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吾昔自杭移高密，与杨元素同舟，而陈令举、张子野皆从余，过李公择于湖，遂与刘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词闻于天下，作《定风波令》，其略云：“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坐客甚欢，有醉倒者。此乐未尝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举皆为异物。而松江桥亭，今岁七月九日海风驾潮，平地丈余，荡尽，无复孑遗矣!追思曩时，真一梦耳。元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黄州临皋亭夜坐书。

这篇短文的题目《书游垂虹亭》系依据中华书局新版《苏轼文集》，《东坡志林》乃题为《记游松江》。松江即吴淞江，由太湖流经吴江县、上海市而入长江口。在吴江县东门外松江上有一座桥，这桥建于宋庆历八年(1048)，凡七十二孔，叫利往桥，俗称长桥。桥的南端筑亭一座，以张子野有“桥南水涨垂虹景”之句，遂取名为垂虹亭。可见，所谓“游垂虹亭”是具指，“游松江”是泛称，名虽不同，其实一也。

我们阅读此文，会有一种突出的感觉，那就是平淡。不是吗?它只用淡淡的笔墨追叙了一件往事，平铺直述，没有任何渲染，一读就懂。然而，这种平淡得之不易，它是作者孜孜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苏轼在《与二郎侄》的信中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其实不是平谈，绚烂之极也。”这话为我们鉴赏这类文章提供了一把钥匙，要从“平淡”之中看到“绚烂之极”的丰富内涵，才是真正得其三味。

“吾昔自杭移高密”，是此次宴游的缘由，读者切不可轻轻放过。“昔”指宋神宗熙宁七年 (1074) 九月，苏轼要到“高密” (即密州，今山东诸城) 去赴任。杨元素是当时的杭州太守，苏轼原在杭州做通判，是杨的下属。明明是杨元素相送，作者却只说与之“同舟”，这符合自己的身份，也见出二人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陈令举和张子野听说苏轼要“移高密”，特地到杭州去看望他，又一起陪同到湖州 (今浙江吴兴)，可见这“皆从余”就不是一般的追随了。李公择时为湖州太守，是东道主，所以用一“过”字，有拜访之意，有敬重之情。刘孝叔原在湖，故最后带出。以上诸人在湖州逗留了几日，曾一起游过霅溪，然后才“俱至松江”。文章开头相继引述出与游的六个人，很有层次，如线贯珠，那线便是“移高密”。这不仅表现为叙事手法的高明，更重要的是有情在。这些人都是在为苏轼送行，而且是送了一程又一程，难分难舍，这种彼此相契的深厚友谊难道还不“绚烂”吗?

接下来写“游垂虹亭”。垂虹亭是当时有名的游览去处，“长桥跨空古未有” (苏舜钦诗句)，景色很壮观。但作者没有去写这些，因本文的重点不是记游踪，而是记游兴。“夜半月出”，这么晚了，还要置酒痛饮，引吭高歌，以至“有醉倒者”，不都是在写游兴吗? 而游兴为何这么浓，作者无须再饶舌，意到而已，将绚烂处沉在底层。张子野的《定风波令》是这六人在湖州游霅溪时写的，有此词的序文为证。在垂虹亭上当是演唱这支歌，景物虽别，人事依旧，这确是一乐事。文中点出“子野年八十五”，不仅使人想见这位“老人”的烁，更见出他与苏轼是忘年之交，时苏轼才39岁。

“此乐未尝忘也”，上应首句之“昔”，继开下句之“今”。此次与游的六人确系“贤人”，他们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国家的中级官吏，聚会一起，确非易事。而所以能聚游畅饮，又是因为与苏轼的深情厚谊，于此我们可以掂出这“未尝忘”的分量了。但，时过七年，“子野、孝叔、令举皆为异物”。这话多么平淡，然而读者却能听到苏轼心潮起伏的澎湃涛声。情在事理之中，什么怀念啦，伤感啦，哀痛啦，只要再说一个字，岂不也成了蛇足?所谓“言近旨远”，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好的文章，总要给读者留下品味的余地。

作者之所以要追述这次旧游，乃是事出有因，文章最后交待明白，也在情理之中。“今年七月九日”，一场狂风暴雨，引起洪水肆虐，遂将“松江桥亭”“荡尽”。又过了将近五个月的时间，苏轼才听到这个消息，因亭毁而忆往事，这便是此文的命意所在。至“追思曩时，真一梦耳”，文意已足，也收拢住了全篇。文章最后一句对属文的时间与地点的缀记，似乎无关紧要。但两年前苏轼以谤讪新政的罪名被捕入狱，险些掉了脑袋，而今在黄州(今湖北黄冈)是以犯官的身份来接受监督改造的。这与“曩时”相比，所谓“真一梦耳”未尝不包含着对自身荣辱的深沉感慨。

总之，这篇文章看起来很浅显，却耐得住咀嚼，在平淡的文字之中蕴藏着绚烂的情思。这正是苏文的一个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