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弹”迭起
在清代戏曲舞台上,除昆山腔外,各地民间不断出现新的声腔和剧种,有梆子腔、皮黄腔、柳子腔、巫娘腔、唢呐腔、啰啰腔、西秦腔、楚腔、吹腔、弦索腔等,这些品种繁多的声腔被称为“乱弹”,它以旺盛的生命力流传于全国大江南北,遍布陕、甘、川、豫、鲁、苏、浙、皖、赣、贵、云、晋、冀、北京等地,并以崭新的姿态向被尊为“雅部”的昆曲的独尊地位提出挑战。“乱弹”诸腔中,以梆子腔、皮黄腔的影响最大。
梆子腔最早形成于陕西,又称秦腔、陕西梆子等。清李调元《剧话》里曾记道:“有秦腔始于陕西,以梆为板,月琴应之,亦有紧慢。俗呼‘梆子腔’。”梆子腔在当地民间音乐基础上加工而成,因使用打击乐器梆子击节而得名,约在明末已出现。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就喜听梆子,命群姬演唱,“己拍掌和之。繁音激楚,热耳酸心”(陆次云《园园传》)。清初以来,梆子腔流行于全国各地,形成了河南梆子、山西梆子、河北梆子、山东梆子、四川梆子等梆子腔声腔系统。并对湖北、江西、安徽、广东、福建、浙江、云南、贵州等地的戏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清代另一重要声腔皮黄腔中的“西皮”即由秦腔衍变而成。
梆子腔是最早的板腔体戏曲声腔。其唱腔是由不同板式组成,这些板式均源于同一曲调。板腔体的创立,进一步丰富了戏曲音乐的结构形式,也是对戏曲音乐形式的一次改革。梆子腔的唱腔主要由上、下句组成,字数一般以十字或七字为主,在节奏上有不同变化,有一板三眼、一板一眼、有板无眼、无板无眼等节拍形式。在腔调上又又有“花音”、“苦音”两种。“花音”擅长表达喜悦、欢快的情绪;“苦音”则多用于悲哀、怨恨的场合。梆子腔在乐队伴奏方面创造了引子、间奏等形式,加强了戏曲乐队的表现力,所用伴奏乐器主要有梆子、板胡、阮、筝、锣鼓等。其音乐风格高亢激越、强烈急促。乾隆四十四年,四川著名梆子艺人魏长生曾领班到北京演唱,轰动一时。
皮黄腔由西皮与二黄两种声腔组成。西皮起于湖北,是由陕西秦腔传至湖北与当地民间音乐相结合发展而成。初称襄阳腔,后为西皮腔,是汉调主要腔调。二黄大概出于江西、安徽一带,由吹腔发展而成,为徽调主要腔调。由于两种声腔产生于南北两地,所以人称西皮为“北路”、二黄为“南路”。二者经过湖北、安徽艺人的加工,合流成皮黄腔,影响逐渐扩大,尤其在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进京后,与湖北汉调结合,并广泛吸收其它戏曲剧种的营养,促成了采用二黄、西皮为主的京剧的形成。此后,皮黄腔遂成为流行于华夏各地的重要戏曲声腔。除京剧外,属于皮黄腔系统的戏曲剧种有汉剧、粤剧、桂剧、滇剧、湘剧、徽剧、赣剧等。
由于皮黄腔由西皮、二黄两种腔调组成,其音乐表现更为丰富,两种腔调各有特点。西皮节奏多样,音程跳动大,一般适于表现昂扬、活泼、喜悦等情绪;二黄节奏较稳,且速度较慢,常用于表现苍凉、深沉、悲叹等情感。两者又有不同的板式,西皮有导板、慢板、二六、流水、快板、散板等;二黄有导板、回龙、慢板、散板、反二黄等。这些板式用于表现不同的情感内容。皮黄腔继梆子腔之后,进一步完善了戏曲音乐的板腔体结构,并解决了戏曲音乐中多年悬而未决的男女分腔问题,为戏曲音乐更深入的塑造人物形象及以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皮黄腔所用伴奏乐器有鼓板、胡琴、月琴、三弦、堂鼓、大锣、小锣等。
皮黄腔发展的高峰以清代京剧的形成为标志。京剧问世以来,出现了大批的著名京剧艺人,有咸丰、同治年间的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光绪年间的谭鑫培、孙菊仙、汪桂芬、刘鸿声等。在这些艺人的共同努力下,京剧在唱腔、表演等方面均有重要发展,新的流派也不断产生,终成为我国最大的戏曲剧种,被誉为“国剧”。皮黄腔随着京剧的产生、崛起,也成为近三百年来影响最大的戏曲声腔,其地位不可动摇。
以梆子、皮黄为代表的“乱弹”诸腔的兴起,与昆曲呈对峙局面,从而形成了清代戏曲史上长期的“花部”(乱弹)、“雅部”之争。
昆曲原是在民间音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声腔剧种,在明清相当一段时期内一枝独秀。但后来因昆曲唱词文雅难懂、曲调典雅清淡而趋于贵族、文人的欣赏趣味,远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尽管被统治者冠以“雅部”、“正音”之名,但仍逐渐走向衰落。相反,被统治者贬为“花部”、“乱弹”的民间戏曲声腔剧种则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清徐珂说:“道光朝,京都剧场犹以昆剧、乱弹相互演奏,然唱昆曲时,观者辄出小遗,故当时有以‘车前子’讥昆剧者。”(《曲稗》)可见昆曲在道光年间已在观众中失宠。另据张漱石《梦中缘传记序》载,观众“所好唯秦声、啰、弋、厌听吴骚,闻歌昆曲,辄轰然散去”。光绪时,昆曲在南方苏州的表演也只能以“顾曲者鲜,宣告辍业”而告终。(参阅徐珂《曲稗》)“花”、“雅”之争在清代大致有三次激烈的交锋:即乾隆初年高腔与昆腔的对峙;乾隆四十四年,四川梆子艺人魏长生进京演出而形成的梆子腔与昆腔的争胜;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进京称盛,与雅部的抗衡。其最后的结果,昆曲宣告衰落,梆子、皮黄等“乱弹”诸腔走红全国大江南北。历经半个世纪的“花”、“雅”之争至此终告一段落。
孔尚任《桃花扇》插图
梆子腔最早形成于陕西,又称秦腔、陕西梆子等。清李调元《剧话》里曾记道:“有秦腔始于陕西,以梆为板,月琴应之,亦有紧慢。俗呼‘梆子腔’。”梆子腔在当地民间音乐基础上加工而成,因使用打击乐器梆子击节而得名,约在明末已出现。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就喜听梆子,命群姬演唱,“己拍掌和之。繁音激楚,热耳酸心”(陆次云《园园传》)。清初以来,梆子腔流行于全国各地,形成了河南梆子、山西梆子、河北梆子、山东梆子、四川梆子等梆子腔声腔系统。并对湖北、江西、安徽、广东、福建、浙江、云南、贵州等地的戏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清代另一重要声腔皮黄腔中的“西皮”即由秦腔衍变而成。
梆子腔是最早的板腔体戏曲声腔。其唱腔是由不同板式组成,这些板式均源于同一曲调。板腔体的创立,进一步丰富了戏曲音乐的结构形式,也是对戏曲音乐形式的一次改革。梆子腔的唱腔主要由上、下句组成,字数一般以十字或七字为主,在节奏上有不同变化,有一板三眼、一板一眼、有板无眼、无板无眼等节拍形式。在腔调上又又有“花音”、“苦音”两种。“花音”擅长表达喜悦、欢快的情绪;“苦音”则多用于悲哀、怨恨的场合。梆子腔在乐队伴奏方面创造了引子、间奏等形式,加强了戏曲乐队的表现力,所用伴奏乐器主要有梆子、板胡、阮、筝、锣鼓等。其音乐风格高亢激越、强烈急促。乾隆四十四年,四川著名梆子艺人魏长生曾领班到北京演唱,轰动一时。
清“同光十三绝”画像(清沈容圃绘)
皮黄腔由西皮与二黄两种声腔组成。西皮起于湖北,是由陕西秦腔传至湖北与当地民间音乐相结合发展而成。初称襄阳腔,后为西皮腔,是汉调主要腔调。二黄大概出于江西、安徽一带,由吹腔发展而成,为徽调主要腔调。由于两种声腔产生于南北两地,所以人称西皮为“北路”、二黄为“南路”。二者经过湖北、安徽艺人的加工,合流成皮黄腔,影响逐渐扩大,尤其在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进京后,与湖北汉调结合,并广泛吸收其它戏曲剧种的营养,促成了采用二黄、西皮为主的京剧的形成。此后,皮黄腔遂成为流行于华夏各地的重要戏曲声腔。除京剧外,属于皮黄腔系统的戏曲剧种有汉剧、粤剧、桂剧、滇剧、湘剧、徽剧、赣剧等。
由于皮黄腔由西皮、二黄两种腔调组成,其音乐表现更为丰富,两种腔调各有特点。西皮节奏多样,音程跳动大,一般适于表现昂扬、活泼、喜悦等情绪;二黄节奏较稳,且速度较慢,常用于表现苍凉、深沉、悲叹等情感。两者又有不同的板式,西皮有导板、慢板、二六、流水、快板、散板等;二黄有导板、回龙、慢板、散板、反二黄等。这些板式用于表现不同的情感内容。皮黄腔继梆子腔之后,进一步完善了戏曲音乐的板腔体结构,并解决了戏曲音乐中多年悬而未决的男女分腔问题,为戏曲音乐更深入的塑造人物形象及以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皮黄腔所用伴奏乐器有鼓板、胡琴、月琴、三弦、堂鼓、大锣、小锣等。
皮黄腔发展的高峰以清代京剧的形成为标志。京剧问世以来,出现了大批的著名京剧艺人,有咸丰、同治年间的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光绪年间的谭鑫培、孙菊仙、汪桂芬、刘鸿声等。在这些艺人的共同努力下,京剧在唱腔、表演等方面均有重要发展,新的流派也不断产生,终成为我国最大的戏曲剧种,被誉为“国剧”。皮黄腔随着京剧的产生、崛起,也成为近三百年来影响最大的戏曲声腔,其地位不可动摇。
以梆子、皮黄为代表的“乱弹”诸腔的兴起,与昆曲呈对峙局面,从而形成了清代戏曲史上长期的“花部”(乱弹)、“雅部”之争。
昆曲原是在民间音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声腔剧种,在明清相当一段时期内一枝独秀。但后来因昆曲唱词文雅难懂、曲调典雅清淡而趋于贵族、文人的欣赏趣味,远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尽管被统治者冠以“雅部”、“正音”之名,但仍逐渐走向衰落。相反,被统治者贬为“花部”、“乱弹”的民间戏曲声腔剧种则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清徐珂说:“道光朝,京都剧场犹以昆剧、乱弹相互演奏,然唱昆曲时,观者辄出小遗,故当时有以‘车前子’讥昆剧者。”(《曲稗》)可见昆曲在道光年间已在观众中失宠。另据张漱石《梦中缘传记序》载,观众“所好唯秦声、啰、弋、厌听吴骚,闻歌昆曲,辄轰然散去”。光绪时,昆曲在南方苏州的表演也只能以“顾曲者鲜,宣告辍业”而告终。(参阅徐珂《曲稗》)“花”、“雅”之争在清代大致有三次激烈的交锋:即乾隆初年高腔与昆腔的对峙;乾隆四十四年,四川梆子艺人魏长生进京演出而形成的梆子腔与昆腔的争胜;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进京称盛,与雅部的抗衡。其最后的结果,昆曲宣告衰落,梆子、皮黄等“乱弹”诸腔走红全国大江南北。历经半个世纪的“花”、“雅”之争至此终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