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吾昔少年时，所居书室前，有竹楩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武阳君恶杀生，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数年间，皆巢于低枝，其鷇可俯而窥也。又有桐花凤四、五百，翔集其间。此鸟羽毛，至为珍异难见，而能驯拢，殊不畏人，闾里间见之，以为异事。此无他，不忮之诚，信于异类也。

有野老言：鸟雀巢去人太远，则其子有蛇、鼠、狐狸、鸱、鸢之忧。人既不杀，则自近人者，欲免此患也。由是观之，异时鸟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为甚于蛇、鼠之类也。“苛政猛于虎。”信哉!

借题发挥，这是散文随笔中常用的手法。东坡借“先夫人不残鸟雀”，曲论“苛政猛于虎”之实，以佛谏政，引释入儒，强调慈悲仁政。笔调婉转，构思奇巧，讽谏寓意，却意味深长。

随笔的文思分为两路，思路一言众鸟认为人之患要猛于蛇兽之患; 思路二言百姓认为政之苛猛于虎之害。东坡正是以这样的思路，用“寓言”式的叙述方式，来表明他所期于当政者政通人和，实行仁政，取信于民，勿施暴政的思想。而以“先夫人不残鸟雀”作比，巧妙地避开了“提意见”的直露生硬，良药中加进调味品，设比构喻，便得当政者听起来、尝起来，不是很逆耳苦口，起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且看苏轼文路。文章段一开首，回忆“少年时”，书房前面优美的环境，“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青竹松柏繁花，满庭满院，景色宜人，群鸟筑巢在树枝上。形成青葱翠绿，鸟语花香之环境的原因，是被封为武阳君的苏轼的母亲程氏憎厌杀生行为，“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几年时间下来，女主人保护生态的“仁政”，有了结果，百鸟“皆巢于低枝，其可俯而窥也”，鸟窝低得连待哺的雏鸟都能弯腰看见，众鸟在此，生儿育女，无忧无虑，苏轼家的院子，成了百鸟天堂了。人与鸟和平共处，各得其乐。“政”通人和，慈悲为怀，引得珍禽桐花凤也数以百计地“慕名”前来，攀枝栖叉，陶乐其间。唐代名臣李德裕《画桐花凤扇赋序》云：“成都夹岷江矶岸多植紫桐，每至暮春，有灵禽五色，小于玄鸟，来集桐花，仍饮朝露。谓之桐花凤。”可见这桐花凤是鸟中奇才，“至为珍异难见”，能够归依于苏家庭院，“殊不畏人，闾里间见之，以为异事”，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不伤害百鸟的诚心，而取信于鸟类等其他有生命的动物。这一段，苏轼以典型的事例，正面树立起“不忮之诚，信于异类”的文旨后，接着，以“有野老言”的“旁证”形式，反证“不忮之诚，信于异类”观点的正确。平素百鸟不是不想“近人”，以免去“蛇、鼠、狐狸、鸱、鸢之忧”，而是“以人为甚于蛇、鼠之类也”，以为恶人猛于恶兽。试想，同是恶向胆边生，要捕杀百鸟的恶人与恶兽相比，百鸟又如何逃避得了“会使用工具的万物之王”的人类的残害呢? 相比之下，恶兽毕竟恶功夫差也! 你人类，我惹不起，还躲不起? 躲不起也得躲啊! 终究躲开恶人，生命的安全感就强多了! 小命一条的鸟雀，哪堪人类的暴政。东坡正是以这样的“人害甚于蛇鼠”的比喻，架起文环，从而把“苛政猛于虎”的潜在主题接了起来。二者何其相似。《礼记·檀弓下》云： 当年，孔子过泰山脚下，“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吾舅(按：舅，公公也)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两者类比，百姓类似百鸟，苛政类似人患，虎害类似蛇鼠患，相比结果，是百姓(百鸟)认为苛政(人患)猛于虎(蛇鼠)。苏轼正是这样作比、引证：当政者应当象先夫人不残无辜的鸟雀那样，不要滥施暴政于平民百姓，“以民为国本”，实行仁政和治，把百姓从虎口中像先夫人把百鸟从蛇鼠患中那样解脱出来，安居乐业，免受野兽之害。苏轼为了说明这点道理，挖空心思，用心何其良苦!

这篇小文章，看起来好像东坡是巧施文墨，曲说“仁政为本”的正题，实质上是和东坡一贯主张的“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以致用济世的为文原则分不开的，这正是此文最终成为一篇“言政刺过”的奇伟杂文，而不是一篇平淡的花鸟随笔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