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过庐陵，见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谱》，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 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史记》禹乘四载，“泥行乘橇”。解者曰：“橇形如箕，行泥上。”其秧马之类乎?

宋哲宗绍圣元年 (1094)，59岁的苏轼以“所作文字，讥斥先朝”的罪名，被黜定州 (今河北定县) 太守之职，以左朝奉郎贬知英州 (今广东英德)。行至当涂，又接到旨令，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 (今广东惠阳) 安置。本篇便是苏轼在这样连遭政治打击的情况下，于南迁途中经过庐陵 (今江西吉安) 时写的。了解了写作背景，能从侧面反映出作者的人品及其对民情的关注。

北宋王朝结束了五代纷争割据的局面，同时也吸收了后周、南唐、吴越等地的经验，鼓励垦荒，扩大耕地，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式农具。苏轼在长期地方官任上，始终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介绍并推广先进的插秧农具秧马便是突出一例。

这是写在《秧马歌》前面的小序，序与歌是互为补充、结为一体的。序文首先说明了作《秧马歌》的起因。作者途经庐陵时，受到了曾安止的热情款待。曾安止，字移忠，庐陵泰和县人，此时已“致仕”——退体了，“宣德郎”是他致仕前的官职。曾安止拿出自己所作《禾谱》请苏轼过目，从而引起苏轼作《秧马歌》的动机。序文肯定了《禾谱》一书的成绩，但“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这并非批评，而是感到不满足，很遗憾，语气平缓，很得体，只会拓开对方的思路，不致伤害情感。

由泛说农器，具体到秧马，以见出“谱农器”的必要，行文过渡得很自然。”予昔游武昌”，指此十多年前苏轼贬居黄州时期，“武昌”非现在武汉三镇的武昌，而是与黄州隔长江相对的鄂城。“见农夫皆骑秧马”，点出歌与序中所咏述的中心事物。秧马是新鲜事物，赣江流域的人们还未见过，故特作介绍：“以榆枣为腹，欲其滑; 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先说制造，再说形状。这几句在《秧马歌》中是这样描绘的：“我有桐马手自提，头尻轩昂腹胁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两足为四蹄。”诗与文体制不同，写法也就各异。诗要以形象去感染读者，文则要平实，要讲明事理，使读者明白所以然。榆、枣木质坚硬，楸、桐木质松软，为腹为背，出于“滑”、“轻”的不同目的，内里含着因果关系。“昂其首尾”可以减少磨擦力，“以便两髀”则骑坐舒适，事理自明。语言运用上，两两对偶，又前后分承，富有逻辑性，也与诗歌的氛围相融。歌与序虽都写秧马，却着眼点不同，互为表里，并行不悖，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下面写秧马的操作和功效也是如此。“雀跃”一词筛选精妙，既传轻快之神，又含欢快之情，也来得生动。“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暗中也申明了作《秧马歌》的用意，宣传它，让这里的人们推广它。

序文最后引《史记》中关于“橇”的记载和后人的解说，意在寻根，推测秧马的由来。《史记·夏本纪》载：大禹为治服洪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这就是“禹乘四载”。其中特别拈出“泥行乘橇”，则因“橇形如箕，(拨动)行泥上”，与秧马的形制和用途差不多。秧马的由来虽属推测，但泥行工具古代确已有之，这样也就增强了人们对秧马的信服力。

这篇序具有说明文的特点，容易写得枯燥。但本文作者充分调动了语言的艺术魅力，笔笔欲活，富有诗意，确系一篇妙文。

苏轼到了惠州之后，曾为《秧马歌》写过四篇跋语，记述了他在岭南传播并改进秧马技术的情况。在他身体力行的推动下，秧马确曾得以广泛施用，也收到了良好效益。周必大在《跋东坡秧马歌》中说苏轼“既到岭南，往往录示邑宰”，“殆是得意之作”。“得意”处绝不限于歌的本身。附带说一下，象秧马这样的先进农具，后世非但没有继续改进以提高生产力，反而渐渐堙没，其中的奥秘，实在令人深思。

文是好文，诗也是好诗，两相参读，互为发明，将有益于读者赏玩，故附《秧马歌》于后：

春云濛濛雨凄凄，春秧欲老翠剡齐。

嗟我妇子行水泥，朝分一垄暮千畦。

腰如箜篌首啄鸡，筋烦骨殆声酸嘶。

我有桐马手自提，头尻轩昂腹胁低。

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两足为四蹄。

耸踊滑汰如凫鹥，纤纤束藁亦可赍。

何用繁缨与月题，朅从畦东走畦西。

山城欲闭闻鼓鼙，忽作的卢跃檀溪。

归来挂壁从高栖，了无刍秣饥不啼。

少壮骑汝逮老黧，何曾蹶轶防颠。

锦鞯公子朝金闺， 笑我一生蹋牛犁。

不知自有木駃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