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音乐的历史长河,经过漫长的集汇和衍展,不仅从民族的交融、地域的拓展中得到极大的扩展,而且还从自身内部的蓄积和蕴藏中滋生展衍出丰富多样的艺术样式。随着历史新时期的到来,它涌动奔淌着的潮水,将新的艺术品种不断推向社会音乐生活的堤岸。隋、唐、五代颇为流行的歌舞戏、参军戏等便是在民间音乐深厚基础上的发展。
        歌舞戏,一种有故事情节、角色和化装表演,有歌舞兼或有伴唱、乐器伴奏的雏型戏曲。产生在南北朝末,最初搬演于民间。歌舞戏内容上多与社会现实相关,往往就是社会现实的戏剧化。像歌舞戏《踏谣娘》,原出于北齐民间的故事,后经“时人弄之”所成。歌舞戏流传民间的时间长、地域广。流传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变体。从北齐至唐代,《踏谣娘》或有《谈容娘》、《苏中郎》之名,或另增角色“典库”等等。歌舞戏的演出场所与散乐相一致,“广场角抵,长袖从风,聚而欢之,寖以成俗”(《唐会要》34),多在露天广场中进行。唐诗人常非月《咏谈容娘》诗曰:“马围行处匝,人压看场圆。”唐时散乐、歌舞戏的表演场地有称“歌场”或“戏场”。敦煌曲《皇帝感》辞第一首曰:“新歌旧曲遍州乡,未闻典籍入歌场。”据段安节《乐府杂录》鼓架部载,《苏中郎》的表演也入歌场,“每有歌场,辄入独舞”。“戏场”往往设于人群易集中之地,以及寺院所在地。唐李绰《尚书故实》载:“京国顷,岁街陌中,有聚观戏场者。”《集异记》也载:“寺前素为郡之戏场,每日中,聚观之徒,通计不下三万人。”又曰:“寺前负贩戏弄,观看人数万众。”(《太平广记》394条徐智通条引)
        唐代歌舞戏的代表性剧目有《大面》、《钵头》和《踏谣娘》等。这些剧目经过不断发展,已经初具戏曲的核心要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简明的故事情节。歌舞戏《大面》,又名《代面》或《兰陵王入阵曲》,其内容是关于北齐兰陵王高长恭的故事。崔令钦《教坊记》载,“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若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假面,临阵著之。”歌舞戏《钵头》,或称《拨头》,故事出自西域,杜佑《通典》、段安节《乐府杂录》都有记载。近人王国维认为《拨头》出自西域拨豆国,北齐传入中原。故事情节大致是,西域有一胡人,其父被恶虎所伤害,儿子万分悲痛,于是上山收寻父尸和恶虎,最终杀死老虎,替父报了仇。另一出影响较大的戏是《踏谣娘》。其故事情节《教坊记》、《通典》、《旧唐书》中都有记载。如《教坊记》所说:“《踏谣娘》,北齐有人姓苏,䶌鼻,实不仕,而自号郎中,嗜饮酗酒,每醉辄殴其妻,妻衔悲,诉于邻里。”
        其二,简单的人物角色。例如《大面》主要人物即兰陵王高长恭。《钵头》一戏中,既有胡人之子的角色,“格兽复仇”情节中,似亦应有人虎搏斗的表演。《踏谣娘》中则分男女两角,并贯穿全剧。
        其三,适应剧情的化装和表演。《大面》中兰陵王“衣紫、腰金、执鞭”(《乐府杂录》),戴面具而舞。《钵头》中胡人“披发,素衣,面作啼,盖遭丧之状也”(同上)。《踏谣娘》一戏,先是女角登场,“丈夫著妇人衣(男饰女),徐步入场”;其后男角入场,“及其夫至,则作殴斗之状”(《教坊记》)。《乐府杂录》对又一体的《苏中郎》的记载是:“戏者著绯,戴帽;面正赤,盖状其醉也。”
        其四,歌舞、伴唱和乐队伴奏的多种因素。《大面》中仍保留了明显的舞蹈成分。《旧唐书·音乐志》云:北齐兰陵王“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钵头》的故事情节也包括“为此舞以象之”(《通典》)的部分。《踏谣娘》中歌唱,表演和伴唱则融会一体,据《教坊记》载,表演者“行歌,每一叠,旁人齐声和之云:‘踏谣和来,踏谣娘苦和来!’以其且步且歌,故谓之‘踏谣’;以其称冤,故言苦”。唐诗人常非月对该戏的表演,曾作过生动的描绘:“举手整花钿,翻身舞锦筵”;“歌要齐声和,情教细语传,不知心大小,容得许多怜”(《咏谈容娘》)。
        参军戏,又称弄参军,是唐代另一种戏曲形式。参军作为戏中一角色及戏曲名称与参军这一官职有关。参军戏内容多以讽刺或滑稽调笑为主,角色有两个,参军和苍鹘,一主一辅。唐李商隐《骄儿》诗曰:“忽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鹘。”随着参军戏的广为流传,精彩的演出也时有可见。例如咸通中优人李可及表演参军戏,他“乃儒服险巾,褒衣博带,摄齐以升讲座,自称《三教论衡》”。该戏内容取材于当时盛行的儒、释、道三教各自的说教活动。李可及扮巨座大儒,为参军。隅座后生为苍鹘。后生问,大儒答。对此唐高彦休《唐阙史》说:“优人李可及者,独出辈流,虽不能托讽匡正,然智巧敏捷,亦不可多得。”另据唐范摅《云溪友议》载,唐诗人元稹在浙东曾遇到冲州撞府的一个戏优家班,“俳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刘采春自然优美的表演,使人断肠的歌唱给元稹留下美好印象。于是他有赠采春诗一首:“新妆巧样画双蛾,幔裹恒州透额罗。正面偷轮光滑笏,缓行轻踏皱纹靴。言词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徊秀媚多。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
        参军戏中有不少讽刺、揭露官府、官吏加害于民的作品,如《旱税》、《刘辟责买》、《麦秀两歧》等等。《旱税》是由民间优人成辅端根据发生于唐德宗朝的一起天灾人祸而编演的。贞元二十年,关中大旱,粮食歉收。但是官吏李实不恤民命,强迫纳税。村民苦不堪言,被迫“撤屋瓦木,卖青苗,以供赋敛”。戏中几十首歌曲都是对李实残酷及其暴政的揭露。其中一首是:“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硕米,三间堂屋二千钱。”(《旧唐书·李实传》)就是这位为民申舒冤愤的艺人成辅端,反遭诽谤罪,为此而被害捐躯。其他像《刘辟责买》、《麦秀两歧》等等都表现类似的主题。
        整个唐代,表演戏弄的俳优,人才荟萃,名家辈出。据段安节《乐府杂录》载,玄宗开元中有黄幡绰、张野狐、李仙鹤等,武宗朝有曹叔度、刘泉水等,懿宗咸道以来又有范传康、上官唐卿、吕敬迁等。善“弄假妇人”的优人,自宣宗大中以来还有孙乾、刘璃瓶等,昭宗乾宁时又有郭外春、孙有熊等。“弄《婆罗门》”的,另有康乃、李百魁、石宝山等。优人中出类拔萃者,常入选宫中教坊。《乐府杂录》载:“僖宗幸蜀时,戏中有刘真者,尤能,后乃随驾入京,籍于教坊。”在宫廷中,“倡优之伎”,“居新声散乐”,与寻橦、跳丸、吐火、吞刀、旋盘、筋斗同类,并“以其非正声,置教坊于禁中以处之”(《旧唐书·音乐志》),其表演受到了限制。
        总而言之,唐代歌舞戏、参军戏的出现,表明我国戏曲艺术已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尤其是歌舞戏的发展,已经完成了以歌舞表演或角抵表演的形式向戏曲形式的转变。“戏”的内涵也从早期的杂耍或技艺表演向特定的艺术门类过渡。同时,它综合性的特征——融歌舞、化装、角色表演等多种因素为一炉——已显示出我国戏曲艺术早期发展的轨迹和取向,并成为宋元戏曲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