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与书法生长在同一文化润土之上,其艺术风格及流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北碑南帖与北曲南曲
        南北朝时期,北朝以碑为主,碑宜于隶、楷,其字结体自然以方严为主,并显示出雄劲方朴、刚健之气的风格特色。南朝很少立碑,以写帖为主,帖宜于行、草,其字结体则婉丽清媚,富有潇洒之态的风格特色。
        北碑以魏碑为代表。清代康有为在他的《广艺舟双楫》中把魏碑归纳为十美、十三宗。十美是: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十三宗是:雄强茂美之宗;飞逸浑穆之宗;瘦硬峻拔之宗;正体变态之宗;峻美严整之宗;静穆茂密之宗;丰厚茂密之宗;质峻偏宕之宗;浑劲质拙之宗;体骨峻美之宗;峻健丰伟之宗;虚和圆静之宗;平整坤净之宗。
        南帖以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二人为代表。西晋末年,中原士族逃奔江南,建立东晋以及后来的南朝政权。因此,黄河流域的文化也部分移植到长江流域。南朝士族重书法,绘画也发达。由于此时书法主要不是写在碑上供雕刻,而是写在绢上或纸上供欣赏,于是,开始了对用笔、用墨以及细腻、委婉、含蓄风格的追求。而王羲之则成为书法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二王的真书便为当时南方书体的正宗。
        以上所述北碑南帖的艺术风格与明清北曲南曲的艺术风格极其相似。
        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讲:“凡曲,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明魏良辅在《曲律》中讲:“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婉转为主,各有不同。”明徐复祚《花当阁丛谈》说:“我吴音宜幼女清歌按拍,故南曲委婉清扬。北曲宜将军铁板,歌‘大江东去’,故北曲硬挺直捷。”明王骥德《曲律》“杂论”说:“南北二调,天若限之,北之沉雄,南之柔婉,可划地而知也。北人工篇章,南人工字句。工篇章,故以气骨胜;工字句,故以色泽胜。”
        综观上述,不难看出北碑与北曲、南帖与南曲在艺术风格上不谋而合。尽管北碑南帖处于南北朝时期,北曲南曲处于明清时期,二者在时间上并非同时出现,似乎也没有直接影响关系,但它们生存的根基脱离不了中国文化整体上的南北艺术风格传统和历史。如中国建筑、绘画、舞蹈、音乐、方言等也显示出南北差异。因此,从南北艺术风格差异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来看,北碑南帖与北曲南曲艺术风格的联系是肯定存在的。
        如果要寻找北碑南帖与北曲南曲在艺术风格上的直接联系,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到书法风格与音乐风格的直接关系。有一点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音乐和书法与语言文字关系紧密。音乐方言的地区风格,即音乐方言声音的力度感,直接联系到字体的力度感,这也是汉语“形声”字的特点。中国书法家大都是文人,文人书写笔划的力度感必然联系到书写内容文字的“形声”作用,并依据个人情感与心里默读产生“心声”和“心画”。如虞世南在《笔髓论· 契妙》中讲:“字之态度,心之辅也;心悟非心,合于妙也。……心在澄心运思至微妙之间,神应思彻。又同鼓瑟纶者,妙响随意而生。”由此,方音上的南柔北刚的力度感基础便付诸于视觉笔划的完形。也可以说,人的视觉、听觉、触觉与心理感知在艺术力度结构感的完形中是有所统一的。因此,北碑北曲,南帖南曲风格的根本联系在于力结构心理完形的共生基础——如“形声”相互联系的整体力度感。这一点也可以从中国民间舞蹈南柔北刚风格的力度感中得以证明。(参阅本书“音乐与舞蹈”的舞乐风采中“南柔北刚”一节)
        南曲与北曲的艺术风格的基础,实际在宋元时代的北杂剧与南戏中已形成。杂剧音乐由北方民间曲调及七声音阶构成,南戏音乐由南方民间曲调及五声音阶构成,这就形成了南北两大声腔的并立和风格的迥异。南曲旋律多为级进,节奏也多舒缓婉转。北曲旋律则常有四度以上的大跳进行,节奏较为刚劲。这些风格特点在本世纪中国南北民歌中仍然留存。
        诚然,文化艺术风格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区域性的生长,也还有跨越区域的文化传播的作用,南北音乐风格和书法风格在历史的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便印证了音乐艺术与书法艺术共同发展的真谛。
        京剧四大名旦与书法流派风格
        京剧与书法属于不同艺术形式。对于不同艺术形式流派的比较,首先应该找到可比的特征。
        京剧艺术流派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演员的唱、念、做、打上,书法艺术流派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书法的笔迹与字体上。而京剧“唱念”体现的声音乐感与笔迹体现的“点画”力度感,“做打”体现的人物造型感与“字体”体现的造型感是有着一些相通的艺术风格特征。以下将四大名旦与四位书法名家的艺术风格作一些简略对照。
        首先是梅兰芳与王羲之,二位都是京剧与书法中的重要历史人物,他们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在各自的艺术领域开创了一代新风。
        梅兰芳的嗓音堪称“脆亮甜润宽圆俱备”,初期专演纯粹的青衣戏,唱腔风格为“和平中正之音,不花不滑,不险不怪,如浑金璞玉而无圭棱”。他精通音律,五声尖团用而不泥,其唱法无腔不新而又不离传统。如打破藩篱的“南梆子”唱腔的运用,以及在“南梆子”中加“哭头”(《春秋配》)等。梅的念白,抑扬顿挫,句读分明,越是高音(如《女起解·会审》的“苦哇”),越甜越润,似“拔丝山药”,愈高愈细,袅袅不绝,且显出金丝光彩。《宇宙锋》金殿骂秦二世胡亥一段,能从念白中分出喜、怒、忧、思、悲、恐、惊来,字字珠玑,口、眼、身、手面面俱到。
        王羲之书法字迹的平和自然,含蓄委婉之态可与梅派唱腔“和平中正,如浑金璞玉而无圭棱”媲美。他的笔画“体势较为方整、纵长,笔画匀称,比较秀丽”。唐李嗣真称其书法是“盛美”、“朱粉无设”。张怀瓘称之“其行妍美,粉黛无施”。
        梅的做工身段,师承王瑶卿,但他又糅进昆曲表演的身段,可谓花团锦簇,令人照眼皆迷。《生死恨》中的大转身舞姿,翩似惊鸿,婉若游龙。他的古装剧,吸收昆曲中的舞蹈动作,创造多种舞蹈,如镰舞、绸舞、佾舞、剑舞、袖舞等。他的武打是以舞、武结合,其融昆、京、舞、武于一炉,以“率”、“美”为主。
        王羲之先以卫夫人为师,后改学张芝、钟繇,其书备精诸体,创妍美流便之新体。其行书字体,是对于章草的折中,对于楷书的升华,并作草如真,作真如草。其《兰亭序》平和、自然、含蓄,《丧乱帖》、《得示帖》以潇洒偏胜,《姨姆帖》以古朴见长。可以说,王羲之与梅兰芳的艺术风格都以“妍美”为基础,并同时兼容多种气质。
        京剧名旦尚小云,其嗓音高劲圆亮,以刚为主,适演青衣戏。他的大段唱工,尤其是西皮慢三眼转二六,唱得一气呵成,如腾蛟起凤,大气磅礴。其念白言语爽朗、感情洋溢。尚的做工身段,如跑圆场,能越跑越圆,有前激后荡之势,其做工身段幅度大,亦以刚为主。
        颜真卿是唐著名书法家,他的书法下笔分量重,筋气老健,韧厚而有弹性,给人以“力拔山兮气盖世”之感,刚劲有力,气势雄健。颜真卿善正书,称四大楷书家之一。喜作大字,其字体结体茂密。可以说,颜真卿与尚小云在艺术风格特征上均是以“刚劲气势”为主的。
        京剧名旦程砚秋是梅兰芳的弟子,其唱腔特点却不同于梅的刚柔相济,而是寓刚于柔的唱法,其嗓音很适于表现悲剧人物凄清哀婉和情柔气刚的性格。他常能独具匠心,以字生腔,唱得缠绵悱恻,哀感动人。他还采用生净中的“脑后音”使声音拔高,运用“鬼音”来使声音拖长变细。如《贺后骂殿》二黄导板的“有贺后在金殿一声高骂”就是这种唱法。先用“脑后音”把声调催起来,以峭拔的旋律,化聚为散,但却没把音腔唱“散”,而是巧妙地运用“鬼音”的拖长变细把声音衔接起来,听起来似断非断,如珠走玉盘,琤琮齐鸣。程的念白,重而有力,是性格化的念法,是先运气、提气,把气催起来再发音的念白,也是与“脑后音”、“鬼音”的结合运用。程的做工身段表情有独到之处(亦有童子功),其身材瘦长,体态轻盈华妩。水袖功夫能分出“勾、挑、撑、冲、拨、扬、掸、甩、打、抖”十字诀,并能以这些动作作衬托来表现各种复杂情感。其武工有快而飘洒、刚健婀娜的特点。
        欧阳洵也是唐代四大楷书名家之一。初学王羲之,后渐变其体。其笔迹不单纯追求秀婉柔和的美,颇有唐代的刚健之气。其书骨气劲峭,法度严整,于平正中见险绝,于规矩中见飘逸。可以说,其艺术风格与程砚秋唱腔的“寓刚于柔”有相近之处。其平正中见险绝的结体可与程砚秋“脑后音”和“鬼音”的运用相媲美。他的代表作《九成宫醴泉铭》工稳、严密而又空阔、疏朗,其笔势劲挺、独具匠心的精妙与超逸也可与程的做功、武功身段相媲美。
        京剧名旦荀慧生,嗓音柔亮,唱念风格以柔为主。其唱腔大都糅合河北梆子和“口语化”,口语化即他把说平常话似的语气余霞散绮似地纳入唱腔,也有脱胎于王瑶卿的唱腔,但更为柔媚;念白学王瑶卿,但减其圭棱,增以妩媚温柔;荀的做工身段中也吸收许多梆子戏的身段,以“动”掩“静”,运“做”(做工)于“柔”。武打戏则学王瑶卿,亮相、姿态以美为主。(本节四大名旦有关资料部分参阅董维贤《京剧流派》,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 )
        上述荀派的艺术风格与元代书法家赵孟頫书法的柔美秀媚的艺术风格有相似之处。
        通过以上京剧流派与书法流派艺术风格的简略对照,可以看到,中国音乐风格与书法风格是有相通之处的。这也说明同一文化内部的不同艺术形式的风格在艺术视觉、听觉、感觉上相互是有联系的。在西方文化艺术中,巴洛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在建筑、文学、绘画、音乐艺术风格中也是具有内在联系的。而且,可视性强的艺术如建筑、绘画、文学其流派产生往往都先于音乐,并不同程度地影响或启迪了音乐艺术流派的发展,同时也丰富了艺术风格史的内容,增强了我们对音乐艺术的鉴赏和想象力。同样,探求了解中国音乐艺术与书法艺术的关系,对于揭示中国音乐艺术美学的特质,增强我们对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鉴赏力,也是一条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