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我们这个识字率极低的农业国里,除了不省事的孩子,几乎无人不晓“忠、孝、节、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宗法社会的道德经。这是伦理人文的核心特征。道德,作为整个社会的契约,其制约作用波及社会的所有成员。是什么使宗法社会道德经得以如此广泛的播散呢? 人们发现,在中国广大的农村,稍具规模的村庄都会拥有一个戏台子,它往往是村中最惹眼的建筑。在南方,它们有的是木结构、竹结构;在北方,则多为砖石结构;而在一些贫瘠的地方,它们还有用土坯垒起的。看戏,是中国农民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甚至每每为此废寝忘食。戏曲——这种中国独有的综合艺术,用最生动的演故事方式(音乐、舞蹈、杂技参与下的),承担了对这个泱泱农业国的人伦教育任务。
        传统戏曲剧目相当丰富,仅京剧就号称有一千八百出。其内容有经过演绎的历代君王、诸侯、名人传奇及历史事件、才子佳人故事、神灵鬼怪传说等等。当然,中国人的演故事、说故事是以人间忧乐为重心的,神鬼内容的比例很小,不像与我们毗邻的印度,几乎所有的传统民间故事都离不开神话色彩,这自然是宗法社会与宗教社会在这一领域的必然差异。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故事,往往世俗味道很浓,与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息息相通。这些引人入胜的情节插上音乐的翅膀,便产生了惊人的魅力。它们不仅滋润了中国各阶层民众的感情世界,填补了他们精神生活的空白,而且还在潜移默化中沟通着群体的心灵,在广袤的土地上建构着宗法社会的伦理关系准则。当然,外在的艺术形式还不足以建构整个社会的契约,关键在于“忠、孝、节、义”这几个字,在传统戏曲里是作为惩恶扬善旗帜下“善”的标准出现的。它们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一种复合作用。即,从上层角度来看,这四个字固然有利于维护统治秩序,而对普通百姓来说,它们却首先意味着某种抑制私欲,具有利他精神的理想主义品格。也就是说,苏武、岳飞之所以成为“忠”的典范,是因为他们把国家利益摆在个人安危之上;《琵琶记》里的赵五娘之被赞为“孝”,是因为她在丈夫外出数年,而且杳无音讯的情况下,忍饥挨饿,苦挣苦熬,尽心尽力供养公婆;《祭江》里孙权之妹的“节”行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她在娘家过着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却去为丈夫刘备殉情;《赵氏孤儿》、《生死牌》、《周仁献嫂》等戏所昭示的“义举”,更是为他人做牺牲(舍命、舍儿、舍妻)的极端壮举。因此,宗法社会道德经的播扬,一方面稳定了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还不可否认地培养了温良淳厚的华夏民风——从家庭、家族血缘亲情向外推衍的社会人际关系。一些现代新儒家认为,“人性扬善弃恶,自然生化不息,人道与天道相通,基于同一本体论依据。故人性的修养与道德的教化,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社会危机则是该社会道德危机的体现。而道德的沉沦则是私欲泛滥的结果。”只有“克制私欲,拯救道德,提倡人性”才是“挽救社会危机振兴民族精神的基本理路”(参阅陈少明《儒学的现代转折》)。

        

宋代农村演戏图(清院本《清明上河图》)

        南宋诗人陆放翁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勾勒的是这样一幅农村生活场景:夕阳西下,村头老柳树下一位持鼓的盲艺人正唱讲故事,满村男女老少都聚在这里,把家事暂抛脑后,沉迷在故事的悲欢离合里。这种说唱艺术是早于戏曲的另外一种民间音乐品种。它们的曲目与戏曲相似,因此对社会的宣传功用也相似,只是从表演形式上,比戏曲更具轻骑性,所需的表演空间更小,也不需要扮演各种角色的行头。他们可以在茶馆、码头、田间、村口……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随时起演,所谓“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表演者既是客观主讲人,又时时跳进故事中人物的主观立场。此所谓“有说有唱,有表有叙,一人多角,跳进跳出”。音乐在戏曲与说唱这两种综合性民间艺术里,创造并烘托气氛、塑造并强化人物性格。总之一句话,通过讲、演故事,而将这个识字率特别低的农业国之人伦道德普及到如此地步,戏曲音乐与说唱音乐的推波助澜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孟子所谓“仁言不如仁声入人深也”(《孟子·尽心章句上》),说的就是音乐比语言更能通达人的灵魂深处。因为音乐有着独特的表现情感、表现态度的优势,它能“同时既表达了感情的内容,又表达了感情的强度,它是具体化的、可以感觉得到的心灵的实质。它可以感觉得到地渗入我们内心,像箭一样,像朝露一样,像大气一样渗入我们的内心”(李斯特《论柏辽兹与舒曼》)。从情绪的感染角度说,音乐比语言、比绘画及其它艺术手段更多一份进攻性,能够以直接冲击人心灵的感染力“强迫”听众接受。“其它艺术说服我们,音乐突然袭击我们。”(汉斯立克)所以,用音乐包装的戏曲与说唱故事留在人们心中的印迹,远比文字和语言深刻得多。

        

清代民间说场场面(清《妙峰山进香图》)

        

“赵五娘上路”(明刻戏曲《摘锦奇音》插图)

        再者,中国的戏曲音乐与说唱音乐,是地域文化的产物。它们的旋律往往是对方言的艺术夸张,人们在听故事的同时,在音乐中感受到的是亲切熟悉的乡音,满足了审美习惯上的期待,又每每有所突破——音乐毕竟不是语言本身,它对方言的美化、创造,会产生艺术新鲜感,不同的演员、同一演员的各次演唱,都会有新的艺术处理。这些也是戏曲与说唱比单纯讲故事更能迷住群众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