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岭外俗皆恬杀牛，而海南为甚。客自高化载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风不顺，渴饥相倚以死者无数。牛登舟，皆哀鸣出涕。既至海南，耕者与屠者常相半。

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间有饮药者，巫辄云神怒，病不可复治。亲戚皆却药禁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而后已。

地产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无脱者; 中国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烧牛肉也，何福之能得? 哀哉! 予莫能救，故书柳子厚《牛赋》，以遗琼州僧道赟，使以晓喻其乡人之有知者，庶几其少衰乎!

庚辰三月十五日记。

柳子厚即柳宗元，贬官永州以后，曾作《牛赋》以自喻。大意是，牛有耕垦之劳，辛万苦。可是，它有功于世，却无益于己。那些羸驴驽马，曲意从人，反而“腾踏康庄，出入轻举”。苏轼抄下柳宗元的《牛赋》，并写了一篇杂记(即《书柳子厚〈牛赋〉后》)附在后面，赠给海南海口的僧人道赟，让他借此劝喻乡人，请他们不要再干那种“以巫为医，以牛为药”的蠢事了。

从柳子厚的《牛赋》中我们所感受到的，是作者在连遭政治迫害之后产生的抑郁不平之气。从苏东坡的这篇杂记中我们所感受到的，是作者对海南愚昧迷信落后风俗的忧虑，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心。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极言海南得牛之难，宰牛之易。海南之牛，系渡海运来，本属不易。路上“渴饥相倚”，又“死者无数”。如此千难万险运来的耕牛，到了海南，却随意宰杀，以至产生“耕者与屠者常相半”的荒谬现象。作者在这里先把这种荒谬的现象提出来，没有急于交待这里随意宰杀耕牛的原因。这就吸引读者进一步去看下文。第一段的“牛登舟，皆哀鸣出涕”，是传神点睛之笔。从表面看，是写牛的可怜。这些北来的客人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不祥的气氛。可是，真正引起作者可怜的，还不是这些无辜的牛，而是当时生活在愚昧迷信、贫穷落后状态中的百姓。

第二段，交待这里随意宰杀耕牛的原因。作者以沉重的心情描述了当时海南“以巫为医，以牛为药”的风俗。对于从发达地区和繁华都市里来的苏轼来说，这一切无疑是令人震惊的。原来中国还有如此贫穷落后的地方，如此愚昧迷信的人民。这一段结尾的“人牛皆死而后已”一句，极为沉痛。对迷信的谴责、对巫的痛恨，都凝聚在这句话里。

第三段，写黎人杀牛祭鬼的陋习，直斥其愚昧可笑。“此皆烧牛肉也，何福之能得?”是诙谐的讽刺，可怜可痛，又让人笑不出来。最后，作者交待了写这篇杂记的目的。

这篇记的落款表明，文章作于庚辰(1100)年三月十五日。当时苏轼63岁，贬官在海南儋州。两个月以后，哲宗病逝，徽宗登基，大赦天下，苏轼量移廉州。六月渡海，七月至廉州。九月改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行至英州，复朝请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年底越南岭而北归。第二年五月到真州，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可见，苏轼在儋州，正是他一生最困难的时候。这里贫穷落后，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苏轼也早已度过了自己的壮年，进入了衰朽的老年。从这篇杂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处于绝境中的苏轼依然是那样地关心着人民的痛苦。他当时无权无势无钱，只能用他那支依然是那么雄健的笔，写下一些文字，企图以此去唤醒那些有识之士，以少许改变一下海南落后愚昧的习俗。所以，这篇文字对于我们了解苏轼晚年的精神状态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另一点，是苏轼那种儒家传统的理性主义精神。苏轼的晚年，由于连续地受到政治迫害，一再地受到命运的捉弄，思想趋于消沉，佛老思想对他的吸引力逐渐增大。可是，这篇杂记却有力地表明，即便是在万分绝望的儋州时期，苏轼对佛教的吸收也是很有限的。苏轼习惯将政治思想与人生观相分开。政治上，凡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事，他总是坚持儒家的积极态度，即便是不介入也罢，那颗心还是热的。而在人生上，为了减轻巨大的精神苦闷，他可以从佛教和老庄那儿去寻求一时的麻痹和解脱。所以，他才能在看到“以巫为医、以牛为药”的荒谬现象时，表现出那种愤慨与沉痛，直截了当地讽刺杀牛祭鬼的陋习。“此皆烧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多么清醒的理性精神。这里没有一点宗教的气息，完全是清醒地面对现实，反对一切愚弄人民的陈规陋习。

这篇杂记不过三百字左右，可内容却很充实。全文大多在平缓的叙述中，略作点染，而感情却很充沛。作者的爱憎褒贬主要不是通过议论，而是通过叙述，通过稍稍的点染，自然地流露出来，并感染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