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的比较论研究,开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王光祈是中国音乐界在这门学科中的先驱者,而且被日本著名音乐学家岸边成雄誉为是“把柏林学派的比较音乐学观点第一个介绍到东方来的”学者。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东方民族之音乐》、《东西乐制之研究》、《欧洲音乐进化论》第九章“欧洲音乐进化概观与中国国乐制造问题”、《千百年间中国与西方音乐的关系》、《中国音乐史》等。对于王光祈在比较音乐学方面的贡献,有学者认为:“一是以文化价值相对论来评定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价值,开创了中西音乐比较的领域,打破了西方比较音乐学局限于非欧洲音乐范围研究的桎梏。”“二是注重各民族文化传统及其对音乐影响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在中西音乐与各自文化传统的平行比较中提出的三个不同点,形成了音乐及文化的整体比较,肯定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所形成的音乐文化和西洋音乐文化一样,是有其鲜明的民族性并牢固地根置于各自的整个文化躯体中。”(管建华《试论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学观点》)因此,王光祈作为中国和东方比较音乐学的第一位开拓者,对我国比较音乐学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
        历史回顾
        与王光祈同一时期,国内的许多音乐家都先后写作了一些有关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文章,如《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最近一千年来西乐发展之显著事实与我国旧乐不振之原因》(萧友梅),《“国乐”跟“西乐”》(赵元任《新诗歌集》),《中乐寻源》(童斐),《中西音节之相合》(杨勃),《中西音乐归一说》(王露),《中西音乐之比较》(祝湘石),《中西音律之比较》(杨昭恕),《中西歌咏术的比较》(李任公),《中西音乐发达概况》(宋寿昌)等。
        此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本领域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本世纪五十年代,朱谦之《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之影响》,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中国乐律理论西传说。同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还有:《汉唐时期西域琵琶的输入和发展》(常任侠)、《从音乐史上看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关系》(阴法鲁)、《隋唐燕乐的成立、遗变和流传》(潘怀素)、《关于隋唐时代吸收西域音乐的历史经验》(马可)等。
        研究方法的探索与创新
        自本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音乐界与国外学术界进行了交往,由国外介绍进来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使中国音乐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得以升华。所谓“关于在文化中的音乐(music in culture)的研究”,“它不仅研究音乐本身,而且也研究这种音乐周围的文化脉络”。无论是从各种文本的音乐辞书译出的有关词目、重要专著的完整译本和节译篇章,还是散见于中央音乐学院《世界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外国音乐资料》、《音乐译文》、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学术信息》等各种刊物和内部文集中的专题论文,或者是有关音乐院校邀请国外民族音乐学家来华讲学,对于开拓视野和引进有关的研究方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也相继发表了有关民族音乐学和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论方面的专论,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具有开拓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研究方法思路的功效。
        一批中国学者的外访,亲临现场的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为在实践中探讨研究方法提供了可能和现实的条件。不少人先后访问东南亚、东北亚、南亚、西亚、拉丁美洲、阿拉伯等地区和奥地利,实地观察各国各地的民族民间音乐;另有人先后赴匈牙利、突尼斯、美国、德国等进行考察或研究。
        杜亚雄的论文《裕固族西部民歌与有关民歌之比较》采用音乐特征与民族迁徙历史、语言特点等相互结合参照考证的方法,论证了匈牙利民歌与中国西北部的裕固族民歌之间值得注意的亲属关系;认为裕固族人是古代回鹘的后裔,并可能与亚洲的匈奴人有密切关系。据此推断:匈奴人的音乐是匈牙利民间音乐的一个祖源。
        王耀华在专著《琉球、中国音乐比较论》中,主要探索了从文化整体来研究音乐和音乐考证的多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即:根据现存的活的音乐(包括乐器、曲调、音阶、调式、演奏法、音律等)与历史文献记载、考古器物、乐谱等方面的证据,互相参照,进行多方论证,使学术探讨具有较为广阔深厚的基础,从而得出较为可靠的结论。王耀华在《三弦艺术论》中,试图从更为广阔的领域,运用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俗学、宗教学、美学等多学科的学术研究成果,从文化整体上来研究音乐,以明确音乐在文化整体中所处的位置及其自身的特点。
        李昕在对北美印第安民歌同我国阿尔泰语系若干民族民歌的比较研究中,从民歌中的音调结构、旋律走向、节奏特点和发展手法等方面的共同特征的分析人手,运用人类学、考古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科研成果为旁证,提出了北美印第安若干部落民歌中的共同特征,很有可能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歌原始形态的历史遗存”的设定。
        研究领域的拓宽与深化
        如果说,二三十年代,王光祈、萧友梅等先驱者的比较研究,是以“中西(即:中国与欧洲)比较”为主题的话,那么,综观当今,中国音乐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除在这一领域有进一步深入的开拓之外,在中国与日本,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丝绸之路音乐、印第安音乐、匈牙利音乐等方面,都有辛勤的耕耘者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1)中西音乐比较研究。在中西(主要是中国与欧洲)音乐比较方面,钱仁康先生的成果是突出的。他对中外曲式共同规律的研究,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思考、准备,现已连续发表了多篇系列性论文:《论顶真格旋律》、《起承转合的结构功能》、《音乐语言中的对称结构》、《双拽头体和巴歌体》。
        管建华的研究也提供了颇丰的成果,如《中西音乐及其文化背景之比较》,从宏观着眼,对中西音乐的曲式结构与思维方式、音乐与语言、音乐与绘画、音乐绘画与物理时空观、音乐与哲学、中西音乐各自的主流,进行了比较;《论中西音乐艺术的时空模式》以音乐刚性时空模式和音乐柔性时空模式作为中西音乐艺术两种模式差异比较的起始,进而从美学、文化哲学、自然观、宇宙观、艺术美学的价值导向与文化选择等方面论述了产生中西音乐艺术时空模式差异的因由,最后得出结论:“对中国及东方音乐有机本体和相对时空观的持久生命力的理解,对西方音乐无机本体和绝对时空体系的科学方法以及艺术价值论体系的创建方法的融会贯通,东西音乐哲学方法模式构成认同的结合,是建立新的音乐艺术时空模式和新的音乐艺术美学价值论的必由之路。”管建华与蓝光明合作的《“慢惮”音乐及其与“奥加农”之比较》,从四川新都宝光寺佛教仪式“放焰口”的“慢惮”音乐与欧洲天主教的“奥加农”音乐的比较,探索多声现象的起源。
        此外,有关中西曲式、中国戏曲与西方歌剧、中西音乐美学、西方音乐传入中国、中西唱法、中西乐器及其演奏手法、中外扬琴等方面的论文,对专题的研究有深化作用。
        (2)中匈音乐比较研究。近十年来,作为中西音乐比较研究的一个方面,中匈音乐的比较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981年,杜亚雄在对裕固族民歌进行了十七年的搜集、整理、研究之后,发现裕固族西部民歌与匈牙利古代民歌有许多共同因素,于是,在《裕固族民歌的音乐特色》中,首次发表了这一研究成果。此后,又撰文《裕固族西部民歌与有关民族民歌之比较研究》,以裕固族西部民歌和匈牙利古代民歌有完全相同的音乐特点为依据,结合匈奴西迁的有关史料考证,得出“匈奴音乐文化的确是匈牙利民间音乐的渊源之一”的结论。该论文发表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反响,匈牙利、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日本等国的学者均有对此加以评述介绍者。接着,相继发表的文章有《匈奴西迁及其民歌在欧洲的影响——兼答罗·塔·安德拉斯教授》(杜亚雄)、《匈牙利民歌同我国某些民歌相似的原因浅析》(张瑞)、布杰和张瑞商榷的文章《裕固族西部民歌与匈牙利民歌相似的原因》、《匈牙利民歌与哈萨克民歌之渊源探究》(寒冰)、杜亚雄与寒冰商榷的文章《匈牙利民歌与哈萨克民歌有渊源关系吗?》等。
        (3)中国音乐与印地安音乐之比较研究。本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有:《北美印第安民歌同我国阿尔泰语系若干民族民歌的共同音乐特征》(李听),以民族为研究对象,寻探两地音乐之关联;《印第安乐曲“祈祷”与晋陕民间音乐之比较》(李武华、曲云),是从器乐曲入手进行的比较,论述了音律、音阶、调式、旋法等方面的近似;张伟华、王雪的文章,记下了作为民族音乐学家亲临现场采访的真实材料和实际感受;《美国印地安人的音乐》(杜亚雄),在介绍该民族音乐概貌的同时,还进行了印地安人音乐与我国北方诸民族音乐的比较研究。
        (4)中日音乐比较研究 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音乐文化交往,古代多从中国影响日本,近代中国又从日本接受影响,因此,中日两国学者对这种历史关系及其规律的研究均有浓厚的兴趣。
        罗传开在致力于中日音乐文化交流,把日本有关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来的同时,还在中日音乐比较研究方面用力甚勤,《中国日本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平行现象(序论)》就是其代表性力作。作者注意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日两国的音乐经历了历时性的变化,出现了明显的类似现象:引进西欧式军乐、出现相似的学堂歌曲和学堂乐歌、创办专业教育、繁衍和发展“洋乐”与“外来音乐体裁”、分别出现具有革新精神的民族音乐家(日本的宫城道雄、中国的刘天华等)。
        鲁松龄的《尺八初探》,是以福建南音洞箫为基本对象,以现存于日本正仓院、法隆寺、东大寺、西大寺的中国唐制尺八和中国文献、考古器物、图像为参照系,而考证中国尺八的历史渊源。她的另一篇论文《日本输入西洋音乐三部曲——锁国、开放与反思》从系统梳理日本自江户时代、明治维新时代、直至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输入西洋音乐的历史入手,考察其由封闭锁国到“门户开放、盲进”而转入“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反思”的变化过程。
        两篇关于日本雅乐的研究文章是《日本雅乐与西安鼓乐的比较研究》(李石根)和《从日本雅乐看唐代拍数的表现》(吕洪静)。前者直接通过曲体结构、乐队组合、乐谱谱式、调式音阶、表演技法等五个方面的比较,窥探二者之间的血缘关系,作者的另一目的是“或许还可以找到唐代音乐的真实面目和音调来。因为在日本雅乐中确实可以找到与西安鼓乐(当然不会只是西安鼓乐,还有其他乐种)相接近的音调规律”。后者,从“唐代的音乐为日本雅乐之母”的论证开始,以“日本雅乐中拍数的表象”为依据,进而探讨我国唐代“拍数”的实际状况及其未被充分记载的原因乃在于当时的乐工伶人“皆能言之”。
        焦杰的《长安古乐与日本民歌调式之比较》、秦德祥《谈中日民歌调式关系》,提供了中日音乐在调式音阶方面相通相异的研究成果。
        1986年7月至1987年7月,王耀华曾应邀到日本冲绳等地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研究活动,于1987年7月在日本出版了日文版《琉球· 中国音乐比较论》。该著作分别对琉球工工四乐谱与中国工尺谱、琉球三线调弦法与中国三弦调弦法、琉球与中国的打花鼓、琉球组舞与中国戏曲、琉球与中国的龙船歌、琉球王朝乐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追溯其由中国传入琉球的历史渊源,分析了当地人民在吸收过程中的独特创造。1991年12月,他的《三弦艺术论》中文本出版。全书共三卷,上卷《中国三弦及其音乐》、中卷《日本冲绳三线及其音乐》,分别对两地三弦的源流、形制、乐谱和记谱法、定弦法、音乐系谱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下卷是对两地之间存在的历史关系、文化交流、音乐形态的各个方面(如:乐器形制、乐曲、记谱法、定弦法、演奏方式、创作方式、音乐思想等)关联的论述。
        此外,关于中日音乐关系的文章还有:《传奇式的人物藤原贞敏——其人其事及其乐器》(金文达)、《清末日本军歌传入中国初考》(石磊)、《隋唐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易民)、《中日音乐文化交流史话》(郎樱)、《古琴音乐流传日本》(谢孝萍)等。
        (5)中国音乐与亚洲其他国家音乐的比较研究。伍国栋的《缅甸民族乐器与缅中民族乐器之联系和比较》,在从“缅甸王室乐队及其乐器”、“缅甸民间乐队中的几种皮鼓类乐器”这两个方面来分类描述缅甸主要民族乐器的历史和现状之后,再从缅中民族乐器相联系的历史和现实的文化背景中展开有关民族乐器(包括:体鸣乐器、膜鸣乐器、弦鸣乐器、气鸣乐器、缅甸乐队基本律制等方面)的比较研究,进而从民族学角度来认识缅中乐器诸多联系的深刻根源是种族的历史性联系。
        在对东南亚民族乐器的实地考察研究中,陈自明的《缅甸民族乐器考察》、毛继增的《柬埔寨民族乐器采访录》具有资料翔实、论述客观的实录性特点。
        陈自明的《印度“拉格”初探》、薛克翘的《从两大史诗看印度古代音乐》,是对印度音乐的特点及其历史进行深入探讨的论文。陈露茜的《印度的传统音乐》,对印度传统音乐的音名和记谱法、音律与音阶、拉格作了概略的论述。
        俞人豪的《先伊斯兰时代西亚北非的音乐文化》把研究视点集中于阿拉伯人建立庞大的萨拉森帝国以前的中西亚北非地区音乐文化,为本领域的研究打开了一条新路。李一丁的《巴基斯坦的音乐》、赵佳梓的《亚洲各国音乐》,分别对巴基斯坦和亚洲各国的音乐进行了概述,开拓了视野。
        俞人豪的《亚非拉音乐是一个尚待开拓的新的研究领域》、林凌风的《西南各民族音乐研究在东南亚音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两篇有关学科建设构想的论文。
        叶栋、金建民的《“仁智要录·高丽曲”解译与考释——兼论古代朝鲜和外族的音乐文化交流》把《仁智要录·高丽曲》置于古代朝鲜与中国、日本、西域、渤海以及其他外族音乐文化交流的背景中来进行考释,不仅对于高丽乐源流的探索,而且对于相关国家、民族的音乐文化交流史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韩国鐄的《西双版纳傣族与泰北音乐传承的比较》从族源、文化风俗、主要乐器、主要乐种、传承现况等方面,对两地的傣族与泰族作了比较研究。
        (6)丝绸之路音乐的研究。对于丝绸之路有广义与狭义的理解。广义的包括沙漠丝绸之路、农业丝绸之路、森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或者是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是“从汉代到唐代,自中国的古都长安,西至今日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横穿苏联中央亚细亚,向西通过伊朗,往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前进,进入欧洲”。在中国音乐界,目前比较活跃的是对于狭义丝绸之路音乐的研究。
        《新疆艺术》在创刊四周年和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曾从该刊所发表的一百多篇文章中选出三十二篇,辑为《丝绸之路乐舞艺术》出版,其中论述丝绸之路音乐的文章占三十篇,分别对十二木卡姆、苏祗婆“五旦”理论、龟兹乐、火不思、鼓吹乐、唐代西域音乐、伊州曲、琵琶、卡龙琴、龟兹筚篥、新疆石窟壁画乐器、哈萨克民间乐器与乐曲、西凉乐舞、龟兹乐舞史、乐师史、敦煌乐史资料等进行了研究。此后,陆续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研究论文,如《丝路艺术与丝路音乐的研究》、《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与丝绸之路的开拓》(李石根)、《南方铜鼓的西渐》(杨德鋆)、《西域音乐对日本和朝鲜之影响》(岸边成雄)、《新疆文化与草原文化》(孟驰北)《清商乐与西域乐舞》(宋博年)、《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及其走向困境中的思索》(王嵘)、《龟兹石窟壁画中的西亚乐器》(霍旭初)、《敦煌古谱倾杯乐考》(郝毅)、《丝路音乐文化的探索与弘扬》(夏野)、《维吾尔族木卡姆的几种类型及其比较》(桐书)、《略谈中原与西域音乐文化的相通性》(邵光琛)、《维吾尔民歌与西北汉回民歌比较》(李菁娥)、《最早内传的西域乐曲——“摩兜兜勒”研究》(钱伯泉)、《论西域歌舞戏》(陈村、霍旭初)、《匈奴音乐考》(玉赛音·克里木)等。常任侠、阴法鲁等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研究具有开拓之功。他们自本世纪三十年代就已开始此项工作。常任侠于1980年发表的研究论文《汉唐间西域音乐艺术的东渐》,对西域伊朗系乐器的传来、西域传入的“鼓吹铙歌”乐曲及乐器、西域乐人与乐部组织的东来、西域乐曲龟兹琵琶七调的输入与发展、苏祗婆琵琶七调的原语和它的不同名称、隋唐燕乐调的发展与完成、唐代羯鼓的盛行、唐代音乐艺术东传日本诸乐调等问题作了详到的考证与论述。1981年又出版了专著《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阴法鲁先后发表了研究论文《丝绸之路上中外乐舞交流》、《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交流》等,从较为广阔的领域来论述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状况和特点。
        周菁葆的专著《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于1987年出版,上编从纵向历时性论述了西域音乐发展的曙光时期、兴隆时期、异向发展时期、融会时期、规范时期;下编从横向共时性对中国维吾尔族的木卡姆、印度的拉格、巴基斯坦的拉格与克什米尔的卡拉姆、伊朗的达斯特加赫、阿富汗的马卡姆、阿拉伯国家的音乐、土耳其的马卡姆、苏联的马卡姆进行了论述,并对丝绸之路诸国的音乐作了比较,对乐律学说作了研究,将中国与丝绸之路诸国的乐器作了比较。该著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良好的反响。此外,周菁葆还发表了许多研究论文,其中主要的有:《中外木卡姆之比较研究》、《试论龟兹乐与大食乐的关系》、《维吾尔与伊斯兰诸国的乐器比较》、《西域音乐的东渐》、《清代乐舞艺术的交流与融合》、《苏联木卡姆学及其研究》等。
        霍旭初、席臻贯、周吉等,在丝绸之路音乐研究方面都有成果问世,霍旭初、周吉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于《新疆艺术》。席臻贯的《丝路音乐文化流向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是其力作之一,文中提出了“双向对流”说,从新的角度来审视纪元前的东西交流与笛、排箫在丝路音乐中的流向问题,提出了“多线论”比较研究的构想,即空间意义上多线论及时间意义上的多线论。指出:“空间意义上的多线论,若以中国音乐史为例,应形成多民族的多线平行研究,不应囿于以汉族为‘单线’的研究,对于国别、民族更加多姿多彩、纵横交错的丝绸之路音乐文化来说,更应如此。”“时间意义上的多线论,是我们除了汉朝、唐朝以外,还应注意到其它各个时期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的特征,如‘张骞凿空’之前丝路早已开通,音乐交流既然可追溯到很古,那么夏、商、周、春秋各代自亦不能忽视;而唐朝以后,如宋、元、明、清各代的丝路音乐文化交流也都有自己的特征,以往这方面的研究就相对少得多。”
        (本节提及的文章篇目,请参阅《中国音乐学》1993年1期,第2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