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

余于他画，或不能必其主名，至于道子，望而知其真伪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盖一二见而已。

元丰八年，十一月七日书。

我国历代题画诗、名画题跋不可胜数，其中不乏中肯隽永的佳作，但象本文这样借题发挥，总结艺术经验，在有限的篇幅内阐发系统的艺术理论，且有独到见解的却不多见。

本文首引《周礼·考工记》“知者创物，能者述焉”，意在强调文学艺术的发展有一个逐渐完美的过程，要靠一代一代艺术家薪火相传的积累，所以说“非一人而成也”。所谓“智者”、“能者”云云，无非是借用成说，相对而言，实际上任何一位有成就的艺术家都不可能空无依傍地去创新，也绝不会亦步亦趋地祖述前贤。作者认为，这是一条普遍规律——不论是士大夫的学问还是各类工匠的技艺，都是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经历了汉、魏等朝不断进步，直至唐代才周详完善了的。唐代的诗歌、散文、书法和绘画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就，而杜甫、韩愈、颜真卿则是举世公认的唐代诗、文、书最高成就的代表。这里请杜、韩、颜三位大家作陪，而后将吴道子衬出，并一言以蔽之：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认为四人在各自的艺术领域里皆已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可见作者对吴氏是何等推崇。

吴道子，名道玄，阳翟(今河南禹县)人，是唐代著名画家，开元中召人为内教博士。其画笔法超妙，洗练爽劲，雄峻生动，富有立体感，尤其擅长画佛道人物，有“画圣”之称。作者写他画人物的技法一段，尤为精妙。各门艺术都有各自的艺术语言，正因为苏轼本人就是一位著名画家，才有可能深知并道出吴道子画中“三昧”。他并没有从人们都在讲究的阴阳向背、虚实疏密、浓淡干湿等表现手法人手泛泛而谈，而是一语切中肯綮，说吴氏画人物“如以灯取影”。并且用数学上的“乘除”来比喻逆顺平直等各种作画笔法的相互作用、消长、轻重，称吴氏“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

“美”必须“以数取”是苏轼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他在《大悲阁记》中以烹饪和酿酒要按一定的比例投料为喻，说明了“数”、基本技能对文学艺术以及各行各业的重要性。绘画必须真实地反映客观对象。苏轼认为吴道子笔下的人物在解剖、比例、形态、透视等方面达到了十分精确的程度，以至逼真到连秋毫之末细微的误差都没有。可见吴氏对“自然之数”即造化的规矩尺度掌握得多么准确，这样，前面所说“如以灯取影”也就有了着落。

不仅如此，吴道子远比一般画工高明之处还在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就是说，他能在艺术规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其创造力，而他的“豪放”之处又能耐人寻味，并非一味地发酒疯。这两句话代表了苏轼的美学观点，他自己的诗词文章书法亦可以此概括。接下来，苏轼巧妙地化用了《庄子》书中的两个寓言：《养生主》篇里庖丁解牛数千，以至目无全牛，刀刃在牛骨节之间的空隙里大有回旋余地;《徐无鬼》篇里匠石挥动大斧砍掉郢人鼻尖上涂的薄如蝇翼的白粉，而鼻子毫无损伤，郢人立不失容。二者都是得力于技巧娴熟和对于对象的深刻了解。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也是说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既守“法度”而又能自由抒写，自然与一般规规于尺寸者迥异其趣，“古今一人”之誉则当然非吴道子莫属了。

苏轼曾在一道题画诗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认为作画要追求神似，如果只求形似，那就太幻稚了。所以他对唐代王维的画推崇备至。在《王维吴道子》诗中，他赞誉王维画“得之于象外”，有飘飘欲仙之态; 而“吴生虽绝妙，犹以画工论”，和重写意的文人画不可同日而语。这与“古今一人”的评价是不是相左呢? 其实，诗是以文人画和画工画相比，他更欣赏文人的写意画; 而本文则是就职业画家而言，认为吴道子超越了所有的职业画家，两者角度不同。并不矛盾。中国画讲究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吴道子正因为具备了“画人物如以灯取影”，“不差毫末”的功力，其作品才有可能臻于上乘。

成熟的艺术家应有其独特的风格，吴道子的画风不同流俗，所以苏轼一望即知其真伪，而对其他各家的画有些则难以断定其作者。道子名重一时，随即模仿者有之，作伪者有之，然而终未能得其精髓，在苏轼这样的行家眼里也就无法乱真了。苏轼在文章最后喟叹真迹难见，大约也是寄寓了自己的感慨。这类题跋贵在不溢美、不隐恶而又典雅得体，本文更是夹叙夹议，流畅自然，平中见奇，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