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 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枹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空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这是一篇夹叙夹议的散文名作，作者写的是亲自考察石钟山的经过，并就此而发表议论。

石钟山，位于江西北部鄱阳湖附近的湖口县，恰是湖北、江西、安徽三省的交汇处。据文中载，当时是“元丰七年六月丁丑”即公元1084年阴历六月初九日。苏轼于元丰二年八月，因“乌台诗案”，以作诗讥讽新法而被捕入狱，出狱后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团练副使，元丰七年三月接到移贬汝州(今河南临汝县)的诏令，六月动身赴任。《石钟山记》写的即是作者沿水路去河南行至湖口时的经历。

全文层次清晰，共分三段：第一段，提出问题;第二段，考察经过;第三段，发表见解。是典型的“三段式”。

作者篇首引用了《水经》中的一句话：“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开门见山地点了题，毫不拖泥带水，可谓简洁之至，同时也顺便说明了石钟山的位置。这在“写作论”中称为“开门见山法”和“引经据典法”。接着，作者引述了历史上对石钟山的两种说法，即郦道元的“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以及李渤的“扣而聆之”“抱止响腾，余韵徐歇”。作者对这两种说法分别提出了疑问，以反诘句作驳。对郦道元的反驳是：“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对李渤的反驳是：“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其问理由充足而又富于幽默感，使人读后不能不折服作者思考问题的周密严谨。在这里，作者问而不答，启发读者进行思考，提起读者的兴趣，使人不能不产生探询究竟的念头而继续读下去，同时，也为下面对实地考察的描述设下了线索。这种开篇之法，不落窠臼，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不愧为大家手笔。

郦道元是北魏时期杰出的地理学家，著有《水经注》十四卷; 李渤是唐代江州刺史，曾作《辨石钟山记》。但作者并不迷信权威，敢于向前朝的名人挑战，对被人认可的论点提出质疑，表现了作者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执著态度。“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从作者这种敢于标新立异的治学精神和颇具改革家的气概中，我们不难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段中，作者运用一些四字排比句，句式紧凑、明快，一气呵成，给人以高屋建瓴之势，从结构上为质疑增添了说服力。“简洁”往往与“有力”联系在一起，试换用长句式来表达，就逊色多了。就像做什么菜用什么火一样。不同的内容也要选用最适合其气氛的句式，这大约也是作文的一种讲究吧。还有，作者提出了两个相似的反诘，写来很容易雷同。然而作者在择词用字上作了些变化，如“人常疑之”与“余尤疑之”;“而况石乎?”与“何哉?”使前后略有区别，且增加了递进的意味。“文似看山不喜平”，择词选字的目的就是要获得文章的“参差美”，这里就看出作者炼字炼句的功力了。

第二段是写作者实地考察石钟山的经过，写得生动形象，跌宕起伏，惊险曲折，读来耐人寻味。且看： 作者先是“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一二扣之，焉”。对此，“余固笑而不信也”。这里，作者没有多加评论，只写了扣石的情形，然后用七个字表示了自己不屑与之争论的态度，虽未提及李渤之论，而李渤的说法已不驳自倒了。这是多么聪明的写法!有理不在言多，摆出事实让别人去品味，其结果往往更有说服力。同时，这七个字也烘托出作者非凡的气度，且呼应前段，堪称收“一石三鸟”之功，这是简写。下面转入详写，因为是补充郦道元论点的“言之不详”，就必然要写详细些，分析透彻，才能让读者信服，起到纠正和补充的作用。在这一层中，作者着重描写了环境，“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舟人大恐。”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写仅是为了烘托气氛吗?不尽然。试想，连作者也“心动欲还”，足见考察是艰难的，是要有些胆量的。如果作者缺乏冒险求实的精神而真的被吓回去了，当然也就无从考证以“钟”名山的真实缘由，反倒要令郦、李二公笑其无事生非了。从中我们也可领悟出一个道理：搞好调查研究是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和代价的，远没有想当然那样来得轻松和痛快，小事尚且如此，何况国家大事呢!由此我们又进而联想到：作者仅止于要说明调查研究的不容易吗?也不尽然。对这些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描写不正象征了政治环境的险恶，以及作者在这样的环境中对真理的求索精神吗?

在“徐而察之”之后，作者终于找到了山以“钟”名的真正原因，于是作者笑谓迈(即苏轼之长子苏迈)曰：“……古之人不余欺也!”如果说上面“笑而不信”的“笑”是带有怀疑的谨慎的，那么这里的笑便是作者寻找到答案之后欣慰而舒畅的笑了。至此，读者的心境也由紧张转为平缓，作者文字的感染力是那么强烈，以致读者早已不由自主地跻身舟上了。

此段中，描写景物的文字也颇见功力。用字不多、却能绘影绘声，静中有动，而且将时间与空间的交代，山水景物的描绘，人物情态的刻画，对话抒情的穿插融为一体，浑不可分，情绪与节奏富有极强烈的变化，使人读来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睹其神，如感所遇，如获所得。

第三段，作者以反问的句式点明了文章之要旨：“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因为我们似和作者一起经历了一番实地探察，所以毫不怀疑这是作者的肺腑之言，立即产生了共鸣。

提出结论后，作者又与第一段相呼应，指出前人不能“得其实”的具体原因，判断郦道元的“言之不详”，李渤的“莫能知”，渔工水师的“虽知而不能言”，都造成了“世所以不传”的后果。说明了主观臆断的危害和前人的局限性。最后，“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请注意，这里又是一个“笑”字，当然这笑与上面又有不同，这已是胜利者的豪爽的笑了。我想，当我们合卷之余，经过思索、也会和作者一样发出会心之笑的。

《石钟山记》将叙事、说理、写景、抒情熔铸一炉，内容丰富，说理透彻，描写真切，情节感人，详略得当，结构严密，层层推进，见解精辟。其提出的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对我们来说，仍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苏轼的散文具有显著的特色，世有“韩潮苏海”之称。他写的文章往往波澜叠出，变化无穷，“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能因物赋形，因事立论，情景事理，浑然一体。布局构思富于变化，不拘一格，内容丰富多彩，风格从容自如，随意挥洒，天然去雕饰。苏文以才情丰赡，文采风流而名噪当时，影响数代，故后世学子考试作文章时，多仿效其韵，有“苏文熟，吃羊肉”之俚语。

读罢此篇，相信读者们也会赞同对苏文的这些评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