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特务体系由两大系统组成,一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一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
        军统是国民党特务体系中力量最强的组织,其核心人物是戴笠。戴笠在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认识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1926年春,南下投奔蒋介石。蒋介石让他入黄埔五期学习,戴笠表示要跟在蒋介石身边当差,蒋介石就留他在身边当勤务兵。戴笠把蒋介石身边的各种情况收集起来,简单地列出条目,放在蒋介石的桌面上。起初蒋介石不以为意,当做废纸丢到纸篓里。戴笠知道蒋没有看,便又从纸篓里拾起抹平,用压纸条压好,置之原处。这样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渐渐感到这可以弥补耳目之不足,于是开始注意戴笠。不久,蒋介石将戴笠编入黄埔六期骑兵科,蒋介石指示戴笠要重点注意军校两方面的情况予以密报,“第一类是注意同学中的思想情况,矛头指向共产党员的活动,革命军人青年联合会左派的活动;第二类是监视在校官佐的思想活动及生活有否腐化等情况”①。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以后,戴笠受命赴敌人后方刺探、收集情报,然后用米汤写成密信,向蒋介石汇报,进一步得到蒋介石的信任。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下野。蒋的侍从副官胡靖安在上海纠集了一批黄埔军校的学生,组织了一个“密查组”,为蒋介石收集政治、军事情报。戴笠也是“密查组”的成员之一。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戴笠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接替胡靖安领导“密查组”,主持情报工作。蒋介石批给戴笠特别活动经费,允许以“总司令部密查组”的名义招揽人员进行活动。在1929年至1930年间的蒋介石与反蒋派的战争中,戴笠的特务活动对于蒋介石战胜反蒋派,起了很大的作用。“密查组”就是军统的原始组织。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上台后,国民党的另一个特务系统——“中统”的原始组织也开始建立。1928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重新掌握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党务方面自任组织部长,由陈果夫代理。为了消灭中国共产党,镇压革命群众;也为了打击国民党内的反蒋派别,蒋介石指使陈果夫把组织部内的“党务调查科”变成特务组织。党务调查科在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组织部就已存在,当时的任务是:收集整理党内的各种资料,如党员的成分、经历、动态等,也做一般性的社会调查。特务化的党务调查科的任务则是:调查党员的思想、派系隶属,搜集共产党的情报以及各种非蒋派组织、人事的情报。党务调查科第一任科长由陈果夫的弟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陈立夫兼任。调查科下设采访、整理、特务、言文、文书等组。特务组虽与其他组并列,实际是调查科的核心。陈立夫向特务们宣传:特务组织是国民党最核心的组织,是党的耳目,特务活动就是为了保卫党、国家、领袖的安全,它与党国的命运息息相关。调查科成立后向武汉、上海、开封等重要城市派出特派员和工作人员,进行活动。
        “密查组”和“党务调查科”时期是国民党特务体系的萌芽时期。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反蒋派的联合攻击下被迫第二次下野,直到1932年2月初,才重新上台。总结第二次下野的教训,为稳定自己的地位,建立独裁统治,蒋介石复职后积极加强特务组织建设。到1937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国民党特务组织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还在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有感于统治地位的不稳,即示意嫡系贺衷寒等人联络黄埔学生,模仿意大利的法西斯党,酝酿成立拥护蒋介石为惟一领袖的组织。在南京二郎庙康济医院二楼设立了筹备处。筹备人有贺衷寒、滕杰、康泽、曾扩情等人。1932年1月中旬,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多次召开筹备人会议,予以具体的指导。1932年3月4日到6日连续三个晚上,蒋介石召集滕杰、贺衷寒、潘佑强、酆悌、桂永清、邓文仪、康泽、戴笠等人开座谈会。会上蒋介石指示:你们如果是总理的信徒,应从现在起实干、快干、苦干。3月8日,蒋介石亲自参加,在“励志社”礼堂成立了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会上蒋介石作为社长监誓,与会者面对总理遗像宣誓:“余誓以精诚,力行三民主义,恢复革命精神,复兴中华民族,牺牲个人一切利益,服从命令,严守秘密,完成革命建国任务,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制裁。”②“力行社”由滕杰任常务干事兼书记,以贺衷寒、桂永清、潘佑强、康泽为常务干事,胡宗南、孙常钧、邓文仪、杜心如、萧赞育、韩文焕、李一民、曾扩情、酆悌、黄仲翔等人为干事,蔡劲军、邱开基、骆德荣、叶维、娄绍铠、干国勋、彭孟缉、易德明、戴笠、刘诚之、陈祺为候补干事。“力行社”下设书记、总务、组织、宣传、特务五个处,书记处书记滕杰,助理侯志明;总务处处长李一民,助理何日纲;组织处处长萧赞育,助理胡轨、李新俊;宣传处处长康泽,助理梁干乔;特务处处长桂永清,助理戴笠,一周后因桂永清筹设军校及军官干部训练班,由戴笠升任特务处长,郑介民任助理③。
        在成立“力行社”的同时,又成立了“力行社”的第二级外围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 “力行社”为权力与政策机关,两个同志会为行动机构。1933年7月,又成立“力行社”的第三级外围组织“中华复兴社”,作为公开的活动机关,负责内外联系事宜。不知内情的人多把“中华复兴社”误解为特务组织,实际并非如此。 “复兴社”宗旨是:“(一)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设理想的三民主义国家。(二)坚决拥护蒋公为国家领袖。(三)以中国革命复兴运动为言论准则,并采纳德、意民族复兴运动的精神。”④
        1932年4月1日,“力行社”特务处在南京徐府巷正式成立。后来军统特务便以4月1日作为“军统”组织成立的纪念日。“力行社”特务处的成立是“军统”特务系统发展的重要标志。密查组的任务只是以收集情报为主的侦察工作,侦察工作只是特务活动的一个方面,“力行社”特务处则被赋予广泛的政治斗争的任务。特务处工作种类齐全,不再局限于情报收集。特务处内部,设有一室三科,唐纵任书记室书记,郑介民为侦察科长,邱开基为行动科长,梁干乔任通讯科长。特务处编制为145人。因特务处是“力行社”的下属组织,所以各地“力行社”的分、支社,均设有特务干事,从事特务活动,“力行社”的其他社员则给予特务活动以密切的配合。
        “力行社”特务处成立后,戴笠为了发展组织力量,培养干部,1932年6月,在南京洪公祠先后创办两期特务训练班,是为“南京特务训练班”。招生则以“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为名,由申听蝉任主任,专门招收黄埔各期毕业的失业人员,训练后安排特务处内工作。军统的一些特务头子徐远举、何龙庆、陈恭、田动云、廖宗泽、陈善周等人都是这个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南京特务训练班结束后,戴笠又于10月筹办了“杭州特务训练班”,对外用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名义为掩护。开办了甲乙丙和无线电四个训练班。甲种训练班培训各外勤组织的人员、各区站长及重要人员,乙种训练班训练警卫、交通、行动等人员,丙种训练班训练女性特工人员,每班一二十至四五十人不等。毛森、杨超群、萧劲、邓墨村都是这个班毕业的。南京特务训练班和杭州特务训练班,为戴笠的“军统”特务系统培养了骨干力量。
        设立“力行社”特务处的同时,为了“剿共”的需要,蒋介石在“剿共”前线的“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和总司令南昌行营,另外还有一套特务组织,由“力行社”的常务干事、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主持。“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的特务组织是秘书处第三科,成立于1932年,设有外勤单位,主要从事情报收集工作。1933年,在南昌总司令行营又设立了调查科,下设书记、侦察、行动、通讯一室三组及两个侦察队。前设的第三科亦归总司令行营调查科指挥。在各省保安处设置谍报单位。因隶属于蒋介石的南昌总司令行营,人、财、物供应较“力行社”特务处便利,所以调查科发展迅速,其外勤机构在华中及东南各省,均设有特别区站与普通组,并有行动人员及很多的特派员分布各地。
        1934年夏,发生了航空署长火烧南昌飞机场案,蒋介石派邓文仪去调查,航空署长徐培根拿了8万元钱给邓文仪,说飞机场失火事件确是我有意纵火,我挪用公款达二三百万元,无法弥补,只好放火,把挪用的款项作为汽油、飞机机件、机场设备等报销。挪用的钱只剩下这8万元。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你收这8万元钱,代我弥补过去,向蒋谎报;二是我一枪打死你,同归于尽。邓文仪收了8万元,向蒋介石汇报说飞机场因汽油太多,储藏不密天然蒸发而起火。但另外有人向蒋介石汇报了实情,邓文仪因此事去职。7月,蒋介石派“力行社”特务处长戴笠兼任南昌行营秘书处调查科上校科长。不久又把调查科归并入“力行社”的特务处。归并之前特务处有全部工作人员670余人,归并之后,达到1 700余人,使特务处规模空前壮大。
        南昌行营秘书处调查科归并之前,戴笠的特务处已经在华东、华中、华南地区的二十六个城市及京沪、津浦、胶济三条铁路线布置特务七十余人,初步形成了特务网。由于调查科的归入,人员倍增,经费亦随之增加,戴笠得以做全面系统的布置。“大体是重要地区,设立一级单位,仍名曰区。各省设省级单位,统名为站。以次则设直属组。人员配置,视工作繁简而定。区与站皆冠以地名,如川康区、绥远站。一般的是每省只设一站。惟情形特殊者,亦分设两站,如河南有省站与洛阳站;福建有闽南站与闽北站。在一般系统上,站属于区,组属于站。亦有若干站、组、以及个别通讯员,直属于本处。此外,尚有若干特别单位,不受省区之限制,如南京国际组,铁道通讯组,禁烟密查组,财政密查组……,因性质不同,一律直属于本处。”⑤
        戴笠的“力行社”特务处逐渐形成规模的时候,陈氏兄弟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931年4月,党务调查科特务组捕获了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领着调查科的特务,查抄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捕获了中共重要人物的调查科,立即得到蒋介石的鼓励。1932年,蒋介石通过军需署拨给调查科特务费10万元,予调查科以大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调查科主任陈立夫的表弟徐恩曾筹设了“特工总部”。
        “特工总部”设在南京瞻园路132号,是秘密机关,实权操在陈果夫、陈立夫手中,具体由徐恩曾负责。“特工总部”是“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特务系统的总指挥机关。“特工总部”与“党务调查科”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组织两个名称,“特工总部”的负责人就是“党务调查科”的负责人,其区别仅仅在于“党务调查科”是公开的组织,“特工总部”是秘密的特务组织,领取办公费和与国民党党政军等公开的部门联系时,用“党务调查科”的名义,具体的秘密的特务活动则由“特工总部”负责。
        “特工总部”是“中统”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相当重要阶段。“中统”特务的骨干力量就是在这个阶段培育起来的,“中统”的组织、制度、活动方式等等,基本上也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
        “特工总部”开始时组织关系简单,随着特务势力的发展,组织规模的扩大而趋于复杂。最上层是“特工总部”本部,在各省市的国民党党部设有特务室,挂“肃反专员办公室”的牌子,实际进行特务活动。特务室名义上属于各省市党部,受党部主任委员的指导和监督,实际上直接受“特工总部”的领导。“特工总部”还设立了很多的外围组织,如“时事通讯社”、“学生生活社”、“乾坤正气山”等。
        “特工总部”依附于国民党的组织进行特务活动,所以凡是有国民党党部的地方,就存在它的特务活动,因此“中统”很容易地在各个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和城乡基层单位建立了情报网。
        1937年4月,为了统一领导各种特务组织,强化特务活动,蒋介石把“力行社”特务处与“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处”(1934年党务调查科升为处)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统计局设局长一人,副局长一人,下设三个处。局长为陈立夫,副局长是首都(南京)警察厅厅长陈焯;第一处是党务处,处长徐恩曾;第二处是军警处,处长戴笠;第三处是特检处,处长丁默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形式上统一了党方和军方两大特务组织,实际上仍各自为政,互相争斗。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抗日的大旗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实现了合作,因此,对付共产党的策略和方式要有所改变;对反蒋派,蒋介石仍不放心,需要监视和控制;同时,对日战争也要加强情报防谍和除奸工作;所以,1938年4月的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的第一处党务调查处分离出来,另行成立“中统”组织。
        1938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原第一处(党务调查处)升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戴笠任处长的第二处(军警处)扩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从此,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组织都公开化、合法化了。
        “军统”由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担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负实际的责任。设立有四室四处一委员会,即秘书室、督察室、会计室、技术室,一、二、三、四处和设计委员会。秘书室以张严佛代主任秘书,下设文书、译电、编制、总务四科。督察室、会计室、技术室分别由傅胜兰、徐人骥、余乐醒任主任。第一处处长杨继荣,下辖人事、交通、训练、警务四科;第二处处长何芝园下辖军事、政治、国际三科;第三处处长刘培初,下辖行动反间、司法两科及特务队;第四处处长魏大铭,下辖业务、公务、侦收三科;设计委员会先后由刘启瑞、余乐醒、谢力公任主任委员。“军统”以各级部队、各军事学校、各军事机关为主要活动范围。
        “中统”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朱家骅兼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中统”局内设三组、三处、五室、四会。三个组是:第一组主管情报、资料、档案、文牍及总务;第二组主管党派,负责对共产党、宗教团体、反动帮会、盗匪扒窃集团和日伪汉奸的工作;第三组主管组织训练和对外联络。三个处是:经调处,负责解放区和日伪经济调查;交通处,主管“中统”所有的电台、电讯器材、通讯以及沦陷区的交通,特别是通往解放区的特务秘密交通;统计处,主管中央党部各部、处和“中统”局的各项统计。五个室为秘书、人事、机要、会计、专员室。四会是训练委员会、纪律审查委员会、海外工作委员会、党网建立和运用委员会。“中统”以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为主要活动范围。
        “军统”、 “中统”机构的设立标志国民党特务体系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