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江之南有贤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贤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贤人者，足未尝相过也，口未尝相语也，辞币未尝相接也。其师若友，岂尽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 曰：学圣人而已矣。学圣人，则其师若友，必学圣人者。圣人之言行，岂有二哉?其相似也适然。

予在淮南，为正之道子固，子固不予疑也。还江南，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为然。予又知所谓贤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子固作《怀友》一首遗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后已。正之盖亦尝云尔。夫安驱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于其堂，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愿从事于左右焉尔，辅而进之其可也。

噫! 官有守，私有系，会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古代文坛的文人相轻几成陋习，但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的佳话更时有新篇，仅以唐宋而论，士人学子间或叹相见恨晚;或喜断弦知音;或借信札以交游;或慕文名而神会。凡能为后世所赞颂以至楷模者，大都留下了一些美好的传闻和动人的词章。王安石与曾巩，以北宋文坛两大家而各领风骚，然彼此间的君子之交亦传闻于时。景祐三年(1036)，时值曾巩年十八，王安石年仅十六，却早已因少年才华名擅四方。是年两位才子有幸结识于京师衡门，各以文章见心，彼此神交深挚，不同俗流，遂定交以结金兰。自此，或晤面谈今古，或飞鸿探书策，交游来往，一时传为佳话。曾王间的情谊即使到了晚年，虽有政见的不同或分歧，也并未中断彼此的交友之道，确实难能可贵。这一篇《同学一首别子固》便是王安石写给曾巩的一封赠别短札，以专复曾巩所赠的《怀友一首寄介卿》。古代文人墨客临别之际，喜以言赠友，叙寄彼此的倾慕与难舍之情。《同学》与《怀友》(均见于作者文中自称)正是曾、王二人君子之交的见证。

《同学》篇虽是王安石青年时期的作品，却以辞浅意深，纯真率直、语重心长而著称。在世人的心目中，作为散文家的王安石行文仍不失其政治家的敏锐与气质。不过所谓“拗折峭深”、瘦硬通神、气势雄健的风格，理应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读这篇《同学一首别子固》或可领略文坛巨匠在到达颠峰之前，也曾有过王安石式的温文尔雅，虽然其中已显露出搏击长空的鲲鹏大志。作者于尺素之内叙温馨真挚的友情，论品行道德的修养，吐纯正的钦敬与欣慕。而文笔淡雅、质朴，盈溢着挚友间的信任与鞭策。全文自然、亲切、流畅。别曾子固而处处称孙正之，陪衬之法运用得娴熟精巧，既深化了赠别的题旨，又使短文凭添风韵。全篇脉络分明，层次清晰，一气呵成。作者以曾、孙二友的习圣人、行中庸而视为同志知己，揭示了君子之交既重于情，又合乎道的题旨本义。《古文观止》称此文“交互映发，错落参差”，“笔情高奇，淡而弥远，自令人寻味无穷”，是评颇为中肯。

《同学》篇在艺术表现上的最大成功处是陪衬法的巧妙运用。作者以正之作陪，叙说子固，笔触委婉，文作三迭，“逐段层递而下”。行文中曾、孙互相映衬，相得益彰，而结构谨严，不离宗旨，使文章精练而形象。孙正之者，亦为王安石之挚友，在王的心目中是一位当代少有的独行君子。孙侔，字少述，初名度，字正之。吴兴(今浙江湖州) 人，早年丧其父，尽孝事母，性情孤傲不羁，文风奇伟古雅。终生流寓江淮，虽屡荐而屡辞，终不入仕。与曾、王均有君子之交。王安石曾感叹“可以言吾心所欲言者，唯正之、子固耳!”(《临川先生文集》) 可见三人的交往与情谊笃深。所以作者起笔先赞“江之南子固”，“淮之南正之”皆“贤人也”。且“非今所谓贤人者”，而“予慕而友之”。开门见山，文字极简练。二句话的文法与形式乃至语词几乎不变，然而主宾却分明。子固在先，正之随其后，行文中的陪衬之意已显明。“非今所谓贤人者”寓含题旨所在，并为下文的论述作伏笔。仅“非今”二字实已点出作者的慕古之心。可见笔触之细腻。

然而“同学”一词，在王安石的笔下并不限于字面上的浅意，却是有着更深蕴的内涵。所以，作者能在一迭一段之内，“层递而下”，先翻“同”字。作者连用了三个“未尝”，写尽不“同”之处，所谓“相过”、“相语”、“相接”，对二位贤人来讲，恰恰是“未足”、“未口”、“未辞币”。作者宕开一笔，指出应“同”者并无一处能“同”，使人煞时生疑。因此紧接着问一声“其师若友，岂尽同哉?”也就顺理成章了。王安石行文很注意文句的转折与语气。“予考其言行”一句是疑问，更是一种赞赏和肯定的口吻。“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何尝不是指“尽同”之处何其多。作者的手法确是巧妙：“岂尽同哉?”问而不答，“何其少也!”疑而自答。一疑一叹令人深思。遂翻出“学圣人而已矣”的结论，明面点“学”字，暗中仍指“同”。翻中有收，曲中存直，使文章层次递进。而句式或叙、或问、或答，使文字活泼、形象，申述也分外有力。由“学圣人”一气直下又连翻二层： 师友亦必“学圣人”，圣人言行“岂有二哉?”所以孙、曾二人的“相似适然”也就不足为怪了。王安石以陪衬法，得“备参互错综之妙”，而行文又不着意孙、曾之仲伯，然而二位贤人言行同“志”，同“学”圣人，称谓“同学”二字正恰如其人。而运笔中作者不忘宗旨，以“予慕”、“予考”三句适时插入自身，既恭谦如实，将作者的钦敬之情倾注其中;又紧扣“同学”二字，使短文显得切题自然，并为下文的“相信不疑”作铺垫。

二迭写作者在淮南、江南之间的互道孙、曾两人皆“相信不疑”。文中称孙、曾素不相识，或因子固、正之定交在后，或不知二贤已有诗文互赠，虽无详考，但王安石分明极力推崇挚友的深信不疑。读者见到王安石有这样的两位志士真贤为友，也就愈加赞叹三人的同学同志，钦佩他们超凡绝俗的品德与见识。衬托之法使曾子固和孙正之彼此映照，并使由上文顺势得出的“相似不疑”更加真实可信。

“子固作《怀友》一首遗予”，此事亦可见于《能改斋漫录》：王荆公初官扬州幕职，曾南丰尚未第，与公甚相好也，尝作《怀友》一首寄公，公遂作《同学》一首别之。王安石小字介卿，后易介甫。仅依此小字所称，便可证《怀友》、《同学》两首确为曾、王年少时的作品。所谓“其大略欲相扳”句，是对应于曾氏《怀友》一文中的抒怅：“抑其望圣人之中庸而未能至者也”，以及“望中庸之城其可以策而及也”。这二句一指曾巩叹惜“不得师友”时的“焦思”与“勉勉”;二是感慨“自得介卿”后的“幡然有中”和“释然有得”。世人历来指责王安石的执拗、偏激，不近人情，其实主张中庸之道亦是王的理想。只不过王与曾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加以肯定，唯王更多地求变通与活用。可见作为改革家的王安石与温醇典重的曾子固之间，终是有所不同。然而对青年时代的胸怀大志者，“中庸的境界仍然是两人所追求的。作者有感于此，单将“中庸”由《怀友》中捡出，正是挚友同“学”、同“声”的方向。《同学》篇亦以此作三迭，正是提纲挈领，抓住了“大略大要”。作为回赠惜别的《同学》一首，也可算是言之有物，“言曾心所欲言”了。

“正之盖亦尝云尔”承上启下的句子。作者处处以“正之衬子固”，用得自然而贴切。同时证实上文的彼此相似、相信和不疑。行笔有起有收，首尾呼应。伴之以“舍二贤人者而谁哉?”的反问，辅之以作者愿得到孙、曾相助的自谦之语，收束三迭的构设，理清陪衬之法的效益。作者即使以此结篇或也无可挑剔。不过临别相赠，即便是片言只语，或直抒，或暗发，纸笔间总是盈溢着深挚的友情。作者在三迭之中有叙、有述、有问、有答，加之巧用陪衬之法，已使曾、王、孙三人的君子之交坦荡无遗。然而或明或显的流露，欲言又止的叙述议论，终挡不住赠别惜惜、依依不舍的情状，遂化作末节语浅、意深、情长的唱叹。王安石终于长吐一声：“噫”，将多少纯真、温馨的友情，多少真贤之交的感慨一齐迸发。而作者与曾巩之间同学圣人，笃行中庸，志同道合，彼此激励的君子之交其淡如水，似乎真如明澈的水流一般，汩汩潺潺，愈加清洌可鉴了。

曾巩在《怀友》中说：“其合之日少而离别之日多”，王安石亦称“会合不可以常”; 曾子固又叹“相慰且相警”，王介卿更劝“相警且相慰”。果然是《同学》与《怀友》以心声互赠，子固与介卿结君子如水。这真是对所谓“志同道合”、“心领神会”最好的注脚。

曾子固另有一首《寄王介卿》的长诗，其中“始得读君文，大匠谢刀尺”、“嗟予见之晚，反复不能释”两句，显然带有真诚的自谦与真心的称颂。试想，当曾巩苦于“故人在千里，樽酒独难把”(《江上怀介甫》) 之时，若见到这一篇《同学一首别子固》，或许又会回忆起“论忧或共嚬，遇惬每同赦” (《寄王介卿》) 的同学之情，君子之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