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某启： 承诲喻累幅，知尚盘桓江北，俯仰逾月，岂胜感怅!

得秦君诗，手不能舍。叶致远适见，亦以为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不知公意如何? 余卷正冒眩，尚妨细读。尝鼎一脔，旨可知也。公奇秦君，数口之不置; 吾又获诗，手之不舍。然闻秦君尝学至言妙道，无乃笑我与公嗜好过乎? 未相见，跋涉自爱，书不宣悉。

《回苏子瞻简》是王安石晚年书寄苏轼的一封短信。虽说是尺幅小品，但在苏、王的交往之中倒不失一篇颇得契合忘年之意的文字。诵读书简。唯其行文的质朴洁净，殷殷切切，思路明晰，亦可见困顿罢相之后的王荊公依然敏锐机警、文思泉涌。作者回忆难忘的金陵相会，关怀对方的跋涉羁旅。赏秦观诗作 (苏轼信中所推荐) 的“清新妩丽”。无一处不是语出见心，情感深挚。虽百余字之内，却情真意切而盈溢于纸外，正所谓唯信札体最能见撰著者。此篇书简情味隽永，有思想、有情采，堪称苏、王晚年交谊翰墨的力证。作者叹纸短情长而笔含蕴藉，使人多能体味文坛大家的相互敬重、喜爱人才、珍惜友谊，以及苏、王二人的一片拳拳于胸，坦荡心怀。

书简写于元丰七年 (1084) 苏、王的金陵聚会之后。宋代文坛多趣闻轶事，而“金陵相聚”正是苏王交往中的一则佳话。在这两位巨擘的相识相知和相交相往的友谊史上，虽金陵晤面时间短，却以其“两公名贤，相逢胜地，歌咏篇章，文采风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二三)而称道于后世。据考是年苏轼由黄州移贬汝州。四月别雪堂邻里，与参寥同游庐山;五月会苏辙于筠州;六月送长子赴任德兴尉;七月、八月过当涂，抵金陵，谒见罢相退闲于“半山园”的王安石。两位文坛大师，一个已闲居多年，一个正连遭谪贬。虽然各有不同的坎坷曲折，但横受排斥的处境或略相似。于是遂有金陵聚会，过往流连，相得甚欢的翰墨美谈。此事《宋史》及宋人笔下多有记载。朱弁的《曲洧旧闻》尤写得妙趣盈溢：“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一个“野服”，一个“不冠”，既暗寓着彼时苏王的境况，更突出了二人相见如故，一无拘谨的心情与神态。苏东坡小驻金陵，与王安石或促膝长谈，或同游蒋山。留连忘返，累日不绝。其间，吟诗填词，唱和颇多。至于手书互赠，翰墨交谊更是“文采风流”，传为文坛轶趣。

金陵相会堪为苏王交往留下了最难忘的回忆。苏东坡在随后的离金陵、赴仪真、至扬州、买田宜兴、上表乞居常州的匆匆旅途中亦时时眷恋。他连连致书王安石，感叹“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 已别往宿，怅仰不可言”。(《王荆公年谱考略》)才分别“经宿”，即已“怅仰”若此，其晚年相遇，累世难逢的珍贵不难想见。苏轼从仪真写给王安石的信更直接表示了过往“得陪杖屦”的愿望。所谓“买田金陵”、“老于钟山”，仪真“求田为事”，都一心为了“见公不难”。作者有感于“近者经由，屡获请见，存抚教诲，恩意甚厚”(均引自《东坡续集》卷十一)。可见金陵聚会时时撩拔着两颗挚诚的心。所以王安石在书简的首句说“承诲喻累幅，知尚盘桓江北，俯仰逾月，岂胜感怅!”既是确有所指，更是充满着对苏轼行程劳顿的无限关切。“逾月”二字指明了王安石的这封书简约作于九月底十月初。蔡绦《西清诗话》论及金陵相聚时称“公叹息语人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可证苏王晚年相交的翰墨之谊并不是几句流言蜚语所能诋毁的。

苏王相逢“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悦”。(《西清诗话》)其间，苏东坡特向王安石推荐秦观的诗作。按：秦观，字少游，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后被奉为北宋以后词坛第一流正宗婉约作家。元丰元年(1077)秦氏应举进士试不中，四月转携《黄楼赋》一篇拜谒苏轼于徐州。时东坡知徐州任，二月方筑建黄楼，苏轼见此文赞不绝口，“以为有屈宋才”。恰在七年之后秦观自编《淮海诗文集》十卷，苏轼如获至宝。金陵相会之后又专门寄来秦观的诗作，书简中的“得秦君诗”当指此事。从书简篇幅看，大部文字似在议论秦观的诗作。作者前已有闻，今又目睹亲见，所以书简行文中的喜悦、赞叹之情溢于纸笔。从文句的绾连上看，似仍照应着苏轼来信的褒奖。所谓“公奇秦君，数口之不置;吾又获诗，手之不舍”。两位文坛巨匠热忱奖掖后进，善于慧眼识人才如出一心。王安石在书简中并不列举秦诗的辞句，因为苏王已在金陵相逢时有过介绍和探讨。此时作者单下品评之语，并征求于苏轼。足见二人评学衡文，笔探书策、翰墨之谊一如往日。

北宋文苑拔擢奖拂后学胜士几成传统。六大家中尤以欧阳修以一代宗师，力荐五家，“未尝以矜人，而乐成人之美，不掩其所长。”(《欧阳文忠全集》附五《事迹》) 苏东坡承继宗师风范，荐举扬揄贤才更不遗余力。以至“有一言之善，则极口褒赏，使其有闻于后世而后已。” (葛常之《韵语阳秋》) 而王安石亦以“手不能舍”，先表明自己“得秦君诗”的心情欣喜; 又用门生叶氏的赞同，推出对秦诗“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的评语。一意由二层托出，可见作者用笔的细腻。继而以“不知公意如何?”设问苏氏，既推心置腹，又不强差人意。荆公辟筑小品书简果然也是缜密周详之至，令人叹服。谢灵运、鲍照世称元嘉大家。谢诗典雅密丽，鲍诗奔放流畅，二人的明丽警新的风格对唐诗影响巨大。王安石将秦观的诗比似鲍谢的“清新妩丽”，无疑是匠心慧眼。然而作者意犹未竟，又翻二层。“尝鼎一脔”四字比喻形象。将秦观的众多诗作容于一“鼎”之内，既然已开卷受益，“手不能舍”、自然“余卷冒眩，尚妨细读”。秦体妙“旨可知”，“余卷”或已能断其要。至此，一意翻作数层，评诗似已尽力了。岂知作者宕开一笔，指出苏轼“奇秦君”，当面夸奖，信中也数次提起。爱才之心不能“置”，确实难能可贵。而“吾又获诗”，前又有推荐，“吾”也是“手之不舍”，对秦诗的喜爱并不在苏轼之下。作者以此来信作答，其语辞简洁，“言必真言，情必真情”，句句亲切感人。

“然闻秦君尝学至言妙道”一句，陡起波折，顿时由论诗而为评人。《宋史》称秦观：“长于议论，文丽而思深”，个性豪隽，喜读兵书。不过秦诗既有“严重高古”的一面，又将诗写得象词。王安石称其“清新妩丽”或正指此特点，作为杰出的词人，秦观无愧于“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 (陈师道语) 之誉。但他的词“犹以气格为病”，却是连苏轼也看不上的。所以苏东坡有“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的戏谑，其本意仍在指出秦观词中缺少豪放雄健的气质。所以王安石讲“至言妙道”，不单是含有赞同研习高深精到的理论，更隐寓着在“极口称善” (苏轼语) 之时应防止另外一种“至妙”对秦诗的潜移默化。王安石看到了秦诗可观处，又警觉出它的不足 (虽未成大患)，婉言于书简之中只成为一句似嗔，似谐的反问句，“无乃笑我与公嗜好过乎?”出语巧妙又亲切真挚，令人耳目一新，回味无穷。

书简虽以论秦观诗为主要内容，但回信的宗旨似仍在抒发作者的离别思友之情。作者问“公意如何?”探询“嗜好过乎?”明为品评诗作，实际仍为苏轼的“盘桓江北”，“俯仰逾月”而寄言寄语，送上老友的一片“感怅”和眷恋。这种将文意托之以记述一件事物的方法，常能收到奇效。作为一封短信，王安石虽已是病老之身(冒眩即头晕)却能在字里行间倾诉内心的怀友之情，行笔质朴通畅又多谐趣，仍不失其独特的文风。

苏轼、王安石之间的交往与友谊，后人多有记述。由于宋代党争尤甚，所叙常囿于门户宗派之见，每可得出文字中的恩怨喜好，褒贬扬抑，各取所需。加之好事者的敷衍和编造，往往使苏、王交往蒙上了层层迷雾。苏、王的首次交往，今已无确考。但从嘉祐五年王安石起草制词，授苏轼河南福昌主簿为开始，历经苏洵作《辨奸论》(此文的著者至今尚无定论)引起的渲染传闻、变法政见的分歧、“乌台诗案”的文字狱，直至金陵聚会，相得甚欢。可见几十年间，苏王的交往的确复杂曲折。虽有抵牾、分歧和争论，但仍保持着真诚的友谊。尤其是对学术与文章的探讨与推重，使两位文坛大家直至晚年又以翰墨交谊日愈发展而传为文苑佳话。苏轼在金陵唱和，作《次韵荆公四绝》诗，其第三首有“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句。王安石也赋《和子瞻同王胜之游蒋山》，赞赏苏轼“墨客真能赋，留诗野竹娟”。金陵聚会以苏王的翰墨交谊，宽阔襟怀而流传后世，所谓“照耀千古，则江山亦为之壮色”(《王荆公年谱考略》)。而这封《回苏子瞻简》则可证佳话之中两位文坛大师晚年相遇的钦敬和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