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东汉时由印度传入我国。它在其发展过程中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佛教音乐即佛教在各种法事、法会等宗教活动中使用的音乐,有声乐(唱诵)、器乐两类。在众多的法事活动中,唱诵音乐占有主要的地位,有赞呗(或称梵呗)、偈、咒、诵等形式,其中赞呗最为重要。赞呗一词源自印度,意思是赞叹“三宝”(佛宝、法宝、僧宝)的音调,音乐舒缓典雅、庄严神圣,形式有独唱、齐唱等,主要用来歌颂佛及菩萨,是佛教音乐的精华部分。佛教中的器乐音乐和我国的传统曲牌有一定的关系,所用乐器有笙、管、笛、钟、鼓、磬、木鱼、锣、铙、琵琶、三弦等。
        佛教音乐自传入我国后,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佛教初弘时期的“西域化”阶段;自东晋至齐梁的华化阶段;唐代的繁盛及定型化阶段;宋元以降直至明清的通俗化及衰微阶段。(参阅田青《佛、道音乐述要》)
        明清时的佛教,很受朝廷的重视,明成祖朱棣曾在永乐四年派专人到西藏恭请名僧哈里麻到京并封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渲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自在佛”,并于永乐十五年颁布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五十卷,通令全国佛教徒演唱。清代奉行“以黄教绥柔蒙古”的民族政策,让统辖内蒙、青海佛教事务的大活佛章嘉呼图克图住五台山镇海寺,以融洽与蒙古的关系,康熙、乾隆等皇帝都曾数次朝拜佛教圣地五台山,以表其虔诚之心。
        明清之际的佛教音乐,和当时的道教音乐一样,流于通俗化、民间化。明小说《金瓶梅》中就记载了民间家庭听讲佛曲的场面,有偈、诵、讲,演唱了《一封书》、《楚江秋》、《山坡羊》、《皂罗袍》等曲。(参阅《金瓶梅》第七十回《吴月娘听宣王氏卷》)明成祖朱棣颁布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里,也汇集了当时流行的南北曲四百余首,并将这些民间曲调改名,如《感天人》之曲即《小梁州》、《成就意》即《好事近》等。佛教音乐对民间音乐的吸收、运用,使其形式更加丰富,更深入民间而受到人们的欢迎。佛教音乐既在寺院里引用民间音乐,也在民间宗教仪式活动中传播佛教曲目,这些活跃在民间社会生活中的佛教音乐,因其适应民众的审美情趣而更具俗乐的性质,成为“宗教性”的民间音乐。这些音乐在一些民间吹打乐中影响尤大,运用也最多,如西安鼓乐中就有热烈、粗犷的僧派鼓乐,颇富生活气息。山西八大套也有简朴热烈的僧派音乐。这些佛教音乐由于流传地区不同,且吸收的民间曲调也不同,不仅“声类既各不同”,而且具有风格各异的地方特色。
        明清时大量名山寺院的存在,也为佛教音乐的保存、流播创造了条件。据资料记载,清朝末期,仅天津就有寺庙一百三十六座,当时佛教寺院遍布全国,有佛教名山五台山、峨眉山,有北京智化寺、江苏天宁寺、开封大相国寺等。其中山西五台山寺庙音乐及北京智化寺音乐均有很高的艺术性,至今不衰。
        五台山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其余为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素有“佛国”之称,是我国北方佛教音乐的代表。五台山寺庙非常集中,有五百余座,而且青庙(汉地佛教)、黄庙(喇嘛佛教)共存。青庙历史悠久,东汉明帝时已有,到了唐代有佛寺七十余所,明清时五台山青庙更是兴旺一时,达到鼎盛阶段。据载,明万历十年华严宗高僧憨山大师在显通寺登坛讲经时,“百日之内常住上牌一千众”,盛况空前。黄庙则比青庙历史要短,元代始有,明清时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成祖朱棣曾请西藏名僧哈里麻到五台山传讲喇嘛佛教。清代统治者为加强同蒙古的关系,也“特兴黄教”,到雍正皇帝时,五台山已有规模较大的黄庙二十六所。
        五台山青庙音乐和黄庙音乐有不同的结构、风格特点。青庙音乐由《瑜珈焰口》、《禅门日诵》、《吹腔之部》、《三昼夜本》、《散曲》五部分构成,风格优雅平静。从曲名看来,除赞、偈、真言、咒语外,另有《望江南》、《菩萨蛮》、《水龙吟》、《叠断桥》、《寄生草》、《刮地风》、《五供养》、《感皇恩》、《雁过南楼》等。后者显然沿袭了唐宋曲牌、昆曲,元杂剧及唐至清以来民间歌谣的名称。(参阅刘建昌等《山西宗教音乐调查报告》)尤其是《望江南》一曲,古朴幽雅,有浓郁的古乐品味,音乐史学家黄翔鹏通过对此曲进行考证,认为它是唐代歌曲。青庙音乐的传承方式为师徒式的口传心授,且要求严格,不准有丝毫变动,这对于保持其音乐的稳定性有一定的作用。
        黄庙音乐主要由《诵经禅曲》、《吹腔》两部分组成,大部分音乐有浓郁的民间风格。它的曲名有的是据藏语音译,如《点动一勒石》、《棒错点莲》、《加贯智仲》、《国公达旦》、《各旦儿嘛》等;有的是以“佛语”起名,如《秘摩岩》、《六字真言》、《千声佛》等;有的是来自当地的《八音会》和民间音乐,如《大八板》、《翠黄花》、《水龙吟》》、《四字爬山虎》等。《吹腔》中的音乐大多吸收了民间音乐,因此听起来和青庙音乐迥然不同。黄庙音乐和青庙音乐的记谱,皆用固定唱名,乐队编制大同小异。
        北京智化寺为佛教京音乐的中心。它建于明代英宗正统十一年,是权倾一时的太监王振的家庙。寺院设有编制齐全的乐队,其艺僧也有很高的音乐造诣。该寺自建寺至今,虽几经磨难,但其音乐一直稳定发展,已传到二十八代。
        智化寺音乐包括禅门(声乐)、音乐门(管乐)、法器(打击乐)三部分,分别用于佛事活动中。它有着严格的传承关系,在演奏姿势及技巧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规范,其乐谱也不得随意改动,而只能照本宣科。由于承传严谨,重保守、继承,轻吸收发展,智化寺音乐长时间以来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较完整的保存了其音乐的古老面貌。它所保留的传谱、乐器、宫调、乐谱谱式等都具有悠久的传统。
        以智化寺为中心的中国佛教京音乐,有古谱十余部,载有曲牌六百余首。仅对其中的中堂曲所用的八十四首曲牌进行研究,就可发现,其中从文献可考者有唐乐、唐词牌九首;宋代出现的词牌十三首;金、元时期出现的散曲与词牌二十四首;明以后出现的曲牌十一首,……其源流可上溯到唐、宋时期的乐曲、词牌。(参阅袁静芳《中国佛教京音乐中堂曲研究》)
        寺庙、道观的宗教音乐,经过千百年历史的变迁,一方面固守传统,一方面又兼收并蓄,在一个较为封闭的文化环境内不断吸收、融合、传承、发展,使一批古曲得以保存至今,这也可看作是宗教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