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所贵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诉而无冤，不谒而得其所欲，此尧、舜之盛也。其次不能无诉，诉而必见察;不能无谒，谒而必见省;使远方之贱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识官府之难： 而后天下治。

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两手而已;疾痛苛痒，动于百体之中，虽其甚微不足以为患，而手随至。夫手之至，岂其一一而听之心哉?心之所以素爱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听于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圣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众，四海之广，使其关节脉理，相通为一，叩之而必闻，触之而必应，夫是以天下可使为一身。天子之贵，士民之贱，可使相爱;忧患可使同，缓急可使救。

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诉其冤，如诉之于天;有不得已而谒其所欲，如谒之于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详悉，而付之于胥吏。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昔者汉、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虚无据之法而绳天下，故小人以无法为奸。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举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为瑕; 所欲与者，虽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为解，故小人以法为奸。今天下所为多事者，岂事之诚多耶? 吏欲有所鬻而不得。则新故相仍，纷然而不决： 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

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职，不待教令而办; 四方之宾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纤悉，莫不尽举，而人不以为烦。盖史之所记： 麻思还冀州，请于猛。猛曰：“速装，行矣; 至暮而符下。”及出关，郡县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无留事者，至于纤悉，莫不皆然。苻坚以戎狄之种，至为霸王，兵强国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为，固宜其然也。

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顾私; 而府史之属，招权鬻法，长吏心知而不问，以为当然。此其弊有二而巳： 事繁而官不勤，故权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厉精。省事，莫如任人; 厉精，莫如自上率之。

今之所谓至繁，天下之事，关于其中，诉之者多而谒之者众，莫如中书与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书听其治要; 郡县钱币，制于转运使，而三司受其会计，此宜若不至繁多。然中书不待奏课以定其黜陟，而关与其事，则是不任有司也; 三司之吏，推析赢虚，至于毫毛，以绳郡县，则是不任转运也。故曰： 省事，莫如任人。

古之圣王，爱日以求治，辨色而视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则终日为之不给。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废一事，一月则可知也; 一岁，则事之积者不可胜数也。故欲事之无繁，则必劳于始而逸于终，晨兴而晏罢。天子未退，则宰相未敢归安于私第; 宰相日昃而不退，则百官莫不震悚，尽力于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则纤悉隐微莫不举矣。天子求治之勤，过于先王，而议者不称王季之晏朝，而称舜之无为; 不论文王之日昃，而论始皇之量书： 此何以率天下怠耶?臣故曰：厉精，莫如自上率之，则壅蔽决矣。

纵观苏轼一生的政治生涯，时起时伏，得志时少，失意时多。虽然他一生在政治上并无大的作为，可是，他的命运却始终与北宋的改革，北宋的党争纠缠在一起。苏轼是渐进论者，不是激进论者。当王安石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时，他本能地起来反对，成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先锋之一。可是，在王安石变法前，同一个苏轼，却象汉代的贾谊一样，是一个积极主张改革的青年政论家。他当时考进士时准备的《进策》五篇、讲具体改革措施的《策别》十七篇，讲辽与西夏问题的《策断》三篇，代表了他当时的思想。本文《决壅蔽》就是《策别》中的一篇，讲的是整顿吏治的第三个问题。

北宋在历史上是一个软弱的王朝，它始终没有在外族侵略者面前直起腰杆。北宋的外交一直很被动。它一开国就没有新兴王朝那种恢宏的气象和蓬勃的生机。北宋最高统治者最怕的是百姓造反和武将的跋扈。所以，压抑将帅，优容文人，残酷剥削广大的人民。仁宗年间，先后任用王曾、王钦若、张知白、张士逊、吕夷简等人为宰相，执行一种因循守旧、一切率由旧章的政策。致使机构重叠，架床叠屋，冗员满朝，人浮于事。到处都是腐败和堕落，太平景象的背后隐藏着深刻而严重的社会危机。青年苏轼看到这种现象，他象当年的贾谊一样忧心仲忡。为了医治官僚机构的腐败和臃肿，为了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苏轼开了一系列的药方，而药方之一就是“决壅蔽”。所谓“壅蔽”就是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上下壅塞，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墨吏蠹役乘机舞弊的现象。

全文大致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分两个自然段，说明理想的吏治是什么样的。第一段，提出“天下不诉而无冤、不谒而得其所欲”的尧、舜时代作为最理想的社会状态。中国的传统心理是向往过去、厚古薄今的。儒家称颂尧、舜，赞誉大同世界，老子则干脆让人退回到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去，他们都是说过去比现在好。所以，在封建社会里，连皇帝也动不动讲“祖宗成法”，不敢轻易变革。只有韩非、商鞅、王安石这些法家不太讲这些。可是，即使是王安石，他也要打“法先王”的旗帜。因为宋仁宗是个“仰畏天，俯畏人(怕人议论)”的皇帝，所以，王安石想用“法先王”的旗帜来减少改革的阻力，争取仁宗的支持。神宗上台后，问王安石：“唐太宗如何?”王回答说：“陛下当法尧舜。”当然，王安石讲“法尧舜”，是为了掩护他的改革;苏轼讲尧舜之治，是为了针贬当时的吏治。接着，文章从尧舜之治讲到一般的太平盛世。尧、舜毕竟太遥远了，也太理想了，而一般的盛世虽然比不上尧舜之治，总还是现实一些。苏轼认为，能做到“诉而必见察”、“谒而必见省”就可以算天下大治了。为了进一步说明理想的吏治的特征，作者又用人的心和双手来作比喻。讲圣人之治天下，上下之间，如心与手一样痛痒相关、“叩之而必闻，触之而必应”。

第二个层次，根据前文以尧舜之治与一般盛世所树立的吏治标准，对今天的吏治中的壅蔽现象进行揭露和谴责。很明显，今天的吏治与理想的吏治处处形成鲜明的对比。理想的情况应该是“诉而必见察”，可今天是“如诉之于天”。理想的情况应该是“谒而必见者”，可今天是“如谒之鬼神”。不但对下边的诉说置之不理，而且，贿赂公行，以至于“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值得注意的是，九百多年前的苏轼，已经发出了这种类似“金钱万能”的喟叹。

第三个层次，用历史上的得失成败和今天作对比。这个层次包括两个自然段。首先，用汉唐时期，“小人以法为奸”及今天“法令明具”、“小人以法为奸”的两种现象，暗示出如下的结论： 关键在于得人。有没有法不是关键。无法，则小人肆行无忌; 有法，小人也可以巧加利用。这是苏轼与王安石的思想分歧点之一。从道理上说，法治也要有人去执行，但没有好的法，好人也办不成事，所以偏执一面都是不对的。苏轼偏向于强调用人，王安石偏向于强调变法。作为一般的道理来说，苏轼在这里没有说错，“小人以无法为奸”及“小人以法为奸”，这两种情况事实上都存在。

接着，作者又用今天“纷纷而不决”、王化“壅遏而不行”的现象与历史上齐桓公、晋文公的令行禁止，王猛为政的立竿见影、雷厉风行作对比。这里，同样是用古今对比来暗示关键在于得人的道理。可是，上一段是泛泛地比较，这一段是举了齐桓、晋文、王猛的具体例子。文章的说服力更加强了。王猛是苏轼很赞赏的一位历史人物，苏轼在好几篇文章中用欣赏的口吻提到他。

全文的最后一个层次包括三个自然段。这是全文的中心。在前面说理、举例引证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壅蔽现象的具体办法。作为一篇策论，这一层次自然应该成为全文的中心。第一段指出，“招权鬻法”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在于“事繁而官不勤，故权在胥吏。”这种分析自然不能不说是肤浅的。考虑到苏轼当时初入仕途、资历尚浅，不敢指斥权贵，也不无可以谅解之处。接着，作者针对这种现象提出“省事莫如任人，厉精莫如自上率之”的主张。即是说，要简省政务，关键在于择人，励精图治必须从上面做起。第二段，指出政务处理的两个关键的机构是中书与三司。中书掌管机要，三司掌握财政，都是政务繁忙的要害部门。作者认为，它们不应巨细都管，陷于繁锁的日常事务而不能自拔。关键在于择人。这是又一次强调用人的重要。

第三段，用古圣人为例，说明皇帝既要勤于政务，又不能包揽一切。皇帝作出表率，就能带动百官，不敢懈怠，壅蔽的问题就解决了。

这篇策论，有古今的对比，正反的对比，有议论、有事实、并运用了比喻的方法。既指出了弊病之所在及其危害，也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层次分明，语言明朗，议论畅达，是一篇庄重而有说服力的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