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声腔
海盐腔是产生于浙江海盐的明代戏曲声腔,清李调元《剧话》里录有元人姚寿桐《乐郊私语》中有关海盐腔渊源的论述:“海盐少年多善歌,盖出于澉浦杨氏,其先人康惠公梓与贯云石交善,得其乐府之传。……家僮千指,皆善南北歌调,海盐遂以擅歌名浙西。”此记载可看出海盐腔的产生和元代的南北歌调有一定的关系。
海盐腔在明代中叶盛极一时,先后流传于浙江的嘉兴、湖州、温州、台州,及江西、南京、北京等地。明人徐渭《南词叙录》记有:“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明汤显祖也言及江西宜黄人从浙人学唱海盐声,“食其技者殆千余人”(《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明顾启元《客座曲话》载:“海盐多官语,两京人用之。” 海盐腔因音乐风格静好幽雅,颇得当时文人的推崇和扶植,风靡于上流社会。明何良俊《曲论》道:“近世多尚海盐南曲。士夫禀心房之精,从婉娈之习者,风靡如一。”海盐腔道白和演唱多用官话,伴奏乐器不用弦管,主要用锣、鼓、拍板等打击乐器。海盐腔是昆山腔兴起之前的主要南曲声腔。
明万历以后,随着昆山腔的崛起,海盐腔日趋衰微,曲谱也无一留存,以致成为绝响。但它对弋阳腔、昆山腔的演变发挥过一定的作用。有人认为现在海宁皮影戏里的“专腔”和浙江瓯剧所唱的昆腔里保存了某些海盐腔的成分。
弋阳腔元末形成于江西弋阳,又称弋腔、高腔。据明徐渭《南词叙录》及其它文献所言,弋阳腔在明代流传地区极广,遍及北京、南京、安徽、湖南、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在一段时期里和海盐腔并驾齐驱,各霸一方。弋阳腔的唱腔风格独特,运用滚唱、帮腔的手法以烘托剧情。弋阳腔的音乐属曲牌体,但运用灵活,明凌濛初称“江西弋阳土曲,句调长短,声音高下,可以随心入腔”(《谭曲杂劄》)。音乐风格热烈豪放,伴奏只用打击乐器,演出中运用一些地方方言,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因此“四方士客喜阅之”。
弋阳腔与各地的民间音乐、方言、戏曲相结合,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后来的清戏、四平腔、青阳腔、徽州调等都属弋阳腔系统。它对后来各地戏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久不衰,仍是现在川剧、湘剧、徽剧、婺剧、赣剧中具有代表性的声腔。清代弋阳腔曾在北京盛行一时,“开国伊始,都人尽尚高腔,延及乾隆间,六大名班、九门轮转、称极盛焉”(《都门纪略》)。由于它在明清时影响颇广,戏曲史上曾有“南昆、北弋、东柳、西梆”之说。弋阳腔的创作除选用宋元的著名南戏剧目外,还有一些新创作及改编的作品,诸如有较大影响的《易鞋记》、《金锏记》、《珍珠记》等。
余姚腔元末明初产生于浙江余姚,明徐渭在《南词叙录》里载:“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可见明代余姚腔已流传于常州、润州(今江苏镇江)、池州(今安徽贵池)、太平(今安徽当涂)、扬州、徐州等地,成为当时重要的戏曲声腔。余姚腔衰落后,有关它的史料记载很少,其唱法、所用乐器等已难考证。有看法认为明末流行于浙江绍兴的调腔即是余姚腔的支派,也有人认为越剧与余姚腔也有一定的关系。此外,据称安徽青阳腔的产生,除以弋阳腔为主外,也吸收了部分余姚腔的成分。
昆山腔元末明初产生于江苏昆山,又称昆腔、昆曲。它原为流行在昆山一带民间的南戏清唱腔调,因创始人顾坚居于昆山附近而得名。史籍记载:“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魏良辅《南词引正》)明嘉靖、隆庆年间,居于太仓的魏良辅历经十年,与过云适、张梅谷、谢林泉等人广泛吸收了海盐、弋阳等声腔的特点,对昆山腔进行了重大改革,使之跃居其它三种声腔之上,成为明代戏曲腔调中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一种。明徐渭在论及四大声腔时说:“唯昆山腔止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南词叙录》)昔日盛行的海盐腔,也被改革后的昆山腔所替代。因此明王骥德《曲律》说:“旧凡唱南曲者,皆曰‘海盐’。今‘海盐’不振,而曰‘昆山’。” 由于魏良辅在改革昆山腔中所做的突出贡献,后人将他奉为昆山腔的始祖。
魏良辅等人对昆山腔的改革,主要表现在曲调、唱法、乐队等方面。改革后的昆山腔,由原来的“平直无意致”变为“细腻水磨、一字数转、清柔婉折、圆润流畅”的“水磨腔”,明顾启元就曾说:“今又有‘昆腔’,较‘海盐’又为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长,延止数息。”(《客座曲话》)在唱法上,魏氏对咬字、吐字、收音都有一定的讲究,要求“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功深熔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在伴奏乐队的配置上,除笛主奏外,另有笙、箫、管、三弦、琵琶、月琴、鼓板等乐器,也比过去丰富。
用改革后的昆腔创作的第一个剧本是明代传奇作家梁辰鱼的《浣沙记》。该剧以春秋时吴、越两国战争为背景,描写了越王勾践在战败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采用大臣范蠡之计,献美女西施于吴王夫差,以离间吴国君臣,使吴王沉湎于酒色,朝政荒废而最终灭吴的故事。剧中以范蠡和西施的爱情为线索,歌颂了他们为了国家大义而不顾儿女私情的高尚情操,对越王“狡兔死,走狗烹”的行为进行了揭露,批判了吴王夫差荒淫奢靡的生活。《浣沙记》上演后,立即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欢迎,推动了昆山腔的进一步传播。
明嘉靖到清乾隆年间,是昆曲的全盛时期,涌现出许多著名剧目,如《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等。其流传范围也遍及江苏、浙江以及北京等全国各大城市,煊赫一时,并对各地的地方剧种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支派有北昆、湘昆、京昆、永昆、宁昆等。到了清代后期,由于昆曲的音乐形式过于僵化,唱词过于典雅,为适合封建贵族及士大夫文人的审美趣味,而逐渐脱离了广大市民阶层,所以日益趋于衰微凋零,终至被后起的各类地方戏曲所取代。但昆曲作为一种具有完整表演系统的戏曲剧种,仍对后世戏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现今的京剧、川剧、湘剧、赣剧、婺剧、祁剧、桂剧等剧种中,仍留存有它的部分曲牌及剧目。
海盐腔在明代中叶盛极一时,先后流传于浙江的嘉兴、湖州、温州、台州,及江西、南京、北京等地。明人徐渭《南词叙录》记有:“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明汤显祖也言及江西宜黄人从浙人学唱海盐声,“食其技者殆千余人”(《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明顾启元《客座曲话》载:“海盐多官语,两京人用之。” 海盐腔因音乐风格静好幽雅,颇得当时文人的推崇和扶植,风靡于上流社会。明何良俊《曲论》道:“近世多尚海盐南曲。士夫禀心房之精,从婉娈之习者,风靡如一。”海盐腔道白和演唱多用官话,伴奏乐器不用弦管,主要用锣、鼓、拍板等打击乐器。海盐腔是昆山腔兴起之前的主要南曲声腔。
明万历以后,随着昆山腔的崛起,海盐腔日趋衰微,曲谱也无一留存,以致成为绝响。但它对弋阳腔、昆山腔的演变发挥过一定的作用。有人认为现在海宁皮影戏里的“专腔”和浙江瓯剧所唱的昆腔里保存了某些海盐腔的成分。
弋阳腔元末形成于江西弋阳,又称弋腔、高腔。据明徐渭《南词叙录》及其它文献所言,弋阳腔在明代流传地区极广,遍及北京、南京、安徽、湖南、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在一段时期里和海盐腔并驾齐驱,各霸一方。弋阳腔的唱腔风格独特,运用滚唱、帮腔的手法以烘托剧情。弋阳腔的音乐属曲牌体,但运用灵活,明凌濛初称“江西弋阳土曲,句调长短,声音高下,可以随心入腔”(《谭曲杂劄》)。音乐风格热烈豪放,伴奏只用打击乐器,演出中运用一些地方方言,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因此“四方士客喜阅之”。
明清南方城郊戏台(明《南中繁会图》局部)
清代北京茶园演戏图(清人绘)
明代南戏海盐腔演出场面(明《金瓶梅词话》插图)
弋阳腔与各地的民间音乐、方言、戏曲相结合,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后来的清戏、四平腔、青阳腔、徽州调等都属弋阳腔系统。它对后来各地戏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久不衰,仍是现在川剧、湘剧、徽剧、婺剧、赣剧中具有代表性的声腔。清代弋阳腔曾在北京盛行一时,“开国伊始,都人尽尚高腔,延及乾隆间,六大名班、九门轮转、称极盛焉”(《都门纪略》)。由于它在明清时影响颇广,戏曲史上曾有“南昆、北弋、东柳、西梆”之说。弋阳腔的创作除选用宋元的著名南戏剧目外,还有一些新创作及改编的作品,诸如有较大影响的《易鞋记》、《金锏记》、《珍珠记》等。
明代南戏弋阳腔演出场面(明盛明杂剧《义犬记》插图)
余姚腔元末明初产生于浙江余姚,明徐渭在《南词叙录》里载:“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可见明代余姚腔已流传于常州、润州(今江苏镇江)、池州(今安徽贵池)、太平(今安徽当涂)、扬州、徐州等地,成为当时重要的戏曲声腔。余姚腔衰落后,有关它的史料记载很少,其唱法、所用乐器等已难考证。有看法认为明末流行于浙江绍兴的调腔即是余姚腔的支派,也有人认为越剧与余姚腔也有一定的关系。此外,据称安徽青阳腔的产生,除以弋阳腔为主外,也吸收了部分余姚腔的成分。
昆山腔元末明初产生于江苏昆山,又称昆腔、昆曲。它原为流行在昆山一带民间的南戏清唱腔调,因创始人顾坚居于昆山附近而得名。史籍记载:“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魏良辅《南词引正》)明嘉靖、隆庆年间,居于太仓的魏良辅历经十年,与过云适、张梅谷、谢林泉等人广泛吸收了海盐、弋阳等声腔的特点,对昆山腔进行了重大改革,使之跃居其它三种声腔之上,成为明代戏曲腔调中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一种。明徐渭在论及四大声腔时说:“唯昆山腔止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南词叙录》)昔日盛行的海盐腔,也被改革后的昆山腔所替代。因此明王骥德《曲律》说:“旧凡唱南曲者,皆曰‘海盐’。今‘海盐’不振,而曰‘昆山’。” 由于魏良辅在改革昆山腔中所做的突出贡献,后人将他奉为昆山腔的始祖。
魏良辅等人对昆山腔的改革,主要表现在曲调、唱法、乐队等方面。改革后的昆山腔,由原来的“平直无意致”变为“细腻水磨、一字数转、清柔婉折、圆润流畅”的“水磨腔”,明顾启元就曾说:“今又有‘昆腔’,较‘海盐’又为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长,延止数息。”(《客座曲话》)在唱法上,魏氏对咬字、吐字、收音都有一定的讲究,要求“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功深熔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在伴奏乐队的配置上,除笛主奏外,另有笙、箫、管、三弦、琵琶、月琴、鼓板等乐器,也比过去丰富。
用改革后的昆腔创作的第一个剧本是明代传奇作家梁辰鱼的《浣沙记》。该剧以春秋时吴、越两国战争为背景,描写了越王勾践在战败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采用大臣范蠡之计,献美女西施于吴王夫差,以离间吴国君臣,使吴王沉湎于酒色,朝政荒废而最终灭吴的故事。剧中以范蠡和西施的爱情为线索,歌颂了他们为了国家大义而不顾儿女私情的高尚情操,对越王“狡兔死,走狗烹”的行为进行了揭露,批判了吴王夫差荒淫奢靡的生活。《浣沙记》上演后,立即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欢迎,推动了昆山腔的进一步传播。
明嘉靖到清乾隆年间,是昆曲的全盛时期,涌现出许多著名剧目,如《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等。其流传范围也遍及江苏、浙江以及北京等全国各大城市,煊赫一时,并对各地的地方剧种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支派有北昆、湘昆、京昆、永昆、宁昆等。到了清代后期,由于昆曲的音乐形式过于僵化,唱词过于典雅,为适合封建贵族及士大夫文人的审美趣味,而逐渐脱离了广大市民阶层,所以日益趋于衰微凋零,终至被后起的各类地方戏曲所取代。但昆曲作为一种具有完整表演系统的戏曲剧种,仍对后世戏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现今的京剧、川剧、湘剧、赣剧、婺剧、祁剧、桂剧等剧种中,仍留存有它的部分曲牌及剧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