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城廓诸国”,是多民族交凑之地。《汉书·西域传》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汉通西域以后,西域各国音乐文化同汉族音乐日益和谐的发展,给汉民族音乐文化的演进提供了新的机遇。此前,聚居中原的华夏族,其音乐交往的主要区域,多集中在属同一文化圈内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流域。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原汉民族音乐文化扩展至南亚、中亚和西亚等地,同印度及波斯等属不同文化圈的音乐进行了广泛地接触和交流。这种交流,因包括不同音乐体系间的交流,因而影响十分深远。在音乐文化的双向流动中,来自西域的乐曲、乐器、乐舞百戏及音乐理论等陆续传至中原,从而更进一步地丰富了汉族音乐的文化内涵,并成为中国音乐发展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之一。
        至汉以降,边地及西域诸民族音乐对中原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据《晋书·乐志》载:“张博望(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尽管此事件未见汉代典籍《史记》记载,但受西域音乐影响创编新曲在汉初应是可能的。至魏晋,二十八解不复具存,但仍传其中十曲,即《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等。此外,另据史籍记载,秦末出现在边地的鼓吹乐,很快为汉民族所接受,汉初便成为中原有影响的新乐种。西域《于阗乐》早在汉高祖时已入汉宫。《西京杂记》卷三载,戚夫人侍儿贾佩兰说,“在宫内时,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汉文帝时,“胡戏”、“戎乐”已被建议用来招待匈奴使者。西域安息(古伊朗)国王在汉武帝时也曾派犛靬(古罗马)眩人(魔术艺人)随汉使来到长安。受西域文化影响,皇室贵族中喜尚“胡人”习俗和音乐成为一时风气。《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床、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汉魏时的曹植,尚能亲自表演胡舞。到了东晋南北朝,西域音乐文化的影响已经是遍及中原及南方各地了。据《宋书·乐志》载,刘宋时西、伧、羌、胡诸杂舞已流行于南方。《南齐书·本纪》也载,萧齐时“羌、胡伎乐”盛兴于朝。梁元帝萧绎《夕出通波阁下观妓》诗说“胡舞开齐阁,盘钤出步廊”也说明胡乐在梁代的盛行。北朝各代统治者大多是少数民族,北朝音乐中自然不乏胡舞、胡乐。杜佑《通典》卷一四二载,北魏“宣武已后始爱胡声,……胡舞铿锵镗鎝,洪心骇耳,抚筝新靡绝丽。”
        在中原与西域的交往中,不少西域的乐器也陆续传入中原及汉族地区。
        胡笳,又名笳,气鸣乐器,出自西域、塞北一带的少数民族。汉末曾身没匈奴的蔡琰,多次在其诗赋中提到胡笳:“胡笳本自出胡中”(《胡笳十八拍》);“胡笳动号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艺文类聚》引《蔡琰别传》)。《文献通考》所说“卷芦叶为笳,吹之以作乐”,可能是指胡笳最初的一种形制。其后又见以管(或木管或羊角)为身,安装芦苇哨子的形制。胡笳传入内地的时间较早。汉初鼓吹乐中即有笳。“有箫、笳者为鼓吹”,“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
        角,古老的气鸣乐器,最初用天然兽角制成,后来也采用其他材料。陶制的角,史前在内地的陕西、河南、山东等省即有过发现。汉魏时期,角最初在边地兴盛流行。《说文》说:“羌人所吹角曰屠觱。”《宋书·乐志》说:“西戎有吹金者,铜角,书记不载。或云出羌胡,以惊中国马。或云出吴、越。”其后,角随西域音乐传人内地,并广泛使用在像横吹乐这样的乐种中。《晋书·乐志下》说:“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乐府诗集》卷二一也说:“有鼓、角者为横吹。”角是汉代横吹乐中必备乐器,用于马上之乐和军乐。

        

彩色鼓吹画像砖(河南邓县南朝墓出土)

        笛,先秦有称篴,气鸣乐器,历史悠久,渊源不一。 处在华夏音乐发展早期的笛,像远古时期河南舞阳贾湖骨笛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骨笛,即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在其后的发展中,笛的型制更趋多样化。或有管口的开、封(封管称篪)之别,吹口位置居器身、居器端的不同,吹孔与指孔是否同在一平面上的差异,等等。汉魏时期的笛,包括有横吹和竖吹的两种型制。东汉应劭《风俗通·声音》载,传为汉武帝时“丘仲所作”的“七孔”笛,当是竖吹的笛。中原地区所见的羌笛,则来自边地的羌族。羌笛同样是竖吹,有四孔,并且是双管。马融《长笛赋》说:“近世双笛从羌起。”西汉京房对羌笛进行过改进,在原指孔后背增开一孔,使之成为五孔笛,从而“是谓商声五音毕”,以适应中原汉族音乐的需要。汉代横吹的笛,实物可见近年在湖南省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两支六孔单管乐器。
        箜篌,又写作空侯、坎侯,弦鸣乐器。汉代的箜篌有两种型制。一种是卧箜篌。《史记·武帝纪》载,武帝元鼎六年“既灭南越,……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瑟自此起”。应劭《风俗通·声音》说箜篌是汉武帝时乐人侯调所造,并因其“坎坎应节”而得名。卧箜篌型制近于瑟但略小,斜置于盘坐的左腿上演奏。汉代的卧箜篌在民间广为流行,东汉后期成为家庭教习少女用的一种乐器。汉乐府《焦仲卿妻》即有此记述:“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另一种是竖箜篌。东汉时自西域传入。《隋书·音乐志》说:“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所以在东汉竖箜篌称作胡箜篌。据杜佑《通典》,竖箜篌“体曲而长,二十二弦,竖抱于怀中,用两手齐奏”。汉灵帝时已经流行京都,并深为汉灵帝及上层贵戚们所喜好。
        琵琶,古籍中又写作“枇杷”、“批把”等。汉晋时的琵琶,以形制上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共鸣箱呈圆盘,直颈,为汉人所造;一类共鸣箱与颈连接,外型呈梨形,从西域传入。有关前一类琵琶的来源,晋傅玄《琵琶赋·序》中记载了两种传说。一种据杜挚所言,秦末已见:“杜挚以为嬴秦之末,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鞉而鼓之。”这种“弦鞉”,后世又称作“秦汉子”或“秦琵琶”。一种是据故老所言,为汉时所造:“闻之故老云: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知音者裁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今观其器,中虚外实,天地之象也。盘圆柄直,阴阳之序也。柱有十二,配律吕也。四弦,法四时也。”这种乐器之所以取名“琵琶”,是“以方语目之”,其目的是“取其易传乎外国也”。显然,用“方语”命名时,人们应该是已听说过(甚或了解)乌孙一带有一种读音为“琵琶”的类似乐器。可见,尽管这种琵琶为汉人所造,但西域“琵琶”的影响不是一点都不存在的。
        后一类琵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曲项琵琶,颈部后屈,四弦,音箱梨形;一种是五弦琵琶,或简称五弦,琴体略小于曲项琵琶,均在东晋经由西域传入我国。曲项琵琶至隋唐间便已风靡内地,其后经过型制、奏法等衍变后,已成为中国民族乐器家族中的一员,一直沿用至今。但五弦琵琶未能从历史中延承下来,今已不用。
        在与西域音乐文化深入交往中,其他种类的乐器亦不断传入中原。如膜鸣乐器的羯鼓、答腊鼓、鸡娄鼓等,伴随着传入的乐种也逐渐在内地乐坛一展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