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为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以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天下不察，以错为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昔夏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已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 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 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已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惋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何者? 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袁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 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晁错做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是非功过，早已盖棺定论。西汉之初，同姓诸王跨州连郡，自征租赋、自集军队、广招宾客、网罗四方人才，羽翼渐丰、骄横不可制约，终于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当时的形势，正如晁错所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 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开始削藩。不久，吴王濞联络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六国，举起“清君侧”的旗帜，以请诛晁错为名，发动叛乱。这时候，曾任吴相的袁盎和外戚窦宪乘机进谗，以报宿怨。景帝因此而动摇，于是，晁错被腰斩于长安东市，父母、妻子、同门无少长皆被杀。景帝企图以诛杀晁错来换取七国的罢兵。可是，暂时居于优势的吴王濞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东帝”的地位，拒不收兵，战事继续进行。后来，汉将周亚夫等率军进击，三个月之内就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纵观七国之战的经过，晁错之死，实属冤枉。据《史记》说，晁错死后，景帝曾经询问从前线回来的校尉邓先：“吴楚听说晁错死了，收兵没有?”邓先回答说：“吴王有谋反之心已经几十年了，现在因削地而发作，请诛晁错不过是借口，真正的目的不在这里。我恐怕天下的人从此将不敢说话了!”景帝忙问：“这又是为什么呢?”邓先回答说：“晁错因为担心诸侯强大、难以制约，才请求削藩以加强皇室的地位，这是为子孙后代着想的万年大计啊。削藩的计划刚一施行，建议削藩的大臣就惨遭杀害。对内则堵塞了忠谏之路，对外则等于替诸侯报仇，臣子我私下认为这不是陛下应该采取的策略啊。”景帝听了以后，沉默了好一会说：“你说得不错，我也觉得有点后悔。”邓先的话，反映了当时一般人对此事的看法;而邓先敢于把这种舆论告诉景帝，使人不能不佩服他直言不讳的勇气。

司马迁在《史记·晁错传》中虽然肯定了晁错的冤枉，可是，他似乎认为，晁错的为人不无可议之处，司马迁说晁错“为人峭直刻深”，这自然不是什么好话。从司马迁对商鞅、韩非等人的评价看，这位史学大师对法家人物没有多少好感。他尊重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而对他们的为人与政见，并不欣赏。在《晁错传》的结尾，他指责晁错“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苏轼的《晁错论》显然是受到了太史公的启发，将太史公的短评发挥为洋洋洒洒的论文。我们只要读一读苏轼的另一篇历史人物论《韩非论》，也就会明白，苏轼在对法家人物的态度上和太史公一样，他在《韩非论》中说：“自老聃之死百余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庄、老之后，其祸为申、韩。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终，奈何其不为之所也。”司马迁的所谓“变古乱常，不死则亡”与苏轼的“乱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多”，其间思想观点的相似之处是不言而喻的。联系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他对晁错求全责备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尽管如此，《晁错论》这篇文章还是写得很漂亮的。

全文五个自然段，恰好组成议论的五个层次。第一段，分三层意思。首先，作者欲抑先扬，讲太平之时，能看到“不测之忧”首先发难，是很不容易的，只有“仁人君子豪杰之士”才能做到。这里没有点明是晁错，可是，读者一望便知，这里说的就是晁错发难，建言削藩一事。由此可见，苏轼承认晁错的贡献，没有将他一笔抹倒。接着，文章的口气渐渐地转了。提出“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必须“吾发之，吾能收之”。即是说，光有发难的胆识不行，还得能收拾残局、善始善终。这里已经渐渐地含有指责晁错的味道。紧接着，又说发难之后，如果不但不去收拾残局，而且逃避责任，那么，“天下之祸”，必集于他了。这里，指责的口气更为加重。这一段没有明点晁错，却包含了作者对晁错的全部评价，这也就是全文的主要论据。

第二段，明点晁错被诛的经过，提出晁错自取其祸的观点。这是第一段议论的具体化，也是作者立意争鸣的中心论点。

第三段，以大禹治水为例，说明发起大事的人，要有“坚忍不拔之志”。事情办起来以后，要从容镇定地去处理。事情发生以前，要对可能发生的困难与风险有思想上的准备。

第四段，具体分析晁错在七国之乱时的表现。这一段包含三层意思。晁错应负责到底，应将危险留给自己，不应将危险推给天子。从历史上看，宋以后，忠君观念明显加强，更不必说明清了。所以，苏轼对晁错“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感到“愤惋而不平”也不足为怪。这是这一段的第一层意思。这一段的第二层意思是，晁错“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是取祸之道，晁错的选择失当动摇了景帝对他的信任，使袁盎的谗言得以发挥作用。接着，作者又设想了晁错当时的最佳选择：“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以此反证晁错的失策。这一段是全文的核心。集中论证了晁错祸由自取的中心论点。苏轼将责任全推到晁错身上，似不无可以推敲之处，但作为一家之言，还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第五段，又回到对晁错的全面评价。肯定了晁错建言削藩是“非常之功”，批评他“为自全之计”，“欲自固其身”，对他为奸臣谗言所害表示惋惜。这就避免了立论新颖容易带来的偏激的弊病。

苏轼文章如百川汇海，汪洋恣肆，其议论文章更是文气纵横，雄辩滔滔。《晁错论》先从道理上立论，对晁错虽“尽忠为汉”却招来杀身之祸一事，逐一加以分析，指出晁错悲剧的原因。苏轼认为，晁错如能在吴楚七国之乱中挺身而出，担当起最危险的任务，甚至晁错自己担任将帅击吴楚，也未必不能得到成功，这样，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挑拨离间了。这种写法，使文章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文章通篇以理论事，就事说理，结构谨严，环环相扣，使文章首尾照应，一气呵成。

文章引用上古大禹治水的事迹，作为晁错行为的参照，用禹的成功，反衬晁错的失败，征引有据，说理透彻，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

苏轼对晁错的分析有褒有贬，不是一面倒的偏颇激辞。一方面肯定晁错功绩，另一方面指出晁错“惟其欲自固其身”造成杀身之祸，同时说明“天子不察”也是晁错悲剧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避免了立论的偏颇，把这一悲剧的各方面都说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