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所保存的民族音乐,首先有原住民的音乐,其次有自十七世纪以后大量移民所带进来的汉族民间音乐。后者汉族大部分继承大陆南方闽南及客家系的音乐,小部分系近三百多年产生于台湾的民间音乐。
        有关台湾的民族音乐之描述或记录,虽在清代文献已出现,但是民族音乐的田野采集与整理研究工作,要等到日据时代末期才开始。日据时代的研究者可以分为音乐学者与非音乐学者(包括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学者):
        前者有柯丁丑、张福兴及日本人田边尚雄、一条慎三郎、竹内重雄、黑泽隆朝等;后者有伊能嘉矩、北里阑、移川子之藏、佐藤文一、国分直一、浅井惠伦、稻田尹等。其中,田边尚雄、黑泽隆朝和浅井惠伦还留下宝贵录音资料。黑泽隆朝是日据时代做民族音乐田野调查工作的最后一人,他于1943年在台湾全岛上做了深入而全面的原住民音乐采集工作,并于战后出版名著《台湾高山族的音乐》。该书可以说是日据时代研究台湾原住民音乐最完整的著作,成为后代研究台湾民族音乐者必读的参考资料。然而,以上所述无论清代或日据时代的民族音乐的研究,只是在少数学者之间引起注意,可惜未能获得多数音乐家或本地一般大众的重视。
        台湾进入六十年代,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而引发西方文明的冲击。于是社会结构逐渐改变,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也开始改变了。民族音乐,无论原住民的音乐生活或汉族的传统民俗音乐活动都被遗忘而任其式微。这时新的外来的流行音乐,便逐渐取代了民间音乐的地位,民歌采集运动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由少数有心的音乐家发动起的。
        1966年1月至1967年8月,在台湾掀起了一个空前的民歌采集运动,这个运动无论其规模或成果都超过了已往台湾地区民歌采集的任何记录。民歌采集运动是由史惟亮与许常惠发起的。他们感到:一方面中国现代音乐的创作,迫切地需要以民族音乐的传统作为泉源,另一方面本地民族音乐遭到愈来愈严重的冷落与破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大力维护民族音乐文化传统,发起了民族音乐的抢救工作。
        民歌的田野采集工作,首先由中国青年音乐图书馆组织,接着成立中国民族音乐研究中心,更全面而积极地推展,使它达到了空前高潮。在这次民歌采集运动中,他们共采录了两千首以上的平地与山地的民歌。可以说是自郑成功驱逐荷人开拓台湾以来,中国人在台湾所做的最大规模和最有系统的民族音乐的采集工作。到此为止,台湾各地的民歌总算有了详细而具代表性资料,可以作为继续整理、研究与发扬工作的基础。可惜这些极有意义的工作,后来遭遇经费上的困难,民族音乐研究中心的工作不得不停顿下来。
        1967年,当史惟亮与许常惠发起民歌采集运动的时候,带给当时的艺术界,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作曲家们异常的惊讶。因为,当时他们被视为提倡西方现代音乐,鼓吹中国现代音乐的领导人,好像与传统中国音乐背道而行。所以当他们回到中国古老的民俗音乐,或更原始的土著族音乐的田野时,这怎么不叫年轻一代的所谓前卫作曲工作者深思,而重新考虑传统民族音乐的价值呢。1973年,史惟亮又发起中国现代乐府活动。史惟亮说:“我们不仅以演奏世界名曲为满足,更愿以继承汉代乐府的精神,效协律都尉李延年创造新声的典型,做一系列音乐创作的发表,把音乐的百川汇为浩瀚中华乐海!”李延年所领导的汉代乐府,是以搜集民歌为基础创新中国音乐为宗旨的重要机构。于是,史惟亮提出:中国民歌要与西乐曲式结合,作曲者们积极响应,于1973年7月第一次发表了他们的作品。可惜在中国现代乐府的作品发表会后,因史惟亮离开省交响乐团的团长职位,举行了三次便停止了。
        云门舞集是由舞蹈家林怀民发起的。然而在精神上它继承了中国现代乐府的宗旨。所以,也可以说中国现代乐府由云门舞集继承发扬光大下来。对于这一点,林怀民曾经在云门的首次公演上说得很清楚:“以中国人作的音乐,由中国人编舞,跳给中国人看!”
        今天云门舞集已成为跳给全世界人看的代表现代中国的第一流舞蹈。而且,由于云门舞集的邀请,产生了许多杰出的现代音乐作品,林怀民从某一角度来说,成了台湾中国现代音乐的催生者。史惟亮寻根于汉代乐府,林怀民寻根于更远的黄帝舞乐云门大卷,但二人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以中国传统乐舞为根创新我们现代的乐舞,他们功不可没。
        研究民族音乐的学术活动
        台湾的大学中,设有与民族音乐相关的研究所者,以私立中国文化大学为最早。文化大学于1962年成立艺术研究所,所里设有音乐一组,该组由庄本立教授主持。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所里设有音乐学组,主要课程为音乐史与民族音乐学,由许常惠教授主持。
        台湾的音乐艺术学术性活动,以往不受音乐界内外的重视,因此很难提高其学术水平。究其原因,不外于:
        (1)省内培养音乐学人材及设有音乐学课程的学校极少。
        (2)音乐学的专材,大部分为由海外留学归来之学者。
        (3)省内缺少互相研讨观摩之学术性活动。
        所幸的是,近年来这种局面有了好转,比较重要的学术活动有:
        (1)国际南管会议。
        1981年,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主办。与会海内外人士有:吴春熙、吕锤宽、王士仪、余承尧、邱坤良、吴守礼、李殿魁、曾永义、黄祖彝、许常惠、苏志祥、叶娜、李祥石、陈蕾士。
        (2)国际民族音乐学会议。
        从1983年起,两年一次,系国际性会议。与会海内外人士有:岸边成雄、德丸吉彦、三谷阳子、藤井知昭、小岛美子(以上日本),Serge Gut、Mireille Helffer、郑瑞贞(以上法国),骆维道、韩国鐄、梁铭越、Mendle Hood(以上美国),韩万荣(韩国),Jose Maceda(菲律宾),曹本治、叶明媚、陈蕾士、刘靖之、费明仪、李明(以上香港)。
        (3)民俗音乐研究会。
        从1986年起,一年举行两次研究会。参加者限于省内会员,现有会员约五十名。
        此外,1989年成立的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对本地民族音乐的维护、研究及推广的工作贡献良多。该基金会由企业家施合郑出资,聘邱坤良为秘书长,出版《民俗曲艺》月刊,不定期举办民俗艺术讲习会及开展北管戏子弟团与大专戏剧系学生的建教合作等有意义活动。
        音乐学者
        音乐的研究工作,无论音乐学(Musicology)或音乐理论(Theory of Music),在台湾都比较不被重视。因此,在这一方面的人材最少。
        以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来说,它的工作缘于1966至1967年的民歌采集运动。最初史惟亮与许常惠发表研究论文,然后,李哲洋、颜文雄、林信来紧跟其后。另外从日本回来之吕炳川投入民族音乐学的行列。1970年后又有骆维道与杨兆祯发表了有关的论文。台湾自1979年成立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及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80年师大成立音乐研究所,相信未来的民族音乐的发展是可期望的。
        音乐史的研究方面,有韩国鐄和张已任对中国近代音乐史的研究;薛宗明对中国古代音乐史料的整理与出版;庄本立在中国传统乐器上的科学研究。此外刘燕当在美学上的研究,也都是值得重视的。至于台湾本地的音乐史编著,以许常惠的《台湾音乐史》为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