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观传古律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宗教音乐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理”。为了更广泛的吸引观众,扩大教义的传播,道教、佛教都想方设法化高深艰涩的宗教语言为通俗易懂的“俗讲”,又吸取流行的民间音乐形式及曲调,以促进宗教音乐与民间音乐的结合。这些都在客观上推动了各时期音乐的发展。宗教本身所具有的保守性,又使音乐在长时期内相对稳定不变,因此寺院道观成了保存古代音乐的“冰箱”,留下了丰富的音乐遗产。
道教是中国汉民族固有的宗教,其始可追溯到原始的巫祝,正式形成于东汉中叶。道教音乐即道教在斋醮等宗教活动中使用的音乐,它继承了“巫以歌舞降神”的传统,重视祈禳祭祀,又广收博取各代宫廷礼仪音乐、民间音乐品种,据道教宗旨进行新的创造而形成自己的音乐体系。道教音乐起源于三国至南北朝的《步虚歌》,后发展到唐代达到高峰。唐明皇李隆基崇尚道教,对道士大量封官加爵,并竭力推广道教经典,将道教经文正式纳入科举考试科目。一时之间,道教凌驾于儒、佛之上而兴盛于世。唐明皇不但大力提倡道教音乐,而且亲自创作了《紫云回》、《凌波仙》等道曲。天宝十年四月,李隆基曾在“内道场亲教诸道士步虚声韵”,他对道教音乐的造诣,连道士也不得不赞他“以至明之独览,断历代之传疑。定驎骥于海陆,分景镜于真伪。平上去入,则备体于正声。吟讽抑扬,则宛仍于旧韵。……妙协钧天,克谐仙唱”(《册府元龟》)。到了宋代,出现了道曲谱集《玉音法事》,谱中用曲线形的“声曲折”记录了唐宋时的《玉京步虚词》、《金阙步虚词》、《空洞章》、《白鹤词》、《玉清乐》、《上清乐》等道曲五十首。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道教音乐谱集。
明代的道教音乐和前世相比,更加规范统一,进入定型时期。明朝初年,朝廷设有“神乐观”,专司雅乐和道乐,并以道童为乐舞生,令道士冷谦制订雅乐。当时的斋醮音乐,除沿用过去的旧制外,另创有新的乐章。明成祖时就出现了道教音乐曲集《大明御制玄教乐章》,共记有道曲十四首,皆用传统的工尺谱记谱。除此曲集外,《圣母孔雀明王经》、《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等都对明代道曲有所记载。明代的道教音乐,既有承袭唐、宋、元以来之旧曲,又有据南北曲音乐为基础改制的新曲,还有直接吸收民间音调的乐章,如《一定金》、《采茶歌》、《清江引》等。
清代的道教音乐在继承明代旧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流于民俗化。明末清初以来,道教在民间非常活跃,山西省《襄汾县志》记载:“在清代全县曾有寺、观、院、庵、洞七十余处。”“逢七,设奠鼓于门,亲属皆至,名曰做七。”在这些法事活动中,大量的民间音乐被吸收、运用,进一步促进了道教音乐和民间音乐的相互融合,使道教音乐更加俗乐化,以至于清叶梦珠《阅世编》用“赞诵宣扬,引商刻羽,合乐笙歌,竟同优戏”来描述当时的道教法事。
和佛教音乐相比,道教音乐更具民俗化,涵盖面更广,在民族器乐、戏曲音乐、说唱音乐中,都往往能发现道乐的踪迹,宋代已有并流传至今的“道情”艺术即是道教音乐遗产的一部分。道情作为民间说唱、戏曲艺术流布于江、浙、赣、闽、晋、豫、陕、鲁等地。浙江有温州道情、义乌道情、东阳道情,山西有赵洪道情、神池道情、临县道情、洪洞道情、阳城道情等。明代朱权《太和正音谱》论及道情一词时,曾言道:“道家所唱者,飞驭天表,游览太虚,俯视八弦,志在冲漠之上,寄傲宇宙之间,慨古感今,有乐道徜徉之情,故曰道情。”晚清时在山西、河南、陕西、山东等地出现了许多道情戏班。由此可见道教音乐和民间俗乐相辅相承、相互影响之密切关系。
明清之际的道教音乐,之所以在全国流传区域非常广阔,遍及大江南北,也得益于当时全国各地众多道教名山宫观的存在。著名的有北京白云观、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沈阳太清宫、太原纯阳宫等。这些道教宫观的音乐都因其地域等原因而各具特色,其中尤以湖北武当山道教音乐最具代表性。
武当山地处湖北省西北部,为我国道教活动圣地,素有“亘古无双胜景,天下第一仙山”之誉,由于明成祖朱棣的大力扶持,武当山在明代最为兴旺,自成一派。武当道教音乐也因和皇朝的关系在当时全国道教音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明代,武当山有朝廷供养的乐舞生四百之众。其乐师众多,八宫二观和较大的庵堂均能独立演奏道乐进行祀典法事,每个宫观能执乐的乐师都在十人以上,如再加上山下“伙居道”中的乐师,其规模更为壮观。(参阅史新民《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武当道乐用于各类道教法事中,成为武当道教修道法事、纪念法事、斋醮法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武当山道教音乐主要有韵腔和曲牌两类。又据其演出场合与对象不同,将韵腔分为阳调、阴调;曲牌分为正曲、耍曲。韵腔为武当道乐的主体,是由法事活动中讽经、念咒、诵诰、咏唱发展形成的歌腔,典型的韵腔有《澄清韵》、《梅花引》、《步虚》、《吊挂》等。武当山道教音乐中,每日早晚进行的课诵中所用的音乐是最纯正的道教音乐的代表,它比较完整的保存了道教音乐中最古老的曲调,如渊源甚古的歌曲《步虚》即是用于晚坛中的第一首韵腔。武当山道教音乐的流布范围不大,主要在山上宫观及附近的县城、乡镇。
处于宫观之中的道教音乐,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它本身宗法观念及清规戒律的制约,加之很少受尘世纷乱的骚扰,以及其师徒相承、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及保守性,能在长时间内不间断的发展并较完整的存活下来,成为保存我国古代音乐的宝库。
《步虚》,为道教音乐中古老的曲目,传说“陈思王(曹植)游山,忽闻空里诵经声,清远遒亮,解音者则而写之,为神仙声。道士效之,作步虚声”(刘敬叔《异苑》)。到了唐代,《步虚》更是流行一时,在当时诗人的作品中即有充分反映:方干的《夜听步虚》、施君吾的《闻山中步虚声》、林杰的《府试中元观道流步虚》等等。武当道乐将《步虚》列为每日晚坛所唱的第一首歌曲,保存至今。虽然目前所听到的《步虚》并非汉唐《步虚》的原版,其传承关系还应进一步考证,但在大量古曲几乎全部佚失的今天,《步虚》能在道教音乐中得以存留,不致成为绝响,实是一件幸事,对曲调考古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此外,北京白云观道教音乐也有一部分韵腔保留了古风。(参阅张鸿懿《北京白云观道教音乐》)
道教音乐对保存和发展民间音乐、戏曲音乐也有不小功绩。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中就用了“上云梯”、“孟姜女”、“送情郎”、“剪剪花”、“十月怀胎”等民间曲调。江南正乙教也吸收昆曲和粗细十番锣鼓为其斋醮音乐的组成部分。川西道教音乐在吹打乐中也运用了许多川剧的唢呐、笛子套打曲牌,如[粉蝶儿]、[醉花阴]、[拾牌名]、[小开门]、[柳青娘]、[满江红]等,在用南韵演唱的声乐曲中,有一部分和川剧中的昆腔接近。北京白云观道教音乐也有一部分具有戏曲说唱风格,还有的直接吸收了民间小调。
明清道教音乐在广泛吸收并保存古曲、民间音乐的同时,也丰富了自身,使其成为包含古代音乐成分,又融当时的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间小调、宫廷音乐等音乐种类的一种多层次多内涵的音乐系统,其风格体系也因此带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一定的规范性等特点。道教音乐的诵唱及演奏均由道士担任,形式有独唱、齐唱、散板式吟唱、古乐、吹打乐等。诵唱歌曲为斋醮音乐的主要部分,有“步虚”、“颂”、“赞”、“偈”等几种格式,所用乐器亦十分丰富,有打击、吹管、弹拨、弓弦等。据明《茅山志》记载,当时的国醮演奏乐器的道士已经多达三十名。
明清道教音乐正是以其在宫观、道院、民间的广泛运用,而在音乐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道教是中国汉民族固有的宗教,其始可追溯到原始的巫祝,正式形成于东汉中叶。道教音乐即道教在斋醮等宗教活动中使用的音乐,它继承了“巫以歌舞降神”的传统,重视祈禳祭祀,又广收博取各代宫廷礼仪音乐、民间音乐品种,据道教宗旨进行新的创造而形成自己的音乐体系。道教音乐起源于三国至南北朝的《步虚歌》,后发展到唐代达到高峰。唐明皇李隆基崇尚道教,对道士大量封官加爵,并竭力推广道教经典,将道教经文正式纳入科举考试科目。一时之间,道教凌驾于儒、佛之上而兴盛于世。唐明皇不但大力提倡道教音乐,而且亲自创作了《紫云回》、《凌波仙》等道曲。天宝十年四月,李隆基曾在“内道场亲教诸道士步虚声韵”,他对道教音乐的造诣,连道士也不得不赞他“以至明之独览,断历代之传疑。定驎骥于海陆,分景镜于真伪。平上去入,则备体于正声。吟讽抑扬,则宛仍于旧韵。……妙协钧天,克谐仙唱”(《册府元龟》)。到了宋代,出现了道曲谱集《玉音法事》,谱中用曲线形的“声曲折”记录了唐宋时的《玉京步虚词》、《金阙步虚词》、《空洞章》、《白鹤词》、《玉清乐》、《上清乐》等道曲五十首。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道教音乐谱集。
明代的道教音乐和前世相比,更加规范统一,进入定型时期。明朝初年,朝廷设有“神乐观”,专司雅乐和道乐,并以道童为乐舞生,令道士冷谦制订雅乐。当时的斋醮音乐,除沿用过去的旧制外,另创有新的乐章。明成祖时就出现了道教音乐曲集《大明御制玄教乐章》,共记有道曲十四首,皆用传统的工尺谱记谱。除此曲集外,《圣母孔雀明王经》、《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等都对明代道曲有所记载。明代的道教音乐,既有承袭唐、宋、元以来之旧曲,又有据南北曲音乐为基础改制的新曲,还有直接吸收民间音调的乐章,如《一定金》、《采茶歌》、《清江引》等。
清代的道教音乐在继承明代旧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流于民俗化。明末清初以来,道教在民间非常活跃,山西省《襄汾县志》记载:“在清代全县曾有寺、观、院、庵、洞七十余处。”“逢七,设奠鼓于门,亲属皆至,名曰做七。”在这些法事活动中,大量的民间音乐被吸收、运用,进一步促进了道教音乐和民间音乐的相互融合,使道教音乐更加俗乐化,以至于清叶梦珠《阅世编》用“赞诵宣扬,引商刻羽,合乐笙歌,竟同优戏”来描述当时的道教法事。
和佛教音乐相比,道教音乐更具民俗化,涵盖面更广,在民族器乐、戏曲音乐、说唱音乐中,都往往能发现道乐的踪迹,宋代已有并流传至今的“道情”艺术即是道教音乐遗产的一部分。道情作为民间说唱、戏曲艺术流布于江、浙、赣、闽、晋、豫、陕、鲁等地。浙江有温州道情、义乌道情、东阳道情,山西有赵洪道情、神池道情、临县道情、洪洞道情、阳城道情等。明代朱权《太和正音谱》论及道情一词时,曾言道:“道家所唱者,飞驭天表,游览太虚,俯视八弦,志在冲漠之上,寄傲宇宙之间,慨古感今,有乐道徜徉之情,故曰道情。”晚清时在山西、河南、陕西、山东等地出现了许多道情戏班。由此可见道教音乐和民间俗乐相辅相承、相互影响之密切关系。
明清之际的道教音乐,之所以在全国流传区域非常广阔,遍及大江南北,也得益于当时全国各地众多道教名山宫观的存在。著名的有北京白云观、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沈阳太清宫、太原纯阳宫等。这些道教宫观的音乐都因其地域等原因而各具特色,其中尤以湖北武当山道教音乐最具代表性。
武当山地处湖北省西北部,为我国道教活动圣地,素有“亘古无双胜景,天下第一仙山”之誉,由于明成祖朱棣的大力扶持,武当山在明代最为兴旺,自成一派。武当道教音乐也因和皇朝的关系在当时全国道教音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明代,武当山有朝廷供养的乐舞生四百之众。其乐师众多,八宫二观和较大的庵堂均能独立演奏道乐进行祀典法事,每个宫观能执乐的乐师都在十人以上,如再加上山下“伙居道”中的乐师,其规模更为壮观。(参阅史新民《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武当道乐用于各类道教法事中,成为武当道教修道法事、纪念法事、斋醮法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武当山道教音乐主要有韵腔和曲牌两类。又据其演出场合与对象不同,将韵腔分为阳调、阴调;曲牌分为正曲、耍曲。韵腔为武当道乐的主体,是由法事活动中讽经、念咒、诵诰、咏唱发展形成的歌腔,典型的韵腔有《澄清韵》、《梅花引》、《步虚》、《吊挂》等。武当山道教音乐中,每日早晚进行的课诵中所用的音乐是最纯正的道教音乐的代表,它比较完整的保存了道教音乐中最古老的曲调,如渊源甚古的歌曲《步虚》即是用于晚坛中的第一首韵腔。武当山道教音乐的流布范围不大,主要在山上宫观及附近的县城、乡镇。
处于宫观之中的道教音乐,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它本身宗法观念及清规戒律的制约,加之很少受尘世纷乱的骚扰,以及其师徒相承、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及保守性,能在长时间内不间断的发展并较完整的存活下来,成为保存我国古代音乐的宝库。
《步虚》,为道教音乐中古老的曲目,传说“陈思王(曹植)游山,忽闻空里诵经声,清远遒亮,解音者则而写之,为神仙声。道士效之,作步虚声”(刘敬叔《异苑》)。到了唐代,《步虚》更是流行一时,在当时诗人的作品中即有充分反映:方干的《夜听步虚》、施君吾的《闻山中步虚声》、林杰的《府试中元观道流步虚》等等。武当道乐将《步虚》列为每日晚坛所唱的第一首歌曲,保存至今。虽然目前所听到的《步虚》并非汉唐《步虚》的原版,其传承关系还应进一步考证,但在大量古曲几乎全部佚失的今天,《步虚》能在道教音乐中得以存留,不致成为绝响,实是一件幸事,对曲调考古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此外,北京白云观道教音乐也有一部分韵腔保留了古风。(参阅张鸿懿《北京白云观道教音乐》)
道教音乐对保存和发展民间音乐、戏曲音乐也有不小功绩。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中就用了“上云梯”、“孟姜女”、“送情郎”、“剪剪花”、“十月怀胎”等民间曲调。江南正乙教也吸收昆曲和粗细十番锣鼓为其斋醮音乐的组成部分。川西道教音乐在吹打乐中也运用了许多川剧的唢呐、笛子套打曲牌,如[粉蝶儿]、[醉花阴]、[拾牌名]、[小开门]、[柳青娘]、[满江红]等,在用南韵演唱的声乐曲中,有一部分和川剧中的昆腔接近。北京白云观道教音乐也有一部分具有戏曲说唱风格,还有的直接吸收了民间小调。
明清道教音乐在广泛吸收并保存古曲、民间音乐的同时,也丰富了自身,使其成为包含古代音乐成分,又融当时的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间小调、宫廷音乐等音乐种类的一种多层次多内涵的音乐系统,其风格体系也因此带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一定的规范性等特点。道教音乐的诵唱及演奏均由道士担任,形式有独唱、齐唱、散板式吟唱、古乐、吹打乐等。诵唱歌曲为斋醮音乐的主要部分,有“步虚”、“颂”、“赞”、“偈”等几种格式,所用乐器亦十分丰富,有打击、吹管、弹拨、弓弦等。据明《茅山志》记载,当时的国醮演奏乐器的道士已经多达三十名。
明清道教音乐正是以其在宫观、道院、民间的广泛运用,而在音乐史上占据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