商贸主要靠马帮驭运,从事这一行业的汉族人为数不少,因此产生了“赶马调”这一特定民歌体裁。这一体裁的歌曲除山歌外,尚有大段歌词的叙事体,如云南盈江一带的《赶马调》,宾川县的《大赶马》和《小赶马》。这类歌曲的歌词多叙述赶马人为生活所迫,新婚离别奔走异乡的遭遇,对赶马人风餐露宿的生活有极生动的描述。
        除山歌外,云贵汉族中还流传各类小调。这类民歌来源较广,大多随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江西等地移民带入,故其风格多样,流传范围较广。
        歌舞
        云贵汉族中广泛流行“花灯歌舞”,这使花灯歌曲成为云贵民歌中的主要种类。花灯歌舞系明万历年之后由汉族移民带入,如云南花灯中的代表性曲目《打草杆》即为元明小曲《打枣杆》,随明代军屯士兵带入云南,“昔辽士戍滇,牧场打草,有思归之心,因为此歌,其音凄怨”(《滇南志略稿》卷六)。花灯歌舞传入云贵之后,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歌舞因素,从而形成自身特色。
        花灯歌舞一般在春节期间迎神祭祀仪式中演出,作为“社火”的一部分。花灯歌曲的曲目十分丰富,贵州花灯代表性曲目有《上茶山》、《四季调》、《东北风》、《虞美人》,云南花灯的曲目有《打草杆》、《梁祝小唱》、《十大姐》、《采花》、《十杯酒》等。花灯曲调的音乐结构短小,节奏鲜明,曲调流畅,一般为“分节歌”形式的单曲体,也有采用多首曲调联缀的结构,如云南花灯《打鱼》,用《打枣杆》、《挂枝儿》、《绿柳荫》、《倒扳桨》等五首曲调联缀而成。花灯歌曲的演唱通常用丝竹乐器(如胡琴、月琴、三弦、笛子)伴奏。
        器乐
        云贵地区汉族的器乐种类较丰富,有锣鼓、吹打、丝竹等各种组合形式和乐种,而以“洞经音乐”最具代表性。
        洞经音乐源于汉族佛教和道教丝竹乐,其前身系宋元时期讲唱经文的“俗讲”,在明代永乐年间自四川传入云贵,今流行于贵州的兴义、安顺和云南的一百多个县市,不仅于汉族地区,白、纳西、壮、彝、傣族中也有流布。洞经音乐的社会组织以“会”(学、堂、坛)为名称,在民间广泛存在。仅云南丽江县就曾有四十多个洞经会同时并存,可见其群众基础之雄厚。
        洞经会是一个以宣讲道教为主的、多种宗教经典为宗旨的业余社团,其成员多系民间知识分子(读过书且声誉良好的士农工商各阶层人士),并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和传承机制。其活动时间多在各教神灵的诞辰日,活动地点在供奉这些神灵的寺庙。洞经音乐的演奏即作为讲经仪礼中的必要组成部分。
        洞经音乐使用的乐器很丰富,传统上分文、武两类。文乐器包括琴、瑟、笙、胡琴、筝、箫、碗胡、三弦、云锣等;武乐器包括唢呐、锣、钵、铛、磬、大鼓、小鼓、小镲等。乐队庞大,所演奏乐曲分丝竹乐、吹打乐和锣鼓乐等形式。
        洞经音乐的曲调非常丰富,大致可分“曲牌”(器乐)和“经腔”(声乐)两类。器乐曲牌约有二百首左右,分“细乐曲牌”(丝竹乐),如[水龙吟]、[浪淘沙]、[满江红]、[一江风]、[山坡羊]、[小开门]等,数量最多;“大乐曲牌”(吹打乐),如[将军令]、[得胜令]、[万年欢]、[朝天子]、[仙家乐]等,数量亦不少;“锣鼓经曲”(打击乐合奏),如[大雪头]、[小雪头]、[大扎头]、[翻山跃]等,数量相对较少。
        说唱
        云贵地区汉族说唱品种较多,其中代表性曲种有贵州灯词、贵州琴书、云南唱书、云南扬琴。
        (1)贵州灯词。
        贵州灯词是以贵阳花灯调为基础,吸收其它曲艺、剧曲和歌曲的表现手段而发展起来的新曲种。用贵阳方言说唱,一般为十人坐唱,由演员自唱自奏,主要演员可离座做适当表演。伴奏乐器有板胡、二胡、琵琶、扬琴、笛子、大胡,及装置在一个特制木架上的板、鼓、大钹、锣、马锣、木鱼,碰铃等打击乐器。唱段多由起板—向阳调—曲牌—颂调几部分组成。起板是前奏性质的器乐曲牌;向阳调是紧接起板的序歌,用以提示全曲内容,交待故事背景、环境,曲调优美欢快,由两句构成。曲牌部分常用[四平调]、[四平夹垛子]、[四季调]、[采茶调]、[梅花调]、[数板]、[诉调]等十余支曲牌,按需要选用。颂调是歌颂性的合唱曲,曲调和结构与[向阳调]相似,用于结尾以求首尾呼应。曲目有《骂鸡》、《红花向阳》、《向您学习》等。
        (2)贵州琴书。
        贵州琴书是流行于贵州省贵阳、黔西、遵义、安顺、独山等地城镇的一种鼓词类曲艺品种,旧称唱洋琴、唱曲子、洋琴戏,源于清初而盛于光绪年间。初为士大夫和文人自娱或喜庆宴饮时演唱的艺术形式,自传入市井并经艺人在唱腔和演唱形式上的发展革新,形成说唱结合、表白结合、走唱与坐唱结合的形式。
        贵州琴书一般由十人分任生、旦、净、丑角色,各操乐器坐唱。伴奏乐器以扬琴为主,另有瓮琴(又名葫芦琴、碗琴)、月琴、小京胡、琵琶、三弦、二胡、箫、笛、竽、怀鼓、碰铃、皮鼓、摔板等。其唱词与说白均为代言体,曲词为七字句和十字句,文字雅驯,多为文言作品。唱腔以板腔体为主,有清板、二板、三板、扬调、苦禀、二簧、二流七种板式唱腔;另有风格与之相近的民歌小调如[二郎梭]、[花园跑马]、[鲜花调]、[闹五更]、[马头调]等曲牌作为辅助唱腔。
        贵州琴书的传统曲本称为弹词,多为整本大曲,曲目内容取材于历史题材(如《列国志》、《南宋志》等)、古典文学作品(如《西厢记》、《卓文君》等)以及民间传奇(如《珍珠塔》、《回龙阁》等)。新编曲目则多为短篇,如《红日照苗山》、《两只银镯》、《找对象》等。现在的黔剧就是从贵州琴书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3) 云南唱书。
        云南唱书是流行于滇东北昭通、大关、镇雄、曲靖和蒙自等地民间唱书的总称,由吟诵书文衍变形成,二百多年前就已在云南广泛流行。唱书是以唱为主的单人无伴奏坐坐唱曲种,无职业艺人,演唱者均系业余爱好,应邀唱书不收报酬,惟受茶水招待。传统曲目有《柳荫记》、《蟒蛇记》、《鹦哥记》、《罗衫记》等三十余种。唱词为七字或十字句,四句为一段。
        唱书的场合多在婚丧或节庆时事主家中,唱腔因场合不同区分严格,如丧葬场合唱“孝歌”,婚嫁、节日场合则唱赞颂爱情的“七字调”、“十字调”等。音乐富吟诵性,有浓郁的滇东北民歌风格特色。
        (4) 云南扬琴。
        云南扬琴旧称“花唱”,是云南流传最广、支派繁多的地方曲艺品种,现流行于昆明、腾冲、蒙自、昭通、通海等地。其初源为明清之际的昆明“对子书”,后于道光、同治年间先后与江苏、山东、四川和贵州传入的扬琴相结合,并吸收了当地花灯、小调和滇戏的曲牌唱腔,于一百五十多年前形成风格独特的云南扬琴。
        云南扬琴以唱为主,间有说白;表演时少则一二人,多则六七人。一人演唱时自奏扬琴伴唱;二人以上演唱,则酌情加入二胡、三弦、月琴、琵琶、笛子,亦可配鼓板、碰铃等打击乐器。伴奏者亦分担角色对口演唱,系坐唱形式。
        其传统唱腔分四大类:①古调类。曲调平稳,风格典雅。唱腔曲牌有[金纽丝]、[银纽丝]、[前挂枝]、[后挂枝]等。曲目有《八仙庆寿》、《崔氏逼休》等十六个。②大调类。唱腔富于叙事性,以“杨调”(源自《孟姜女调》)和“道情”两个曲调为基础,经过板式变化,衍化为慢板扬琴、散板扬琴、杨调三板等变体曲调。曲目多取材于《西厢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大调是云南扬琴中最具代表性的调类。③小调类。又称散套或地方小曲。此类唱腔擅于抒情,曲调多来自民歌小调、花灯等,如“五里塘”、“柳树湾”、“乙弓板”、“龙船调”等。曲目有《借髢髢》、《劝赌》等短段。④书调类。又称“土腔”。曲目内容多为讲唱“善书”和吟诵佛经故事。唱腔有“数西”、“书调”及由宗教仪式歌曲改成的“一串铃”、“佛斋簧”等曲调,现常与杨调、道情类唱腔混合使用。
        云南扬琴的唱词基本上为七字或十字句。传统曲目有《陈姑赶潘》、《三击掌》、《独占花魁》等;现代曲目有《祥林嫂》、《老四十五》等。
        戏曲
        在云贵地区流传的汉族戏曲有黔剧、滇剧、花灯戏、京剧、川剧等,历史上亦曾有多种戏曲声腔和剧种进入该地区。现存最具本地域文化特征的剧种,有黔剧、滇剧和花灯戏三个产生于本地的剧种。
        (1)黔剧。
        黔剧是在贵州琴书基础上形成的戏曲剧种,流行于贵州省贵阳、毕节、安顺、遵义等汉族聚居区。1953年搬上舞台,1956年建立专业剧团,初称“文琴戏”,1958年定名黔剧。
        黔剧的基本腔调有两类:一类用do、sol定弦,有清板、二板、三板;一类用sol、re定弦,有杨调、苦禀、二黄、二流。同类腔调可联缀使用,不同腔调有不同的结构和艺术表现力。六十年代开始,二板、杨调、苦禀、二黄四种基本腔调发展为各种板式,如倒板(即导板)、摇板、连板、垛板、散板等,形成四个基本腔调的曲调系统;并在二板、杨调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腔类——反二板和反杨调。除这些基本腔调外,还吸收了半边月、平板,六六板等情绪开朗的腔调作为辅助唱腔。
        黔剧伴奏乐队有“文场”、“武场”之分。文场以高胡为主,辅以扬琴、琵琶、三弦、二胡、中胡、低胡、竹笛,唢呐等。武场乐器有大锣(即苏锣)、钹、小锣,板和小鼓等,有时亦加其它打击乐器。器乐曲牌取自“贵州梆子”和“贵州扬琴”传统曲牌,计三十余首。代表性曲目有《搬窑》、《拷红》、《葬花》、《卓文君》、《珍珠塔》等。
        (2)滇剧。
        滇剧流行于云南及四川会理、贵州盘县等地,其渊源出于秦腔及徽、汉两调。此三腔于清乾隆末年传入云南,在与云南方言和民间音乐的融合中,形成云南第一大戏种——滇剧。
        滇剧唱腔包括:源自徽调的胡琴腔(二黄),源自汉调的襄阳腔(西皮),源自秦腔的丝弦腔(梆子腔)。各声腔有特定的表情范围,如胡琴腔擅于表现哀伤沉痛、凄凉悲壮情绪;襄阳腔多用于欢欣诙谐情绪的表现;而丝弦腔则多表现高亢激越或清新优美之情。声腔的应用一般系一剧一腔,但按表现需要有时也用一剧二腔或三腔。除三类声腔外,还有一些来自民歌的腔调,如大筒筒腔、七句半、二郎梭、大裁衣等。
        滇剧音乐结构为板腔体,板式与皮黄腔大同小异。胡琴腔与襄阳腔的主要伴奏乐器有胡琴、月琴、三弦等。丝弦腔主要伴奏乐器为锯琴(板胡类,似早期秦腔的二股弦)。其它腔调的伴奏乐器亦有用笛子、唢呐或二胡为主的。打击乐器有大锣、大钹及堂鼓等。
        滇剧的剧目约有八百多出,代表剧目有《黛玉葬花》、《江油关》、《京娘送兄》、《牛皋扯旨》、《荷花配》、《打瓜招亲》等。
        (3)云南花灯剧。
        云南花灯剧是于明末清初由民间歌舞形成雏型,而于二十世纪初经吸收滇剧表演手段而基本成熟的云南戏曲剧种。今广泛流行于云南各地和四川会理县、贵州盘县等地。由于云南省不同流行地的花灯剧在剧目、唱腔、艺术风格上的差异,而形成大约九个地方性流派。
        花灯剧音乐为曲牌联缀体结构,曲牌以明清俗曲和云南民歌小调为主,如[挂枝儿]、[打枣杆]、[金纽丝]、[倒搬桨]等,数量达千余首。由于花灯剧保留着歌舞并重的传统风格,许多曲牌仍具有鲜明的舞蹈节奏和风格。近年来,花灯剧音乐还吸收了一些滇剧、云南扬琴等省内外剧(曲)种的唱腔和板式变化手法,使其音乐更加丰富。
        云南花灯剧以二胡为主要伴奏乐器。传统剧目除有《拉花》、《板凳龙》、《秧鼓佬》等歌舞,《英台小唱》、《十二双红绣鞋》等小演唱外,大多为《打花鼓》、《放羊》、《探干妹》一类民间生活小戏。新整理编演的剧目有《依莱汗》、《红葫芦》、《孔雀公主》等,实为一个音乐、舞蹈、戏剧并重的独特剧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