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这篇十分著名的《文说》，通篇用比，短小精悍，仅仅七十余字，就充分表达了苏轼自己写作文章的体会和对文艺的不可多得的真知灼见。

所谓“吾文如万斛泉源”，就是说他的文章大都是在“不能不为”的时候，即兴会灵感来临之际写的。他说：“余性不谨语言，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脏;所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倅厅题名记》)有了这样的性格，心中有所感触和积蓄，就如骨鲠在喉，不吐就会不快，发而为文，也就不免直抒胸臆，坦率自然，因此一下笔就文如泉涌，势不可挡。所谓“不择地而出”，是指他的文章信笔抒意，千变万化，姿态横生，没有固定的格式。苏轼的文章，有政论，有史论，有写人叙事的散文，也有记游的散文，还有书札，序跋与杂著，篇篇不同，文字各异。莫不因情而发，自由挥洒。即使一篇文章之中，也往往是说理、叙事、抒情，兼而有之，不受固定格式的限制，而随兴之所至，任意为之。如《筼筜谷偃竹记》一篇，虽可归入“杂记”，而内容兼有“论辨”，“传状”、“哀祭”几个方面。从其主要内容看，应是一篇悼念亡友的文章，但其中阐述绘画理论又占了主要篇幅。所谓“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是说他的有些文章气势磅礴，思路开阔，纵横恣肆，大有一泻千里之势。苏轼的史论、政论文章承受了《孟子》、《战国策》等书的影响，雄辨滔滔，笔力纵横，行文之中吸取了它们的腾挪变化的腕力，避免了平直之弊，而增加了气势和波澜，象《始皇论》、《教战守》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所谓“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就是讲他的有些文章观察缜密，文笔细腻，状物描景，无不毕肖。记游散文中，苏轼善于捕捉自然景物的特征，而给予生动逼真的描绘。如《石钟山记》写夜泊绝壁：怪石陡立，栖鹘惊鸣，奇境森冷，耸人毛发; 前后《赤壁赋》，一写风清月朗的秋光，一写水落石出的冬景，描摹逼真，字字若画。这些都是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紧密结合、和谐统一的文章，讲究文字色泽，语言声韵，用词精警，文采斐然。所谓“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是说他的文章自然流畅，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意而言，意尽言止，毫无斧凿之痕。苏轼于记叙体散文中，常常议论英发，善于把议论、描写、抒情等手法结合起来，交错运用。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有时散文骈体交错变换，有时散文间以韵语，而适如意之所欲出。在风格上更体现出《庄子》和禅宗的影响，因物赋形，汪洋恣肆，变化跌宕，波澜层出，确实达到了“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的艺术境界。

这篇短文不仅是苏轼创作实践的绝好写照，而且是他的文艺思想的集中反映。从文中可以看出，苏轼不仅崇尚自然浑成，而且推重奔放豪迈。但他又不是盲目崇尚自然，随意奔放，而且十分尊重规律，“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这就是苏轼认识和体验的规律。笔势豪放，要以寄情达理为旨归，创新独诣，不能违离客观法度。只有在认识艺术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独创性的自由。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里说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正与本文的思想相通。

创作经验和体会大多是较为抽象，或者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笔力低劣者可能会无从措手。苏轼则不然。他凭着自己的体会，借着自己的独到的笔力，用巧妙的比喻，化抽象为具体，把难以言传的见解和体会深人浅出地道了出来，把作文的各个方面的看法形象地表现出来。篇幅不长，含义却丰。语言洁净，生动明快，令人叹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