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上梅直讲书》原文|赏析|鉴赏

2024-05-18 可可诗词网-名篇赏析 https://www.kekeshici.com

苏轼

轼每读《诗》至《鸱鸮》,读《书》至《君奭》,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行,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至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才,吾为尔宰。”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与乐乎此矣!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升斗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轼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已。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宋仁宗嘉祐元年 (1057),苏轼、苏辙兄弟赴京参加礼部考试。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是身为翰林学士的欧阳修,参评官是梅尧臣。据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记载:“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夏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考试之后,苏轼写了这封信给梅尧臣,向其表达了自己对欧阳修、梅尧臣的崇敬和感激。梅直讲即梅尧臣,字圣俞,北宋著名诗人,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成员,直讲为学官名,即国子直讲。始于唐代,主要协助博士、助教讲授经术。

文章首先由古人说起。“轼每读《诗》至《鸱鸮》,读《书》至《君奭》,常窃悲周公之不遇。”《鸱鸮》为《诗经·豳风》中的篇名,是我国最早的禽鸟诗。诗中以一只哀怨辛劳的雌鸟在艰苦处境中,辛勤劳瘁地营筑巢室时发出的哀鸣,“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家,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控诉了统治者对劳苦民众的剥削、压迫,诗有兴托而《尚书·金滕》、《毛诗传疏》却认为此诗是周公平定东方叛乱之后,由于周成王误解他,写给成王向其表白心迹的诗。苏轼显然是赞同后一种观点。《君奭》是《尚书》中的篇名,武王死后,周公、召公共同执政,称为“共和”。当时流言说周公有野心篡位,召公也将信将疑。于是周公写了《君奭》、向召公表白,愿与召公互戒互勉,共同辅佐成王。因此苏轼每读至此,“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后来从《史记》中又读到了孔子受厄的事。孔子被陈,蔡的大夫围困于郊外,断粮断炊,却依然安然讲学,“弦歌之声不绝”。孔子问弟子颜渊、子路:“不是犀牛,不是猛虎,却奔波于旷野,是我奉行的道不对吗? 为什么落得这种地步?”颜渊回答道:“您的道是至大无比的,所以天下容纳不下,但是这又有何妨呢?这样才能够体现出您的君子本色。”孔子为之释然。虽然孔子师徒当时汲汲传道的行为,为天下所不容,但他的弟子们却安然处之,知足自乐。苏轼对此感触颇深: 象召公这样的贤者,象管叔、蔡叔这样的同胞手足、骨肉至亲,却不能够理解周公的用心,反而怀疑他企图篡位。周公徒有富贵,但是却没有知已,这种富贵有什么用呢?孔夫子当时虽然困顿贫贱,然而却有众多弟子的理解,“天下之贤才”都与之共享其乐。苏轼认为“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这一段作者引经据典,援引两处古例,说明徒有富贵,而无人理解,不如处境贫贱而遇知已,表现了封建文人重名节,轻富贵,通达脱俗的精神境界。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当他闻知欧阳修的大名,听说他品行高尚,学识渊博,有如孟子、韩愈之徒。也听说了梅圣俞的大名,知道他是欧阳文忠公的同道挚友,等到后来长大成人,能够看他们的文章诗词,才从他们的文词中看出他们的为人超脱世俗,随遇而安,自得其乐。有心前往拜见,但是自忖自己学习诗、词、赋刚刚入门,才疏识浅,没有资格进见他们。因此到京师一年多,未敢前往拜见这些当世大贤。这里苏轼向梅尧臣倾述了自己对欧、梅二人仰慕已久,而又没有前去拜见的原因。尔后,苏轼又讲到最近的这次考举,“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轼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苏轼、苏辙兄弟进京入试,时逢欧阳修知贡举,实行科举改革,推行朴实平易古文,打击那种求深务奇的浮艳文风。苏轼兄弟的文章以两汉文辞为宗师,文章质朴无华,语言平易自然,因此受到欧阳修,梅尧臣的好评。梅尧臣将之推荐给欧阳修,欧阳公阅毕大喜,连声称道:“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让他出头地也!可喜!可喜。”并断言苏轼最终会超过他:“更之十年,无人道着我也。”(《与梅圣俞书》)唐宋举士,时兴温卷之风。唐朝举子入京,“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赵彦卫《云麓漫钞》)到宋代沿袭唐风,则苏轼却“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同嘱)”,一举成名,除了自己的才学之外,与欧阳公,梅公这样的“伯乐”的提携发现是分不开的。自己仰慕已久的前辈贤者,一下子变成了自己的恩师,苏轼此时的感激与兴奋之情,可想而知。他进而说道:“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苟且求得富贵,白白沉沦于贫贱,这些都不足取,只有成为欧阳公、梅公这样两位大贤的学生弟子,才是值得庆幸的。与这样的幸运相比,即使侥幸做了一个小官,“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不如做大贤人的弟子乐。知足者常乐的道理,是古代的贤人、名士追求的思想境界。文章收束归源,又收回到梅尧臣身上:“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梅尧臣公为北宋著名诗人,在诗文革新运动中与欧阳修、苏舜钦齐名,被称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刘克庄《后村诗话》),然而他虽“名满天下”,在仕途上却一直不顺,不过做了国子直讲这个五品小官,但是梅尧臣却毫不介意,“容色温然而不怒”,泰然处之,他的文章也写得“宽厚敦朴”,没有流露出丝毫怨言,苏轼认为这表明梅公真正领悟了人生的哲理,因此愿意向他请教这个问题。

苏轼与梅尧臣相差35岁,梅是其父苏洵的朋友,两个人常有书信交往。苏洵于嘉祐元年率二子赴京师进谒欧阳修等,后返回四川,欧阳修将其文章推荐给朝廷。嘉祐三年(1058),朝廷命苏洵赴阙应试,苏洵写信给梅圣俞,表示自己不能赴京。苏洵曾作有《老翁井铭》和《老翁井》诗,盛赞家乡有老人泉、老翁井。诗中说到:“井中老翁误年华,白翠石沙公之家。公来无踪去无迹,井面团圆水生花,翁今与世两何与? 无事纷纷惊牧竖,改颜易服与世同,无使世人知有翁。”梅圣俞接到苏洵拒绝赴京应试的书信后,作《题老人泉寄苏明允》诗,劝苏洵进京,诗曰:“泉上有老人,隐见不可常; 苏子居其涧,饮水乐未央。渊中必有鱼,与子同徜徉;渊中苟无鱼,子特玩沧浪。日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为仲尼叹,出为盛时祥; 方今天子圣,无滞彼泉旁。”苏轼在其《书梅圣俞》诗中亦说:“先君与圣俞游时,予与子由年甚少,圣俞极称之家有‘老人泉’。”苏洵听从了梅圣俞的劝告,准备人京赴试,因病未果,可见梅公对苏洵的影响之大。作为后生晚辈,在对恩师表达自己的推崇和感激之时,“初遇知已”时的欢欣喜悦之情也难以抑制,这些都在文章中很好地体现了出来。

文章第一段引经据典,论述古人,看似与主题无关,实则是为后文作铺垫,周公胸怀治邦济世之才,诚心辅佐成王,都不为世人理解,与其共事的召公对他存有戒心,连亲兄弟都怀疑他。而孔夫子师徒虽厄于陈、蔡,却知足自乐。在这一贫一富,一不遇之悲,一知己之乐的强烈对比之中,作者“周公之富贵”,“不如夫子之贫贱”的结论,自然而然地得了出来。文章用典贴切,对比鲜明,文理明快畅达,议论雄辩有力。作为一封道谢信,本文感情充沛,态度诚恳,文章饱含对前辈恩师的感激之情,又充满后生学子渴望追随前辈,学习圣人之道的精神,行文挥洒自如,毫不雕饰。语言平易自然、明白晓畅,颇能显现出苏轼坦诚、开朗的个性,以及苏文如行云流水的风格,是书信体散文中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