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乐风采:风格特色
中国音乐与舞蹈,在其共生的文化背景中,又显出南北地理人文传统的差异,形成北刚南柔的风格特色。
北刚南柔——秧歌与花灯
中国西北民歌(如花儿、信天游、爬山调、山曲)的高亢,东北民歌的激越,河北说唱(如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单弦等)的顿挫有力,北方戏曲(如京剧、梆子、秦腔等)的高亢铿锵,向我们展现出了中国北方整体音乐风格的刚劲之气。与之相比,南方民歌小曲的细腻,说唱弹词的柔媚,江南丝竹乐的典雅,戏曲如越剧的优美等等,则显现出南方整体音乐风格的柔美之气。
艺术上往往是无独有偶的。中国民间舞蹈风格在整体上也有南北之分。它与音乐风格一样,同样受制于南北气候、环境、地理、人文传统与景观等等因素。如:“北风寒冷,人们跳舞时的动作必定得激越、强烈。隆冬季节的元宵节,在室外舞蹈,必须不停地动、快速地甚至是激烈地跳,才可增加热量,这也是北方舞蹈的又一特点”;“长江以南的舞蹈尤显秀丽纤巧,这与南方气候炎热潮湿有关。南方人性情较温和,与山清水秀的环境、柔和的语音、单薄而多彩的衣着均有关,舞蹈时不大使力气,动作显得自由流畅。”(何健安《中国民间舞蹈的风格特征》,《舞蹈艺术》,1988年第3期)
北方四地秧歌(冀东秧歌、辽南秧歌、山东秧歌、陕北秧歌)较粗犷有力,与南方的花灯较为细腻温和的风格形成对比。
冀东秧歌的动作,由肩、胯、膝、扇为散发点。当艺人们听到唢呐曲时,肩就开始有节奏地运动,如端肩、错肩、绕肩、转肩,膝部屈伸而富于弹性,以及手腕的转、翻、扣、塌与手指的控制花扇,胯的转、掀、错、提、坐、蹶、揉、拧,身体各个部位动律相调,表情有致,唢呐曲音调连绵,具有摹拟语言声调的表述风格,显得活泼、诙谐。辽南秧歌(有高跷秧歌等)动作明快而热情、泼辣,动作幅度较大,代表着东北人率真而泼辣的性格特征。其音乐节奏明快,句顿清晰有力,唢呐、小钹、大锣,鼓乐齐鸣。唢呐的即兴性和风趣,能把人物之间的情绪细细勾画出来。山东鼓子秧歌(北部)气势宏大,节奏强劲有力。“打起鼓子惊天动地,跑起场子热火朝天”,风格剽悍粗犷,表现出山东人的憨直、勇武、侠义的性格特征。陕北秧歌动作热情有力,音乐气势响亮、奔放,其音乐旋律跌宕起伏,具有高原音调特色。
同是农历正月,南方元宵十五的自然景观是山青水秀、郁郁葱葱,与北方的冰雪黄土形成对照。四川花灯以秀山花灯最为著名,其舞蹈身姿就透出当地那种优美山水的韵味。每个舞蹈语汇都被赋予细腻的形象话语:双飞燕、水波浪、凤点头、龙凤相争、犀牛望月、金盆打水等。舞时以锣鼓伴奏,唱时辅以细微的舞姿,旁边还有“掌调师傅”伴唱。跳花灯不分男女老少,看热闹的人群都可帮腔,观众、表演者、歌唱者往往融为一体。四川剑阁花灯音乐则有着浓郁的山区民歌的风格色彩,整个演出,有领唱、对唱、齐唱、合唱,还有各种说唱表演和各种舞蹈,其场面令人欢欣快乐。云南花灯表演内容也很丰富,舞蹈优雅别致,曲调柔美。伴奏乐器为胡琴、三弦、笛子、铃、鼓等。与北方突出吹管乐的作法不同。云南弥渡花灯有许多花灯曲调还保留着一些明清小曲的纤雅风格。其中《绣荷包》、《十大姐》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小曲。
四代特色——周汉唐宋
中国古代社会有着高度统一的政治经济结构,乐舞艺术在其制约下,各代则显出不同的历史风采。
周代雅乐。周代是中国古代第一个乐舞盛世。夏商的乐舞为此盛世奠定了基础。夏桀宫中当时就有三千人专事歌舞。到商代便有了《大》这样史诗性的歌舞。 周代社会中礼乐的制定,便将黄帝的《云门大卷》、唐尧的《大咸》、虞舜的《大磬》、夏禹的《大夏》、商的《大》和初周的《大武》系统地整理成为礼乐制度,当时吴国公子季札称赞《大磬》(即《韶》)“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雅乐产生于周代礼乐制度,其主要用于祭祀天地、神灵、祖先,其音乐风格以平和肃穆为主。雅乐集诗乐舞于一体,如记载周代民歌的《诗经》曾被称为“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由此可见一斑。周代雅乐是社会制度和观念的核心,它在远古传统的图腾乐舞基础上,将人们的审美转向社会伦理(即德)及功利方面,达到了人、社会、艺术、政治、经济等观念的高度整合与有机统一。
汉代俗乐。汉代国势强大,疆域的开拓,丝绸之路的贯通,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各地文化的频繁交往,促成了汉代俗乐的兴盛。汉代乐府机构收集了各地的民间音乐舞蹈,乐府荟萃了各地人才,西汉时达八百多人。当时乐府艺人李延年能歌善舞,还可改编胡乐、创编新乐。左思《三都赋》中描写蜀都乐舞的情况时云:“羽爵执竞,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上之厉,纡长袖而屡舞,蹁跹跹以裔裔。”其中描写吴都的乐舞情况说:“张女乐而娱群臣,罗金石丝竹,若钧天之下陈。登东歌,操南音,胤阳阿,咏任,荆艳楚舞,吴歈越吟,翕习容裔,靡靡愔愔。”这些记述充分说明了汉代各地乐舞的盛况。汉代传入的乐器箜篌、琵琶、筚篥、胡笳、胡角,以及由相和歌(大致指北方民歌)发展而来的汉《大曲》,为后来唐代乐舞也作出了贡献。
唐代燕乐。唐代音乐最突出的自然是燕乐。燕乐包含各种声乐、器乐、舞蹈、百戏等。歌舞音乐在燕乐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大曲为代表。唐《霓裳羽衣曲》就是大曲中的部分,也称法曲。大曲音乐结构宏大,表演形式仍以诗、舞、乐相合。音乐上既吸收了传统清商乐,又吸取了印度佛曲。舞蹈采用了传统舞姿,如“小垂手”等,同时也糅进了西域舞蹈中的精彩动作,使舞姿显出飘忽不定,有回旋婉转之态。燕乐采用的乐器也是吸收了汉族传统乐器、少数民族传统乐器和印度等国的外来乐器,有管乐器、弦乐器、打击乐器。特别是打击乐器有三十多种,可以想见其节奏的丰富,击乐器音色的多彩。
宋代民间乐舞。宋代乐舞突出的是民间乐舞。民间乐舞的兴盛有其政治经济的背景。唐代,门阀士族和贵族占有着土地,垄断着政治、经济的权力,唐燕乐便是反应这一背景的文化艺术样式。宋代,在经济领域中,地主购置土地剥削佃客的租佃制关系得到普遍发展,这就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城乡经济的发展。商业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固定演出场所的建立——“勾栏”、“瓦子”。这些场所经常演出的有说唱、百戏、杂剧等。乐舞项目有很多,如《舞旋》、《舞判》、《扑旗子》、《变阵》、《蛮牌》、《七圣刀》等。民间舞队也兴盛起来,有些民间乐舞还具有简单情节,如《村田乐》、《扑蝴蝶》、《讶鼓》、《舞鲍老》等。
北刚南柔——秧歌与花灯
中国西北民歌(如花儿、信天游、爬山调、山曲)的高亢,东北民歌的激越,河北说唱(如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单弦等)的顿挫有力,北方戏曲(如京剧、梆子、秦腔等)的高亢铿锵,向我们展现出了中国北方整体音乐风格的刚劲之气。与之相比,南方民歌小曲的细腻,说唱弹词的柔媚,江南丝竹乐的典雅,戏曲如越剧的优美等等,则显现出南方整体音乐风格的柔美之气。
艺术上往往是无独有偶的。中国民间舞蹈风格在整体上也有南北之分。它与音乐风格一样,同样受制于南北气候、环境、地理、人文传统与景观等等因素。如:“北风寒冷,人们跳舞时的动作必定得激越、强烈。隆冬季节的元宵节,在室外舞蹈,必须不停地动、快速地甚至是激烈地跳,才可增加热量,这也是北方舞蹈的又一特点”;“长江以南的舞蹈尤显秀丽纤巧,这与南方气候炎热潮湿有关。南方人性情较温和,与山清水秀的环境、柔和的语音、单薄而多彩的衣着均有关,舞蹈时不大使力气,动作显得自由流畅。”(何健安《中国民间舞蹈的风格特征》,《舞蹈艺术》,1988年第3期)
北方四地秧歌(冀东秧歌、辽南秧歌、山东秧歌、陕北秧歌)较粗犷有力,与南方的花灯较为细腻温和的风格形成对比。
冀东秧歌的动作,由肩、胯、膝、扇为散发点。当艺人们听到唢呐曲时,肩就开始有节奏地运动,如端肩、错肩、绕肩、转肩,膝部屈伸而富于弹性,以及手腕的转、翻、扣、塌与手指的控制花扇,胯的转、掀、错、提、坐、蹶、揉、拧,身体各个部位动律相调,表情有致,唢呐曲音调连绵,具有摹拟语言声调的表述风格,显得活泼、诙谐。辽南秧歌(有高跷秧歌等)动作明快而热情、泼辣,动作幅度较大,代表着东北人率真而泼辣的性格特征。其音乐节奏明快,句顿清晰有力,唢呐、小钹、大锣,鼓乐齐鸣。唢呐的即兴性和风趣,能把人物之间的情绪细细勾画出来。山东鼓子秧歌(北部)气势宏大,节奏强劲有力。“打起鼓子惊天动地,跑起场子热火朝天”,风格剽悍粗犷,表现出山东人的憨直、勇武、侠义的性格特征。陕北秧歌动作热情有力,音乐气势响亮、奔放,其音乐旋律跌宕起伏,具有高原音调特色。
同是农历正月,南方元宵十五的自然景观是山青水秀、郁郁葱葱,与北方的冰雪黄土形成对照。四川花灯以秀山花灯最为著名,其舞蹈身姿就透出当地那种优美山水的韵味。每个舞蹈语汇都被赋予细腻的形象话语:双飞燕、水波浪、凤点头、龙凤相争、犀牛望月、金盆打水等。舞时以锣鼓伴奏,唱时辅以细微的舞姿,旁边还有“掌调师傅”伴唱。跳花灯不分男女老少,看热闹的人群都可帮腔,观众、表演者、歌唱者往往融为一体。四川剑阁花灯音乐则有着浓郁的山区民歌的风格色彩,整个演出,有领唱、对唱、齐唱、合唱,还有各种说唱表演和各种舞蹈,其场面令人欢欣快乐。云南花灯表演内容也很丰富,舞蹈优雅别致,曲调柔美。伴奏乐器为胡琴、三弦、笛子、铃、鼓等。与北方突出吹管乐的作法不同。云南弥渡花灯有许多花灯曲调还保留着一些明清小曲的纤雅风格。其中《绣荷包》、《十大姐》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小曲。
四代特色——周汉唐宋
中国古代社会有着高度统一的政治经济结构,乐舞艺术在其制约下,各代则显出不同的历史风采。
周代雅乐。周代是中国古代第一个乐舞盛世。夏商的乐舞为此盛世奠定了基础。夏桀宫中当时就有三千人专事歌舞。到商代便有了《大》这样史诗性的歌舞。 周代社会中礼乐的制定,便将黄帝的《云门大卷》、唐尧的《大咸》、虞舜的《大磬》、夏禹的《大夏》、商的《大》和初周的《大武》系统地整理成为礼乐制度,当时吴国公子季札称赞《大磬》(即《韶》)“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雅乐产生于周代礼乐制度,其主要用于祭祀天地、神灵、祖先,其音乐风格以平和肃穆为主。雅乐集诗乐舞于一体,如记载周代民歌的《诗经》曾被称为“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由此可见一斑。周代雅乐是社会制度和观念的核心,它在远古传统的图腾乐舞基础上,将人们的审美转向社会伦理(即德)及功利方面,达到了人、社会、艺术、政治、经济等观念的高度整合与有机统一。
汉代俗乐。汉代国势强大,疆域的开拓,丝绸之路的贯通,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各地文化的频繁交往,促成了汉代俗乐的兴盛。汉代乐府机构收集了各地的民间音乐舞蹈,乐府荟萃了各地人才,西汉时达八百多人。当时乐府艺人李延年能歌善舞,还可改编胡乐、创编新乐。左思《三都赋》中描写蜀都乐舞的情况时云:“羽爵执竞,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上之厉,纡长袖而屡舞,蹁跹跹以裔裔。”其中描写吴都的乐舞情况说:“张女乐而娱群臣,罗金石丝竹,若钧天之下陈。登东歌,操南音,胤阳阿,咏任,荆艳楚舞,吴歈越吟,翕习容裔,靡靡愔愔。”这些记述充分说明了汉代各地乐舞的盛况。汉代传入的乐器箜篌、琵琶、筚篥、胡笳、胡角,以及由相和歌(大致指北方民歌)发展而来的汉《大曲》,为后来唐代乐舞也作出了贡献。
唐代燕乐。唐代音乐最突出的自然是燕乐。燕乐包含各种声乐、器乐、舞蹈、百戏等。歌舞音乐在燕乐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大曲为代表。唐《霓裳羽衣曲》就是大曲中的部分,也称法曲。大曲音乐结构宏大,表演形式仍以诗、舞、乐相合。音乐上既吸收了传统清商乐,又吸取了印度佛曲。舞蹈采用了传统舞姿,如“小垂手”等,同时也糅进了西域舞蹈中的精彩动作,使舞姿显出飘忽不定,有回旋婉转之态。燕乐采用的乐器也是吸收了汉族传统乐器、少数民族传统乐器和印度等国的外来乐器,有管乐器、弦乐器、打击乐器。特别是打击乐器有三十多种,可以想见其节奏的丰富,击乐器音色的多彩。
宋代民间乐舞。宋代乐舞突出的是民间乐舞。民间乐舞的兴盛有其政治经济的背景。唐代,门阀士族和贵族占有着土地,垄断着政治、经济的权力,唐燕乐便是反应这一背景的文化艺术样式。宋代,在经济领域中,地主购置土地剥削佃客的租佃制关系得到普遍发展,这就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城乡经济的发展。商业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固定演出场所的建立——“勾栏”、“瓦子”。这些场所经常演出的有说唱、百戏、杂剧等。乐舞项目有很多,如《舞旋》、《舞判》、《扑旗子》、《变阵》、《蛮牌》、《七圣刀》等。民间舞队也兴盛起来,有些民间乐舞还具有简单情节,如《村田乐》、《扑蝴蝶》、《讶鼓》、《舞鲍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