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来之冲也。执事以高才盛名，作牧于此。盖亦尝有以相马之说，告于左右者乎? 闻之曰： 骐骥之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动，其足如无所著。升高而不轾，走下而不轩。其伎艺卓绝，而效见明著。至于如此，而天下莫有识者，何也? 不知其相而贲其伎也。夫马者，有昂目而丰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旷乎若秋后之兔，远望目若视日，而志不存乎刍粟，若是者，飘忽腾踔，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于五达之衢，一目而眄之，闻其一鸣，顾而循其色，马之伎尽矣。何者? 其相溢于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贤不肖，见于面颜，而发泄于辞气，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间。而必曰： 久居而后察，则亦名相士者之过矣。夫轼，西川之鄙人，而荆之过客也。其足迹偶然而至于执事之门。其平生之所治，以求闻于后世者，又无所挟持以至于左右，盖亦易疏而难合也。然自蜀至于楚，舟行六十日，过郡十一，县三十有六，取所见郡县之吏数十百人，莫不孜孜论执事之贤，而教之以求通于下吏，且执事何修而得此称也。轼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后于仕进之门者。亦徒以为执事立于五达之衢，而庶几乎一目之眄，或有以信其平生尔。夫今之世，岂惟王公择士，士亦有所择。轼将自楚游魏，自魏无所不游。恐他日以不见执事为恨也，是以不敢不进。不宣。轼再拜。

读罢苏轼《上王兵部书》，使人立即想到唐代诗人孟浩然。他想出山进仕，曾游长安，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诗，奉呈著名诗人、也是当朝丞相张九龄。诗云：“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孟浩然这首诗，与苏轼书札的写作目的基本相同，都是请求名人推荐自己进入仕途之门。只是一用诗体，一用散文，一借舟济观钓，一谈善相骐骥。两者都写得生动形象、优美动人，又都表现了作者胸有大志、怀才待贾的心情。诗求简洁，故由描绘洞庭美景直接转入抒写胸臆;散文具体，故在层次上更为繁富。孟诗更多一些清高飘逸的风韵，而苏文则表达得更为恳切执著，更能打动人心，因而使接书者不能不满足作者的要求，也许正是由这里显示出来二人性格上的区别。孟浩然终于没敲开仕途之门，而苏轼却能起步就踏上仕途。

《上王兵部书》是苏轼出川进京，路经江陵，向江陵知府王子融奉呈的一封求荐书。王子融，本名皞，字熙仲，以兵部朝臣出知江陵，人称“王兵部”。苏轼书札由讲地重而引出人高：“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来之冲也。”这等于说，这里既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文化交流的重镇。在这重要的地方，“执事以高才盛名，作牧于此”。开头就表达了作者对王子融的敬重和尊崇之意。这种开头，显然能为启书者所爱读。但这并非对王的谀谄之词，以他的才学地位，苏轼的称赞并不过分，王子融，祥符进士，迁太常丞。曾论述宋代以来典礼沿革，为《礼阁新编》上之。又集五代事为《唐余录》六十卷以献。后为兵部侍郎知江陵府，从仕途与学业上都可算苏轼的上一辈人。

苏轼在书札中接着谈起善相千里马的故事。“盖亦尝有以相马之说，告于左右者乎?”先谦虚地设问，不知曾有人把相马的故事告诉您吗?然后正面讲述千里马的“卓绝”“伎艺”：“闻之曰：骐骥之马，一日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动，其足如无所著。升高而不轾，走下而不轩。其伎艺卓绝，而效见明著。”有这样高明的本领，本该为世人所推重，可是不然：“至于如此，而天下莫有识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责其伎也。”因为人们对它不认识不理解，即不知千里马的形貌特点，而单单责难它技能太离奇。岂不知，千里马本来就有超群出众、非同一般的特点。这种马，不仅“有昂目而丰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旷乎若秋后之兔”这种奇绝的外形和动作，而且有“远望目若视日，而志不存乎刍粟。若是者，飘忽腾踔，去而不知所止”这样观宏望远的凌云大志。写得形象具体、生动传神。由千里马而象征性地表达了作者自己宏伟的生活目标和志趣襟怀。“是故，古之善相者，立于五达之衢，一目而眄之，闻其一鸣，顾而循其色，马之伎尽矣。”善于识别千里马的人，立于大道，看一眼毛色，听一声鸣叫，马的“伎艺”就全都看出来了。何以如此呢?原因是“其相溢于外而不可蔽也”，千里马的形貌特点本来就表现在外边。这样，作者用千里马的技能容易识别，从而是暗示自己的才能也理应受世人重视，为下文要求推荐作了一个有力的铺垫。

书信到此并没立即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以讲一般士大夫的情况作了一个过渡。“士之贤不肖，见于面颜，而发泄于辞气，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间，而必曰： 久居则后察，则亦名相士者之过矣”，这里用了以守为攻的手法，假设一种不同看法，通过辩驳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本来“士之贤不肖”“卓然”“存乎耳目之间”举首可见，偏偏强调“久居而后察”，则显然成为不想发现人才的借口。批驳了借口，就等于更急切地表白：“只要想荐才，是可以立即发现的。然后提出自己的心愿，更显得情切理足。这个过渡段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由相马到求荐，中间转折过快，就显得气势不贯通，有了这一过渡，则天衣无缝，无断裂感觉了。

“夫轼，西川之鄙人，而荆之过客也。其足迹偶然而至于执事之门”，在自报家门后，明说自己与王兵部的关系只不过是“偶然”相接触，并不特别套近乎，无丝毫媚人之相。“其平生之所治，以求闻于后世者，又无所挟持以至于左右，盖亦易疏而难合也”，我平生努力于写作“求闻于后世”，又没有带什么礼品赠送您。这样也许更易于疏远而难于相亲近。苏轼这里用了欲得先纵、欲扬先抑的办法，显得不亢不卑、落落大方。接着，笔锋一转又说：“然自蜀至于楚，舟行六十日，过郡十一，县三十有六，取所见郡县之吏数十百人，莫不孜孜论执事之贤，而教之以求通于下吏。且执事何修而得此称也”这里列举许多精确的数字，具体有力地证明王兵部品格高尚，众人景仰，并以转述大家教他恳求王兵部的方法，将对方尊奉到不能不接受请求的地位。此处正见作者的高明，的确有挥笔如椽的力量。作者并没有提过高的要求，他说：“轼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后于仕进之门者。”我并不敢求为王兵部的知已，只不过请求或先或后把我荐于仕途。这对于王兵部来说当然不难。“亦徒以为执事立于五达之眄。而庶几乎一目之眄，或有以信其平生尔。”这样讲来，有因有果，有情有理，既动之以情，又言之以理，而要求又不过高，不仅把自己的心愿清清楚楚表达出来，而且使王兵部不好推脱，不能不给他以推荐和帮助。

书札结尾处，表达了作者“良离择木而栖”的慎重态度。“夫今之世，岂惟王公择士，士亦有所择。轼将自楚游魏，自魏无所不游。恐他日以不见执事为恨也，是以不敢不进。”这里除言明怕见不到王兵部而日后悔恨，现在必须写这封书信外，所谓“士亦有所择”、“自魏无所不游”等语，确实显示了苏轼怀珠自重、不冒然燥进、不苟且栖依的人生态度。

这篇书札的写作很高明。书中先赞扬善于发现千里马的“古之善相者”，特别强调千里马并不难发现，只是世间庸人不会发现而已。有了这个基础，下边再提希望推荐的请求，就成为顺理合情的事情。在描写千里马时，不仅描绘得生动、鲜明，技高一筹，而且使人觉得惊奇可爱、令人敬佩，使人读后自愿去当伯乐。书札的下半，自述情况和提出要求，则十分注意掌握分寸。因为初次接近，互相没有深切了解，最忌言过其实，所以，讲关系只说偶过其门，提要求则不敢“求知”，只望荐“进仕之门”。这种小心谨慎，可使推荐人放心，从而助长乐于推荐的热情，这样才易于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写作技巧，更是思想方法上的科学和诚笃，可以说，这也是苏轼才能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