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以它激越的奔流,唤醒了混沌苍莽的晋、陕古原。它从内蒙古河套地区进入晋西北,经过山西河曲流入晋陕大峡谷。生生不息的黄河之水将处于黄土高原地带的内蒙河套、山西和陕西连接起来,形成了晋、陕音乐区。它北达内蒙西部的东胜、包头、五原、临河等地;南至秦岭;西靠宁夏的盐池,隔子午岭、陇山与宁夏及甘肃毗邻;东逾太行山,与河北省接壤。晋、陕在地理环境及古代文化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
        山西全省除晋中、晋南、上党、忻定和大同五个盆地外,绝大多数是土石山区。西、南、东与邻省有天然的分界,北面则以人工修建的长城与内蒙古为邻。山西处于黄土高原的东部。晋西北为半农半牧区,晋南是农业区。北部山歌丰富,最具特色,南部戏曲、说唱发达,晋中器乐盛行。公元前十六世纪夏王朝以后,历代统一的王朝大多数建都在山西邻省,由于它处于边疆与中原的中间地带,因而在古代社会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山西都占有特殊的地位。
        陕西简称秦或陕,从南到北分陕北、关中、陕南。由于陕南地处秦岭以南,在气候、植被、习俗等方面都与川东、鄂西北相近,尤其是民间音乐的品种、风格都与陕北、关中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它不适于划入晋、陕音乐区。陕北、关中与晋北、晋南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陕北与晋北相同,地属黄土高原,北部沙丘、草滩交错,南部沟梁、峡谷起伏,同样是半农半牧地区,气候经常干旱,历来是个贫困的山区,山歌是它的主要音乐品种。关中则不同,俗称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农业历史悠久,多古灌渠,是个著名的麦棉产区。在民歌中小调最具代表性。其他戏曲、说唱、器乐都十分发达。陕西是周、秦、汉、唐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上有十一个王朝在长安(今西安)建都,历经一千余年,是我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的地方。陕西北部与内蒙相邻,历来是民族间交流与冲突的重点地带。由此可见晋、陕的地理与文化环境有着众多共同因素。语言上晋、陕同属“西北官话”,即北方方言的西部次方言区。这个方言区,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至于内蒙河套汉族方言又是西部次方言区下的包大片(即包头至大同一带)。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促使晋、陕同处一个音乐区的关键所在。
        黄河中游流过的地方,是我国上古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史传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寝,就坐落在陕西黄陵县境内。黄帝不仅代表着中华民族,也是古老中华文化的象征。山西南部地区还长期处于中原文化圈的中心地带,尧、舜、禹都以这里为其政治中心。遍布这一地区的各种文化遗址,如西侯度、匿河文化,以及陕西半坡遗址等,都可以证明这里是中华民族发源地之一。在古乐器方面,如山西万荣荆村曾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陶埙。陶寺遗址发现的铜制铃形器外,还出土了用鳄鱼皮作鼓面的木鼓和我国最早的石磬等。此外,还有陕西铜川王家河出土的骨哨,以及各地相继出土的编钟、石磬等。晋、陕一带原有的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与黄河下游地区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经过融合、吸收、发展,为华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山西在历史上曾经历过数次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变化,北方强盛的游牧民族常通过这里与中原地区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友好的,战争的)。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在此交流、碰撞、融合,由此便形成了山西地区文化的一些特色,这种特色也同样反映在音乐文化中。
        陕西在汉武帝时,曾派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西域至中亚的通道,促进了西域各族人民和中亚诸国与汉帝国之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发展。被称为“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到了唐代更加繁荣。当时的长安不仅是拥有百万人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进行国际贸易,对外文化交流的著名大城市。当时,先后来陕的日本留学生就有几万人,是他们最早把唐代的音乐带回日本。因此,陕西的音乐文化除吸收各兄弟民族音乐外,同时还大量地吸收过外域音乐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陕西音乐文化自身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