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宫廷为适应宫廷音乐发展的需要,在音乐机构的设置上突破了原有的框架。一方面除继续维持传统的雅乐机构外,用于其他目的的音乐机构得到了重要发展;另一方面在保留隶属政府的音乐机构的基础上,新增设了直辖于宫廷的音乐机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从事俗乐管理和表演的机构。
        唐代职掌礼乐的最高行政机构是太常寺:“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理之。”(《旧唐书·职官志》)太常寺所属的音乐机构主要有大乐署和鼓吹署。教坊最初也属太常寺,后归宫廷管辖。梨园直辖于宫廷。而其中“梨园别教院”和“梨园新院”则分属长安和洛阳的太常寺。

        

唐习武乐舞图,似为《秦王破阵乐》(甘肃敦煌莫高窟217窟北壁“未生怨”壁画)

        唐代大乐署统领雅乐和燕乐。凡“邦国之祭祀、享宴”,奏雅乐;“凡大宴会,则设十部伎”(《旧唐书·职官志》)。鼓吹署则主管鼓吹乐,参与仪仗和部分宫廷礼仪活动。如皇帝行幸,皇室成员外出,“施用调习之节,以备卤簿之仪”。仪仗的使用及规模有具体的规定:大驾卤簿,一千八百三十八人;小驾卤簿,一千五百人;东宫卤簿,六百二十四人。(参阅《唐六典》)教坊是教习、管理宫中俗乐的机构。唐开元二年时,共设教坊五处:宫中设内教坊,长安禁城外设左、右教坊,洛阳另设外教坊两处。至此,教坊不再隶属太常寺而归宫廷直辖。梨园则是唐玄宗时在内廷设立的音乐、歌舞机构,以教习法曲为主。
        宫廷音乐机构中的乐人数量很多,隋、唐两代都曾达到过数万人之众。宫中乐人的来源不尽相同,大致有三类。一类是前朝乐工。《通典》清乐条载:“及周并齐,隋并陈,各得其乐工,多为编户。至(大业)六年,帝大括魏、齐、周、陈乐人子弟,悉配太常。”另一类是由“国之贱奴为之”。这已是汉魏以来的传统作法。教坊中“宫人”即属此类。也有因政事受罚被贬为乐户的。如隋朝乐人万宝常,即因父罪牵连而“被配为乐户”。再一类是选自平民与农家的乐人。崔令钦《教坊记》载:“平人女以容色入内者。”《通典》清乐条也说,唯雅舞选用良家子。“国家每岁阅农户,容仪端正者归太乐。”
        唐宫廷中最活跃的音乐机构是管理俗乐的机构。这些音乐机构的活动和作用包括教习各类乐人音乐,考核其音乐技艺,选拔音乐人才,并表演和试奏新乐等等。像教坊机构,除承担表演外,也教习乐器演奏,如琵琶、三弦、箜篌、筝等,以及歌唱和舞蹈。因教习内容上的侧重,不同的教坊还形成了各自的特色。长安的两教坊即“右多善歌,左多工舞,盖相因成习”(崔令钦《教坊记》)。在教与学方面,宫廷音乐机构有一整套严密的考核制度,并以此基础确定乐师或乐工的升等和使用。在大乐署中,对乐师有教绩管理,“博士教之,功多者为上弟,功少者为中弟,不勤者为下弟,礼部覆之”。对乐工则是“凡习乐,立师以教”。每年对所学内容进行考核,成绩以上、中、下三等评定。学习的时限一般为十年,“十年大校之,量优劣而黜陟焉”。不合格者,可延长五年再考核。十五年中必须通过五次上考、七次中考。“得难曲五十以上任供奉者为业成”。一些学习内容还有具体的时限规定。难度高的“大部伎”学三年,次难的部伎学二年,较为容易的“小部伎”学一年。总之,“凡乐人及音声人应教习,皆著簿籍,核其名数,分番上下”(《旧唐书·职官志》)。修业特优者,作助教,有机会便可晋升教授。不及格者则降至鼓吹署,学习大、小横吹。其他音乐机构中也有类似的升降制度。教坊乐人就有不少是从梨园新院业优者中抽调。据《乐府杂录》载:“一千五百人俗乐,系梨园新院,于此旋抽入教坊。”内廷梨园也有乐人选自坐部伎。《新唐书·礼乐志》载:“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坐部伎中乐人,如果经太常考查难以胜任者,则降至立部伎,在立部伎中再难胜任者,只好改学雅乐。
        乐人技艺的精粗,直接关系到她(他)们在宫廷中的地位。教坊中的妓女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能入宜春院的女妓。《教坊记》载:“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她们才华出众,经常为皇帝表演。受皇帝恩宠者,待遇优厚,并赐以第宅。第二类称为“官人”,声色技艺较次,其身份地位也低于“内人”。 第三类称为“弹家”。由民女入选宫内,学习琵琶、三弦、箜篌或筝等乐器及歌舞。唐乐人中得高官厚禄者不乏其人。《唐会要》论乐条注曰:“太常卿窦诞又奏用音声博士,皆为大乐、鼓吹官僚。于后筝、簧、琵琶人白明达,术踰等夷,债劳计考,并至大官。自是声伎入流品者盖以百数。”当然,对技艺出众的乐人行赏,并使其升迁者毕竟是少数人。就整个乐人阶层说,社会地位仍然是低下的。
        隋、唐以来,宫廷中涌现出大批优秀的歌唱家、器乐演奏家和作曲家。声乐演唱方面,有许和子(永新)、张红红、李贞信、田顺朗、米嘉荣、何戡、陈意奴、陈幼寄、南不嫌、罗宠、陈彦晖、任智方四个女儿等。这些歌唱名家不仅技艺超群,而且演唱风格各具特点。据《乐府杂录》载,宜春院“内人”许永新的歌唱清亮激越,“喉啭一声,响传九陌”。一次,玄宗“大酺于勤政楼,观者数千万众,喧哗聚语,莫得闻鱼龙百戏之音。上怒,欲罢宴。中官高力士奏请:‘命永新出楼歌一曲,必可止喧’。上从之。永新乃撩举袂,直奏曼声。 至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肠绝”。教坊才人张红红颖悟绝伦,同样是“喉音寥亮”,并有过曲不忘的本领,人称“记曲娘子”。另据《教坊记》载,任智方的四个女儿皆善歌唱,而且各有特点。或是“吐纳凄婉,收敛浑沦”,或是“容止闲和,意不在歌”,或是“发声遒润,如从容中来”。

        

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唐代乐器,现存日本奈良正仓院)

        器乐演奏方面:曲项琵琶有曹妙达、贺怀智、王芬、曹保、曹善才、曹刚、裴兴奴、米和、郑中丞等;五弦琵琶有裴神符、赵壁、冯季皋等;箜篌有李凭、张小子、季齐皋等;筝有李青青、龙佐、常述本、史从、李从周等;觱篥有王麻奴、黄日迁、史敬约等;笙有尉迟章、范汉杰、孟才人等;笛有李谟、刘朝霞等;羯鼓有王文举、邠娘等;方响有吴缤等。在唐代,器乐演奏崇尚技艺,追求演奏技巧成为一时之风尚。社会音乐生活中乐器演奏比试屡见不鲜。据《乐府杂录》载,开元年间,“独步于当时”的吹笛名手李谟一次泛舟镜湖,与一位闻其笛声前来的隐名老父比试笛技,竟然拜倒在老父脚下。唐大历年间,幽州有筚篥能手王麻奴,号称“河北第一”。为比试其技艺高低,决心前往京城与尉迟青一定优劣,结果是不敌尉迟青。王麻奴遂摔碎乐器,从此不再言音律。尽管乐器演奏有高下之分,但当时的器乐演奏名家也都各有所长,各怀绝技。据《乐府杂录》载:“开元中有贺怀志,其乐器(琵琶)以石为槽,鹍鸡筯作弦,用铁拨弹之。”同为琵琶名手的曹刚和裴兴奴,前者“善运拨”精于右手技巧,后者则“长于拢撚”,尤善左手。因而时人有“曹刚有右手,兴奴有左手”之说。箜篌好手张小子特别擅长“弄”曲的演奏,被誉为“弹弄冠于古今”。
        作曲方面有白明达、张徽(张野狐)、刘朝霞、李可及等。隋唐之际的白明达,曾为隋炀帝辞篇创作《万岁乐》、《藏钩乐》、《七夕相逢乐》、《投壶乐》等十二首乐曲。其曲调因“掩抑摧藏,哀音断绝”,为隋炀帝所赏悦。此外,不少宫廷乐人多才多艺,不仅能作曲,而且也能演奏乐器,表演散乐。像张徽能奏箜篌、觱篥,表演“参军戏”,还曾创作有《雨霖铃》和《还亲乐》。刘朝霞也既是吹笛好手,又能新创笛曲。
        还应提到的是唐玄宗李隆基等皇帝。唐玄宗不仅是宫廷音乐的领导者,同时也是宫廷音乐的直接参与者和具体实践者。唐玄宗既有不少音乐创作,如《霓裳羽衣曲》、《紫云回》、《龙池乐》、《小破阵乐》及《光圣乐》等,并且还尤擅长羯鼓演奏。 长期的实践,留下“扙之者四柜”。宰相宋璟称赞他的演奏,“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玄宗还亲自训练乐工和指挥排练。《旧唐书·音乐志》载:“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此外,像宣宗皇帝也颇有些音乐才华。他“妙于音律,每赐宴前,必制新曲俾宫婢习之”(《唐语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