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 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 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 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之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萦纡郁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如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 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宋人好议论，好辩论。不但与古人辩，还要和今人辩。他们喜欢标新立异，充满创造精神和开拓精神。喜欢怀疑，喜欢作翻案文章。如果说汉学的精神是“我注六经”，那么宋学的精神便是“六经注我”，正好与汉学相反，这种精神在文学领域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是宋学的代表。他们都是文学家，也都是政治家。王安石在政治上成就更大一些。苏轼在政治上保守，文学上成就更大一些。但他们都是体现着宋学的精神。苏轼的《贾谊论》就是一篇与陈说唱反调的文章。

贾谊是汉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18岁的时候便以诗文著称于世。文帝对贾谊的才能与建议颇为赏识，一年之中，就提拔他为太中大夫。后来，文帝又准备任贾谊为公卿，但是，因为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重臣阻挠和反对，不得已而作罢。不久，出贾谊为长沙王太傅。以后文帝又想起贾谊，曾在宣室召见他，咨以鬼神之事。贾谊随即拜为梁怀王太傅。文帝前元十一年 (前169)，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当时贾谊才33岁。

贾谊具有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他在汉初太平景象的背后看到了潜伏着的社会危机。贾谊的政论文笔锋犀利、铺张扬厉，气势充沛，富有感染力和鼓动性。议论毫无顾忌，行文畅达而不浮切、充满济世救时的热情。贾谊的才华历来为人所赏识。他那不幸的命运，赢得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学子的同情。晚唐诗人李商隐就写过一首著名的绝句《贾生》，讽刺了文帝的求贤、敬贤、表达了他与贾谊千载之下的心心相通：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苏轼对贾谊的才华也十分欣赏，对贾谊过早的逝世表示十分惋惜，他俩的政论文的风格也不无相似之处，都是畅达无忌、议论风生的纵横家的风格，可是，苏轼的这篇《贾谊论》却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贾谊的遭遇，从而得出了新的结论。全文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作者开门见山，提出“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这样一个中心论点。这个论点与传统谈人才的文章是大相异趣的。历来都是讲人才难得，讲识别人才、尊重人才，如韩愈所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也。”可是，苏轼却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这个论点落实到贾谊，便得出贾谊“不能自用其才”的结论。一下子扣紧了题目。接着，作者就此进行了简要的论证，指出君子目标远大，要能忍耐，等待机会。古代的才能之士，他们之所以未能得以舒展抱负，“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这样，文章又暗中回到了“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的中心论点，并隐隐地指向了贾谊。

第二个层次，引圣人孔孟为例，用反证法来证明人才之不能尽其所用，“未必皆其时君之罪”。这一个层次又可以分为三个小层次。作者没有明确提出他要反驳的对象，但是，实际上他的文章是以“古之贤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皆其时君之罪”为靶子的，所以全文充满论辩色彩。第一个层次已经通过正面的论述把所要反驳的观点摆了出来。在第二个层次，便进行有力的反驳。作者首先退一步说“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接着就顺着对方的思路论下去，得出一个显然是荒谬的结论：“天下无尧舜，终不可以有所为”。结论的荒谬自然证明了对方思路的错误。紧接着，作者就以孔孟为例，说明有才之士，要有藏身待时的韧性。孔子、孟子，生前都未曾得志。生当诸侯吞并、弱肉强食的时代，孔孟却来大讲仁义，没人听他们的。可是，孔孟都是积极人世，“知其不可而为之”，所谓“尽人事，听天命”。“荀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孔孟遭到的挫折比贾谊大得多。他们赶上的是乱世，“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尚且这样不灰心，不泄气，相比之下，贾谊的胸襟识度就大大不如了。汉文帝是历史上比较开明的皇帝，后人的运气还赶不上贾谊呢。所以，这第三个小层次的结尾就自然地得出了“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的结论。这一结论与中心论点相呼应，以历史人物，以圣人为例，论证了贾谊不能自用其才的观点。

第三个层次，从贾谊的具体处境出发，设想贾谊可行的策略，以此证实贾谊不能自用其才的论点。作者先分析了周勃、灌婴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周、灌都是跟随汉高祖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又是铲除诸吕，迎立文帝、安定刘氏天下的功臣。他们所进的谗言，足以动摇文帝对贾谊的信任。贾谊少年新进，立足未稳，求治心切，进言太急，自然招来这些老臣宿将的忌恨。接着，作者又为贾谊设想了切实可行的策略，要搞好上下左右的关系，“不过十年，可以得志”。然而，事实上贾谊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一受挫折，便“萦纡郁于闷”、“自伤哭泣”，“至于夭绝”。于是，作者得出贾谊“是亦不善处穷者也”的结论，而“不善处穷”亦即不能自用其才的主要表现。所以，苏轼所谓的“自用其才”，还是儒家传统的观念：得志则兼济天下，不得志则独善其身。

第四个层次，对前面的论证加以补充，使之更为全面。作者既已指出才能之士要善于处穷，要学会忍耐，不要一遇挫折便颓废伤怀，又肯定了高世之才确实难得一展雄图的历史事实。既指出了贾谊“不能用汉文”的一面，又表示了对贾谊的同情。说明要做到人尽其才，需要君臣双方的努力。

这篇不足千字的历史人物论，见解新颖，道前人所未道。有理有据、思路清晰。有反证，有驳论，也有正面的论述。虽是翻案文章，却立论稳妥，无偏激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