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 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 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 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 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老聃为多书。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聘于上国，然后得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 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

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 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 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余卷。公择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已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以闻名于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无所用于世，惟得数年之间，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尽发公择之藏，拾其余弃以自补，庶有益乎。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一般而言，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精神成果的，莫过于这个民族长期积累的文化典籍。我国历代对收藏利用典籍十分重视，官私藏书颇为丰富，周代史官的收藏被学术界公认为图书馆的起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藏室”，即藏书室。南朝萧梁时的“酉阳逸典”则是半官半私性质的藏书。私家藏书其风颇古，《庄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可证，“学富五车”的成语即源于此。宋代的李公择则将私藏公诸于众，供世人披览，这种惠贻后人的做法，是我国私人设立图书馆的滥殇。

李公择，《宋史》有传，名常，建昌人。仁宗皇祐初进士，生平事迹可见《秦淮海后集》的《李公择行状》。《苏子容集·李公择墓志》云：“所厚善者苏公子瞻，尝坐此赎金而益亲不悔。”他是黄庭坚的舅父，与王安石友善，每与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人互为唱和，在苏轼的诗文集中就有与他酬答的诗文多篇。如《寒食日李公择三绝次韵》、《记李公择惠墨》、《约公择饮、是日大风》等，后者即与本文有关，诗中有“先生生长匡庐山，山中读书三十年。……谁信家书藏九千”之句。据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载：“李公择少读书于庐山五老峰白石庵，庵藏书几万卷，公择既去，思以遗后之读者，不欲独有其书，乃藏于僧舍。其后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云‘李氏藏书山房’，而子瞻为之记云。”苏轼在这篇题为《李君山房记》(又作《李氏山房藏书记》)中也明言“公择求余以为记”，可知此文系应李公择之请托而命笔成篇的。

此文写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苏轼时在密州知州任上。文章娓娓道来，迤逦而下，上下古今，任意驰骋，集议论、叙事、抒情于一体。论议则擘肌析理，令人折服;叙事则简洁晓畅，不假藻饰;道情则诚挚感人、醇厚隽永。文章采用多种对比手法，层层递进，申剖详明，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读后启人心智，颇堪深味。全文以议论开篇。先通过书籍与“象犀珠玉怪珍之物”和“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功用的对比，说明书籍既有娱情悦性的欣赏价值，又有经世致用的实用价值。书籍之于人，是“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的，不管是“贤”与“不肖”，才智大小都会因读书而有所收益，不管“仁”与“智”，都能因读书而有所见获，尽管每个人的才智禀赋不一，但是，“求无不获者，惟书乎!”这一段文字层层蓄势，如连弩而发，突出了书籍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最后以“惟书乎”一锤定音，对书籍的挚爱之情溢于言表。在通过书籍与奇珍异宝、生计必需品的对比以后，文章更深入了一层，又用古今得书的难易和读书的勤怠进行对比。以孔子之圣，“其学必始于书”，更何况凡夫俗子呢? 追溯春秋战国之际，学在官府，各国互不统属，因此受到各种条件掣肘，“士之生于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这是溯古，下面进而论今，苏轼以亲身所遇现身说法： 他见到一个老儒先生，“自言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 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斯时得书、读书之难由此可见。而“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此言并非空谈无据，宋代的刻书业颇为兴旺发达，大致分为官府、私家、坊间三种渠道。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中记载，两宋私家刻书就有四十余家之多，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四川三大刻书中心。苏轼文中所云“日传万纸”信非虚言。按常理而言，当时的读书条件已与古昔大不相同，“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世人知加倍努力攻读才是正理，然而，适得其反，“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这种“书益多”而“学者益以苟简”的现象令人莫名惊诧。“此又何也?”对应前面“何哉?”又一次以反诘句式拈出，情辞恳惋，殊多感慨。话语之中饱含着对后生之辈的珍爱，杂以对后生荒疏学业的惋惜，隐隐道出忧虑之情。这古今两层对比层层递进，曲直可知，媸妍立见。接着，进入正题，揭出本文意旨。先写李氏山房得名之由，不假藻绘，笔法峻削，揄扬李公择因潜心读书而工于诗文，天道酬勤，这是他“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已有”的必然结果，所以“发于文词，见于行事，以闻名于当世矣”，连用比喻，颇为形象。笔锋至此拨转，转说公择所读过的书籍，“固自如也，未尝少损”，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这种把书籍“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以供后人阅览之举，确乎是不独擅其利而能泽及后世的“仁者之心也”，堪称恺悌君子的醇儒之行，苏轼对公择这种推已及人、与人为善的高义之举十分敬慕，发而为文，情见乎词。文章的末段苏轼发愿，以终老庐山饱读公择遗赠之书为幸事。至此，道出撰写此文是应公择之请，文中有所寓寄：“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浮夸不实的学风进行了针砭，良苦用心于焉可识。纵观全文，作者提倡爱书、藏书、读书的殷殷之情灌注文章始终，立意在于劝勉世人潜心为学，以为世用。文章三次发出深沉的感慨，分别以“惟书乎”、“此仁者之心也”、“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收束本段文字，意味绵长，发人深省。间用“此又何也?”的反问句式，其意显豁，不言自明。可以说，《李君山房记》是作者精心结撰、寓意幽深的一篇劝学文。

后世对这种劝诫为学的文章屡有所宗。明代宋濂就有一篇颇负盛誉的《送东阳马生序》。文章也运用了对比手法进行劝学的阐说，文章谈“为学之难”，以亲身所历说起，从“无从致书以观”到“手自笔录，计日而还”，直至“遍观群书”，其间甘苦的描摹生动感人：“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与之对比的是，“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这种以切身经历、亲眼目睹进行的对比描述，读来恳切委婉，真挚动人，作者循循善诱、谆谆诲人，勖勉后学，策励后进之心历历可见。这种对比手法可谓得苏轼文章三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