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以降,各代王朝的音乐交往显示出全方位的地域特征。除积极发展同西域诸民族的音乐交往外,又继续扩展与加深同南北周邻民族间的音乐交往。至东汉,中外各族的音乐演出已出现大聚京都之势,“四夷间奏、德于所及,僸��兜离,罔不具集”(班固《东都赋》)。
        在汉王朝的东北部,生活着许多喜好歌舞的古老民族。《后汉书·东夷列传》说:“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在汉代,他们同汉王朝的往来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夫余是东夷族中历史悠久,经济、文化水平发展较高的古老民族,属濊貊系统。整个汉代,夫余同汉王朝关系密切。夫余王曾“岁岁遣使诣京都贡献”,顺帝永和元年,夫余王亲自来京都朝见,“顺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后汉书·东夷列传》),给予高级别的礼遇。夫余人非常喜好歌舞,老人、幼童皆是如此。平时不论白天、黑夜,或行路工作,总是歌声不绝。逢“腊月祭天”,更是要举行名曰“迎鼓”的盛大歌乐活动。届时,“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同上)必不可少。
        同属东北濊貊系统的高句丽,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能歌善舞。平时,人们经常“暮夜辄男女群聚为倡乐”(《后汉书·东夷列传》)。逢各种喜庆日子更是纵情歌舞。每年十月“祭天”,国人定会聚一起,“昼夜饮酒歌舞”(同上),这种活动被称之为“舞天”。地处朝鲜半岛南端的马韩、辰韩民间的音乐习俗也与此相似,亦“群聚歌舞”,“饮酒鼓瑟”(同上)。
        来自南方诸民族的音乐文化,汉代史籍中仍有不少记载。聚居在四川嘉陵江边的板楯蛮(亦称賨人),是一个喜好歌舞的民族。《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阵。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巴渝舞》在汉代很有影响,一直在宫中表演。哀帝罢乐府时,《巴渝》鼓员三十六人仍旧被保留了下来。《巴渝舞》魏晋仍存,包括歌章四篇。《晋书·乐志》说:“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尽管“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但魏时经改辞、考校后沿用,“以述魏德”。至西晋初年昭定为庙乐武舞。
        经西南传入中原的音乐文化中,见于记载的还有“滇歌”、《白狼歌》等等。“滇歌”是云南省滇池地区滇人的歌曲。《汉书·司马相如传》载《子虚赋》中记录有“文成颠歌”。师古注云:“颠即滇字,其音则同耳。”滇池地区汉武帝时以为益州郡,交往中,中原对滇人的音乐该是已有所闻的。东汉,今云南省汶山以西的白狼人内附。白狼王唐菆“作诗三章”,即所谓《白狼歌》,内容是歌颂汉朝恩德。因白狼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故《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远夷之语,辞意难正。”通过“颇晓其言”的人,“讯其风俗,译其辞意”。歌诗尚存在该书中。
        汉武帝开发西南后,汉族对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了解也日渐加深。邛都在今四川省西南部,元鼎六年以为越雋郡,包括原西昌地区,原凉山彝族地区。邛都人是喜尚歌唱的民族。他们“俗多游荡,而喜讴歌”已为汉人所了解。居今贵州省境内的夜郎人,他们的歌唱习俗也同邛都人大致相类似。汉明帝时,今云南省保山地区的哀牢人归附汉朝,在新的社会环境里。哀牢民歌中出现了反映新的社会现实的歌曲:“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它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此外,汉朝还通过哀牢地区,同滇西和缅甸境内的掸族有交往。掸国王就曾“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同上)。
        居于东南沿海之地的越族,在音乐文化上与中原早有往来。越地多水,越人善舟楫,因而常“拥楫而歌”。刘向《说苑·善说》载,战国时鄂君子皙泛舟河上,曾听到一首用越语演唱的歌曲《越人歌》。在西汉,这类水上泛舟或劳作所唱的越地歌曲即颇受皇室青睐。汉武帝《秋风辞》曰:“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三辅旧事》记:“(武帝)常令宫女泛舟池中,张凤盖,建华旗,作《棹歌》。”(《三辅黄图》卷四引)另,《汉书·元后传》载:“成都侯商……,立羽盖,张周帷,辑濯越歌。”师古注云:“辑与楫同,濯与櫂(棹)同,皆所以行船也。令执楫棹人为越歌也。”此外,越人乐舞也广泛流传中原。今山东省济宁城南出土汉画像石中“文身断发”的乐人舞蹈即是源自越地的乐舞。
        汉代南方诸民族使用的乐器,见于考古资料的包括有体鸣乐器、气鸣乐器和弦鸣乐器。体鸣乐器中最多见的是青铜编钟和铜鼓。南方诸地战国至西汉流行的编钟,比较常见的有半环钮筒钟和羊角钮钟。半环钮筒钟型制上最突出的特征是钟体呈筒状,与中原编钟相比,无枚和两侧下垂的铣部。从考古发掘看,半环钮筒钟主要分布于云南中部,四川南部,以及广西南部。半环钮筒钟中有双音钟。从云南省晋宁石寨山西汉中期滇王墓出土的半环钮筒钟(共六件,两件能测音)测音结果看,正鼓音和侧鼓音的音程大体呈大三度(g¹ -b¹)和大二度(#c²-#d²)关系。

        

羊角钮编钟(云南楚雄万家坝古墓出土)

        羊角钮钟的型制是上小下大,中空,口部平齐,横截面呈橄榄形,顶部歧出两个羊角形錾钮。羊角钮钟的分布区域,主要包括越南北部、云南省、贵州省、广西以及湖南省南部。年代最早的羊角钮钟见于云南省楚雄地区,出土数量最多的地区是广西的浦北县。汉代的羊角钮钟均为双音钟,正鼓音和侧鼓音的音程关系以大、小三度居多。例如,广西的浦北大脚岭一号钟大三度(g¹-b¹);云南省晋宁石寨山滇王墓钟小三度(b¹ -d²);广西的罗泊湾一号汉墓钟小三度(#c² -e²)。
        此外,南方越地还另有越式钟流行。越式钟分甬钟和钮钟。越式甬钟的型制大体同中原及楚式钟相似,只是钟体略长,钟枚细长而突起,铣部较尖。越式甬钟的分布地区在广西南宁以东至广东省罗定以西。对广州西汉前期越王墓出土五件甬钟的测音表明,该甬钟皆为双音钟。属汉代的越式钮钟,见于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有一套十四件。经测试,每钟也能发两个音。
        铜鼓也是南方诸民族的常见乐器。迄今年代最早的铜鼓是云南省楚雄万家坝铜鼓,为春秋早期的制品。汉代铜鼓也见于史籍记载。《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于交趾得骆越铜鼓”。铜鼓在中国南方分布区域很广,包括有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东和广西。铜鼓一面击奏,击鼓边和鼓心,可发两个音高不同的音;鼓边音高于鼓心音。铜鼓用途广泛,既可用于典礼、祭祀和娱乐,也可作出征战鼓用。可单个使用,或配对(称“雌雄鼓”抑或“公母鼓”)使用,亦可同编钟、锣和竹笛等其他类乐器配合使用,为旋律乐器或歌唱伴奏。
        南方诸民族的气鸣乐器和弦鸣乐器,在考古发掘中也有发现。云南省晋宁石寨山十三号墓出土一件八人乐舞铜扣饰。其中一乐人双手捧握“曲管葫芦笙”竖吹,另一乐人捧握“直管葫芦笙”横吹。同一墓地十六、十七号墓即有相近的所谓“直管葫芦笙”乐器出土。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曾出土竹笛一支。该竹笛由一段带两个竹节的竹管制成,共开八孔(吹孔两个,按孔六个)。此外,该墓中出土的木牍《从器志》中载有“越筑”一件。椁室中残留一乐器,《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发掘报告以为此即残存的筑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