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 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城北郊柳条湖附近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诬称中国军队破坏,立即对东北军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进攻,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对中国东北的武装侵略,此事件被称作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根源于日本制定的侵华政策。
        1927年6月27日,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集军部和外务省方面与华有关系的人员秘密召开了“东方会议”,研究制定侵华方针、政策。会后,首相田中义一把侵华的方针政策以奏折的形式向天皇做了汇报,这就是日本政府秘而不宣的《田中奏折》的由来。《田中奏折》继承整理了日本传统的侵华政策,结合新形势,制定了新时期日本侵华政策,阐明了日本积极侵华的依据,侵华的步骤及宏伟目标,侵华的具体方法。积极侵华的依据是:一、满蒙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其地“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愈三倍,其人口止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其匹敌”。二、东三省当局日渐觉醒,“起而步我后尘,谋建设其产业之隆盛,有得寸进尺之势。进展之迅速,实令人惊异,因而我国势之侵入,遽受莫大影响,惹出数多不利,以致历代内阁对满蒙之交涉皆不能成功。”三、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的签订,限制了“我之满蒙特权及利益”;如不积极打破,北满的富源我不能取得,即使南满已取得的权益也受限制,以致使我国之存立不能坚固。四、贸易的方法不能成功,理由是“英国,因有强大之印度及满洲为之供给食物及原料。亚美利加,因有南美加那大等可为伊供给养料及原料之便。则其余存之力可一意扩张对支那贸易,以增其国富。无如我国之人口日增,从而食料及原料日减。如徒望贸易之发达,终必被雄大资力之英美所打倒,我必终无所得。最可恐怕者则支那民日就醒觉,虽内乱正大之时,其支那民尚能劳劳竞争模仿日货以自代。因此,颇阻我国贸易之进展。”五、鉴于上述形势,为将来之际,“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不仅可以解决成为大国的原料、粮食、国土等条件,而且“我年年余剩之七八十万人口,亦可以同时解决”。侵华的步骤及宏伟目标是:先以积极手段,夺满蒙权利,然后“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也就是:“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侵华的具体方策是:一、向世界宣传满蒙非支那领土;二、对于内外蒙,以蒙古王公为对手,缔结利权;三、对于南北满洲则以“二十一条”为基础,争取无限期的商工农等业的土地商租权,日本人满蒙内地旅行、居住自由权,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及教官的优先聘任权,以及铁路、矿山、森林、牲畜①、金融等等权利,以保持日本既得权益,使日本人永享其利。
        《田中奏折》使日本的侵华政策趋于完善,是新时期日本对外侵略的指导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以关东军为先锋,以日本军部为后盾,开始积极酝酿侵占中国东北的计划。
        1928年6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设计的炸死张作霖案,本想乘混乱之机武装占领东北,无奈形势不允许而未得逞。河本大作的策划只是一个开端。河本没能实现自己的阴谋,因皇姑屯事件被调离关东军参谋的职位,转成预备役。他在被调离前,特意把具有同样野心的日军驻奉天步兵第三十三联队长(相当于团长)板垣征四郎安插在参谋部,接替自己的职位。板垣与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结合在一起开始更积极地酝酿侵华活动。石原莞尔在12月曾自拟了一个“解决奉天闪电战秘密计划”,该计划尚属在南满地区的局部战争。板垣则是要设计规模更大的包括对整个东三省在内的侵略计划。
        1929年5月1日,关东军在旅顺召开“情报会议”。在板垣、石原的参预下,会议认为,张作霖死后, 日本解决“满洲问题”,除了使用武力以外,别无选择,因此有必要彻底研究全面的军事行动。同年7月,关东军组织了北满“参谋实习旅行”,板垣等人组成的日军参谋团由旅顺出发,经过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泰来、洮南等地,作了十三天的侦察旅行。在旅行过程中,石原莞尔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说,提出了以占领满蒙为核心的“石原构想”,在关东军内部进行侵华的宣传鼓动。7月4日,石原在长春名古屋旅馆发表以《战争史大观》为题的演说,认为下一次的大战是人类最后的大战,美国是阻碍日本向大陆扩张的挑战者,西洋文明中心的美国与东洋文明中心的日本必将开战。7月5日,在北上的列车中石原又作《转变国运的基本国策——解决满蒙案》的演讲,他宣称日本占有满蒙,既可消除国内的不安,又能及时扑灭中国关内的排日运动,这有利于恢复国内的经济和准备好对美开战。在到达满洲里时,石原又阐述其《关东军占领满蒙的计划》,内容是:日军巧妙地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占领满蒙,扫荡东北军阀,没收官私财产;讨伐溃兵;确实维持治安,实行统治; 日本人经营大规模的企业,朝鲜人开拓水田,中国人从事小商业和体力劳作; 日本以四个师团防备苏联的入侵。
        1930年初,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蔓延到日本,日本经济受到沉重打击,政治陷入动荡, 日本统治阶级寻求各种方法来摆脱这场危机。板垣、石原等人见有机可乘,乃开始向军政上层宣传他们的侵华理论。5月,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烟俊六率陆军大学“参谋讲习团”(包括裕仁天皇之弟秩文宫雍仁)一行抵长春,石原莞尔向他们作了《从军事上观察日美战争》的演讲,宣传日本只有占领东北,才能最后战胜美国。7月,石原又向内阁资源局官员横山游说,认为在满蒙的日本现状,除了独占事业外,其他诸事业全失败了,失败的原因除了日本国内的因素外,主要是受中国官吏的压迫,因此经济手段是不能解决满蒙问题的,只能用政治手段,驱逐公敌东北军阀,实行日、华、鲜、蒙四民族共存共荣,由日本掌握大企业居于统治地位,华人做工和掌握小企业,鲜人种植水田,蒙人畜牧②。
        9月,按着石原莞尔的策划,关东军属员佐久间亮三大尉负责完成了《满蒙占领统治研究》,其要点为:一、平定阶段,将中国在东北的政治、经济体制完全覆灭;二、统治阶段,使朝鲜人经营水田,中国人经营小商业,日本人经营大企业;三、国防阶段,使获自东北的收入,足够扩充占领费用而有余③。该研究经过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盖章后以文件的形式,于12月下发关东军参谋部全体人员,1931年1月起每周集会一次讨论具体实施办法。
        关东军酝酿侵略计划时,从1930年底起,日本国内也开始策划侵华阴谋。1930年12月7日,拓务大臣松田源治,满铁总裁仙石贡,满铁理事木村锐市,外务省的吉田、永井二次官,拓务省的小村、小板二次官以及条约局局长,亚细亚局局长,陆军次官等方面的人员在拓务省大臣办公室召开了拥护满蒙权益的秘密会议。会议详细地研究了满洲的局势和日本策略的得失。提出:“满蒙政策,必须有其机会,方可断行。”参谋本部努力运动奉派内部瓦解,机会一到“无论我欲倾向新派,或扶助旧派,抑或竟使满蒙或为复辟党之天下,以达到吾人之理想,此皆可依我国利益如何而断之”④。
        日本军部在侵华策动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军部里的少壮派军官以桥本欣五郎、板田义郎、根本博为中心,1930年9月成立了秘密的“樱会”组织,策划“国内改革”和“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他们主张为解决满蒙问题,必须进行国家改造,计划在1931年3月发动政变,拥戴主张侵略满蒙的宇恒一成大将上台组阁,建立军部内阁,然后再武力占领满蒙。在发难的前夕因消息泄露,而且宇恒一成也改变主意,使他们的阴谋没能得逞,先“改造国家”受挫,桥本欣等人便向板垣表示,愿意与他们合作,支持他们发动军事行动。这样日本军部与关东军在侵华问题上就达成了一致意见。
        1931年是日本经济危机达到高峰的一年,随着经济政治危机的加深,板垣等人的武力侵占满蒙的主张,开始由秘密策划转向公开宣传。
        3月,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作《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话,板垣宣称:“解决满蒙问题是以实现日本帝国使命的远大理想这个大信念为根据的,明治天皇的圣意也就在于此。”“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由于帝国掌握着满蒙战略关键的据点,在这里形成了帝国国防的第一线,从消极方面来说,达到保卫朝鲜的目的,从积极方面来说,可以牵制俄国向东发展,并且对中国掌握着有力的发言权。”“满蒙的资源很是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帝国在满蒙投下了巨资,但是20万在满洲的同胞, “情况是令人悲观的”,“日本人在满洲的活动区域限于二百二十四平方里的关东州和铁路沿线的带状满铁附属地。”根据大正四年的公约(“二十一条”),“我国在南满洲除了商租土地权之外,还有居住权和营业权,在东部内蒙古有以经营农业为主的合办事业权。”但是,由于中国当局没有诚意,“这些条约规定的既得权益一点没有实现,并且连居住和营业也正在受到中国方面的阻碍”。结论是“单用外交的和平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⑤。板垣的讲话稿被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布,为发动侵华战争做了重要的思想动员。同年5月,石原、板垣对关东军作演讲,宣传占有满蒙地区是日本摆脱经济危机的惟一方法,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形势下,由于日本工业基础薄弱,利用“国内手段”解决不了日本的经济困难,惟有开发满蒙,活跃经济,解决失业问题才有希望。
        日本军部从1930年底开始策划,到1931年4月出笼了《一九三一年度形势判断》,这个文件确定分三个阶段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第一阶段打破现状,第二阶段建立亲日政权,最后完全占领东北。1931年6月12日,日本军部又指派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胁正隆、欧美课长渡久雄和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在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对中国东北问题的对策。6月19日,拟成了《对满方策》。以后又在五课长会议上反复讨论,制定成《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该大纲的主要内容是:不得已时,采取军事行动,解决满洲问题,为此必须做好两个准备,一个是要取得国内外的谅解。办法是:由陆军大臣通过内阁会议使各大臣都能知道满洲的情况,由陆军省军务局和参谋本部情报部协助让全国国民,特别是新闻界了解满洲的实际情况;陆军省军务局和参谋本部情报部协助外务省,使有关各国都能知道满洲的排日活动。第二个准备是采取军事行动时,需要哪些兵力,参谋本部与关东军协商后要提出计划。“为争取国内外的谅解,采取措施,约以一年为期,即到明春(1932年春)为止,要求切实实施”。“尽力使关东军首脑部熟悉中央的方针和意图,要他们在今后一年里隐忍持重,避免卷入因排日活动而产生的纠纷,万一发生纠纷时,只限于在局部范围内处理,不扩大其范围。”⑥
        7月,日本军部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到东京,将上述大纲作为指令,命其传达给关东军司令。《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的制定表明,关东军策划的侵华计划已得到日本军部的承认, 日本军部开始出面领导侵华行动了。这对关东军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既然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下一步就是具体做侵华准备了,如舆论宣传、思想动员、调兵遣将、寻找借口、制造借口等。
        在侵华的时机问题上,关东军要比日本军部更激进些。
        1931年5月,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召集沈阳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参谋本部驻中国东北的中国研究员今田新太郎等人开始密议具体的行动计划。认为英美忙于应付国内的经济危机,苏联正在执行五年计划,所以早日行动为上策。6月,板垣、石原一伙人决定:9月下旬在沈阳郊外柳条湖爆炸南满铁路,在一夜之内占领沈阳,要闪电般行动,在列强还没有来得及干涉之前, 占领预定地区。同月,板垣派花谷正赴东京,向军部透露在本年秋季行动的意图,军部的建川美次、桥本欣五郎等主要官员,表示赞同。
        7至8月份,日本军部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开始进行战争的舆论宣传和思想动员。8月12日,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表示“除凭军部实力解决之外,别无途径。”8月24日陆军省建议,中村事件如果得不到满足解决,“则有必要为保障安全而断然占领洮索地区”⑦。
        在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制造反华浪潮,进行战争动员的同时,日本军部和关东军积极进行战争准备。8月1日熟悉东三省的本庄繁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主持制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的建川美次被任命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长。8月3日,本庄繁上书南次郎,阐述发动侵华的时机与必要性。本庄繁认为必须:“乘此世界金融凋落、俄国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三十年经营之满蒙,并达大正八年出兵西伯利亚各地之目的”,“支那之复兴及赤俄之存在,美国太平洋之东(西)侵”,均为日本立国政策根本不相容者,但是,欲抗阻美势东(西)侵,必须先巩固帝国的陆防和有独立的物质基础,所以在与美国开战前,“务必先使帝国军力在俄支两国占得优越之地步,使俄支两国一蹶不振。即或不能全灭其势力,亦可使其较短期间,不能对我有攻击之能力及复兴之机会。然后我帝国可获得新占领地之广大富源,利用之以为充实帝国海防之用,以驱美势力于夏威夷以东。”⑧
        8月4日,陆相南次郎,于东京召集全国师团长及各军司令官会议,会上训示:“欲解决满蒙悬案,非最后决心不可,望各军事长官,努力准备”。9月2日,南次郎又在东京户山学校,召集在东京附近的将官500余人,训令扩张国防,反对军缩,宣传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9月11日,日本军部电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到东京接受指示,9月17日回到沈阳,土肥原对军部的指示略作披露,刊于9月17日的《朝日新闻》。土肥原表示:“历来一切交涉,完全由外交方面专断,陆军仅在背后应援,但自后只要得领事谅解,便可直接出头与中国折冲。据最近情报,中国已经屈服的接受日本谈判,(指中村事件)然而据我自己经验,此事不能够简单的解决,纵令中国承认杀害中村大尉之事实,然倘不容纳日本所提出之条件,当然事态犹不免重大化。至于彼时如何举动,陆军侧意见已经决定。”“吾人想由中村事件,解决历年来许多累积之满蒙问题, 自不待言”,“中国若无诚意迁延,或其他各种场合,我们早定种种方策,这层此刻不能明言。惟有一点,我们须十分明白,就是中村事件,不能说是陆军一方面,简直可当作全日本的事件,决不取姑息手段,非彻底地,干净地解决不可”⑨。土肥原对《朝日新闻》的谈话,就是发动战争的信号。
        在拟订计划、舆论准备的同时,关东军发动战争的具体准备工作,到9月初亦大体就绪。
        考虑到进攻沈阳城必须用大炮,关东军与陆军中央机关协商,1931年7月从日本国内运来两门口径24厘米的榴弹炮,对准沈阳飞机场和东北军北大营,秘密安装于独立守备第二大队院内。对守备队的步兵也进行了操作大炮的训练,把炮击的目标在炮身上做了记号,在实际射击时,只要把记号与标尺配合起来,就可以命中目标。8月底又从日本运到30架飞机,20多门野战炮,置于南满路浑河车站。
        7月15日,驻长春的日军第三旅团司令部,宣布废除在铁路两旁进行军事演习时需于十天前通知中国的惯例,在所定的范围内,无论昼夜, 日军将自由实施一切军事演习。进入8月以后,日军不断进行军事演习。8月4日,驻朝鲜的日军第十九师团、第二十师团全部开抵图们江沿岸,并进行军事演习。8月18日,沈阳守备队在皇姑屯一带进行街市战斗演习。8月27日,驻大连柳树屯的日本铁道守备队秘密调至沈阳。8月29日,驻长春、安东的日军越“满铁”占用地进行军事演习。9月2日至5日,驻沈阳的日军在东北军北大营附近做包围和攻击东北军北大营、兵工厂以及沈阳城的演习。
        东北的日本在乡军人,9月8日奉到密令,分别集中沈阳、长春、哈尔滨报到。9月10日沈阳日军当局,召集沈阳日侨开会,分发了枪支。
        从9月7日开始,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例行巡视”为名,赴大石桥、海城、鞍山、连山关、沈阳、铁岭、公主岭、长春和辽阳等地进行检阅,检查各地日军的准备工作,作战前的军事动员。9月14日,他在长春检阅第三旅团第四联队、守备宪兵、卫戍各队时训示:对于中国土匪不可轻视,“更应对于反抗我者及土匪式之行为者,自卫奋斗,采取断然处置手段。举凡侵害我侨民者,妨害我方权利者,是皆仇敌,无殊土匪,须并以实力压迫,而断然处置之”⑩。本庄繁的训词是对士兵的暗示。
        关东军原定于9月28日(阴历八月十七日)东北各地秋收之后发动。9月15日,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向币原作了汇报,说关东军最近正在集结军队,并从仓库中取出物资、弹药,气氛紧张,近期有可能采取军事行动。此时内阁中对侵华的手段,意见尚不一致,币原认为关东军行动将会推翻本内阁以国际协调为原则的外交方针。币原向陆相南次郎提出询问。南次郎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等商量后,决定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前往东北“制止”。此事为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所知。桥本乃从建川处取来与板垣联系的电报密码,立即给板垣发出密电,通知他事情暴露,立刻坚决行动(11)。因建川美次9月18日傍晚才能到沈阳,于是板垣等人9月16日晨作出决定将9月28日行动计划提前十天。
        9月17日晚,沈阳的日本在乡军人全部集合,臂缠黑纱,召开大会,进行战前动员,演说之后,高呼口号:“为保障满蒙之既得利权而洒军人之鲜血”,“以后死之热血,慰先烈之哀魂”,“打倒侵害日本权益的张学良”,情势非常紧张。在乡军人是受过正规训练的退伍兵, 日本军部有意把他们安插在南满铁路沿线工作,一旦有事,发给武器即可战斗,实际是关东军的准军事力量,人数约为5 000人。
        9月18日夜,独立守备大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川岛中队长率第三中队105名士兵,从营地虎石台向南至文官屯(距沈阳约18里),给中队队副河本末守留下一个分队(班)共七人,令其沿铁路继续向南至柳条湖附近,负责爆破,其余则向北大营以北、以西地区展开,准备进攻。
        晚10时20分,河本末守将安放在柳条湖东侧、距北大营800米处的南满铁路上的炸药点燃,炸坏了一小段铁轨和两根枕木,损失甚微。20分钟后由长春南行的列车经过此处,除了歪斜一下便顺利通过,并未出轨。爆炸后, 日军立即布置了假现场,摆了三具身穿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以作为中国军队破坏铁路的“证据”。
        川岛率领的第三中队听到爆炸声,马上从所埋伏的地点向东北军北大营发起进攻。紧接着,板垣在沈阳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名义发布命令,令第二十九联队和岛本大队参加战斗。扫荡北大营,进攻沈阳城。岛本率第一、第四中队和炮兵分队由南站乘火车至柳条湖后,与先期在此的第三中队会合,负责进攻北大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进攻沈阳城。设在独立守备大队院内的炮兵阵地以榴弹炮向北大营和飞机场进行了炮击。酝酿已久的侵华战争正式开始了。
        事变发生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旅顺于夜里11时50分接到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情报,立即于19日凌晨1时20分发出电令: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率师团主力,由辽阳向沈阳集中,攻击该地的中国军队;第三旅团团长谷部照吾少将指挥步兵第四联队、骑兵第二联队警备长春,并对该地区附近的中国军队做好攻击准备;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率守备第一、第五两大队至沈阳;守备第三大队攻占营口;守备第四大队攻占凤城与安东(丹东);守备第六大队派出两个中队至沈阳,归第二师团指挥。
        与关东军调兵遣将相反,东北军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东北军是一支有25万人,陆海空军兵种齐全,器械弹药充足,装备比较整齐精良的一支部队。除1930年入关参加中原大战和1931年秋与石友三作战调出的部队,至九一八事变时,在东北的部队还有十七个步兵旅,三个骑兵旅和一个步兵师,分驻于四省一区。其部署是:辽宁省有步兵三个旅,骑兵一个旅,省防军二个旅,分别是王以哲的步兵第七旅驻沈阳,张廷枢的步兵第十二旅驻锦州,常经武的步兵第二十旅驻洮南;张树森的骑三旅驻通辽;于沚山的省防第一旅驻山城镇;张海鹏的省防第二旅驻洮安。吉林省有步兵三个旅,分别是李桂林的二十三旅,驻长春;张作舟的二十五旅驻吉林,吉兴的二十七旅驻延吉。黑龙江省有骑兵两个旅,省防三个旅,分别是吴松山的骑一旅驻克山,程志远的骑二旅驻扎赉诺尔,张殿九的省防第一旅驻扎兰屯,苏炳文的省防第二旅驻海拉尔,马占山的省防第三旅驻黑河。热河省是汤玉麟的第三十六师。东三省特别行政区有步兵四个旅,分别为苏德臣的第二十二旅驻双城,李杜的第二十四旅驻依兰,邢占清的第二十六旅和丁超的第二十八旅驻哈尔滨。
        驻防沈阳的王以哲第七旅,辖张世贤的六一九团,王铁汉的六二○团,何立中的六二一团,有士兵6 800人,是东北军的精锐部队,营地在东北军北大营。此时东三省的军政因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以陆海空军副司令身份驻节北平,驻吉的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父丧在锦州,驻黑的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亦在北平,实际上是由参谋长荣臻、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负责。
        张学良在对日政策问题上,接受了蒋介石的指示。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张学良曾向蒋请示,7月13日,蒋致电张学良,表示排日运动恐被共产党利用,同时也会加剧中日纷争,希望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12)。张学良据此电转令东北政务委员会,无论日方态度如何,我方只能据理以争,要求东北政务委员会制止民众的反日运动。蒋介石极力令张避免与日本冲突,是因为他正在江西督“剿”红军,7月23日他提出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国策,声称:“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13)“中村事件”发生后,8月16日,蒋介石再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14)张学良将此电报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要求一体遵守。东北形势一日紧似一日,荣臻等人不断将日人挑衅情况向张学良汇报,希望张学良回东北坐镇。张曾计划9月6日回东北,因有土肥原要暗杀他的密报,所以又停止了。9月6日他再次给东北负责人荣臻等发去电令:“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15)9月12日,蒋介石电召张学良到石家庄车站秘密会晤,劝张严令部下,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9月18日,北平使馆把日军准备动武的消息报告给张学良,此时,事态已经非常明显了,18日午后,张学良发急电给荣臻、臧式毅,望他们“严密防御暗藏枪械, 日军挑衅不与抵抗”(16)。
        在蒋介石张学良不抵抗、力避冲突方针指示下,在东北的荣臻、臧式毅、王以哲等人,面对日军战争阴谋,既无具体的防范措施,也无思想准备。事变的当天,荣臻正忙于为其父祝寿,王以哲旅长和两个团长均不在军中。在北平的张学良邀请英国领事在前门外中和剧院观看梅兰芳表演《宇宙峰》京剧。
        9月18日夜10时半, 日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在中队长川岛正夫率领下首向北大营发起进攻,紧接着大队长岛本正率第一、第三中队加入。 日军以500人的兵力,进攻约有6 000余人的东北军北大营。
        北大营位于沈阳城北,距沈阳城约七八里,占地面积很大。营房一律坐北向南并列,六一九团在东,六二○团及旅部在中间,六二一团最西,营房四周筑有土围子和外壕。西边的土围子距南满铁路约一华里。当时第七旅官兵,除了六二○团第一营驻皇姑屯,六二一团三个直属连驻沈阳城东山嘴子营房外,其余全部驻在北大营内。
        战事发生后,参谋长荣臻当即用电话向北平的张学良报告。张学良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荣臻即转告王以哲和各团长,命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17)。 日军由南满路首先向六二一团营房发起进攻,士兵在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穿衣服和领取枪械。日军冲入兵舍,见人即用刺刀扎,士兵纷纷向东退避,很多人退入六二○团营房。由于不抵抗命令,至19日凌晨2时, 日军已经从北、西、南三面进占营堤,放火焚烧营房,引爆弹药库。各团混乱,自行逃避,六一九团、六二一团向东撤到东山嘴子,六二○团陷入包围,至晨7时才破围从营北到榆林堡。旅长王以哲和随从换成便衣,由小东城门出沈阳城,找到部队。向东到山城镇,与省防第一旅于沚山部会合,后于10月上旬奉命转进到锦州。日军进攻北大营,仅以死2名伤22人的轻微代价,即取得了胜利,东北军则死320余人,伤20余人。
        在进攻北大营的同时, 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第十六联队及5 000余名在乡军人和在沈韩侨会攻沈阳城。日军分路前进,第一路攻商埠地南市场,第二路攻商埠地北市场,第三路侵入大小西关。第一路日军遭到第一、第二公安分局警士的阻击,终因力量悬殊,公安局和商埠南市被日军占领。第二路日军将商埠北市警察缴械,占领了邮政局。第三路又分成两股,小西门日军把第四公安局警察包围缴械,城内日军便衣队击退我国军警,开门放日军入城,大西关日军攀墙入城。到19日午前9时,沈阳城内的东北边防军公署、兵工厂、粮秣厂、航空处及各仓库、弹药库等均被占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19日午前11时55分抵沈阳,在东洋拓殖公司设司令部。
        至此,沈阳城仅一夜的时间,即被日军占领。中国军民除死伤外,公私财产损失无数。东北军的大量武器弹药为日军所占,其中有飞机262架,各种炮3 091门,坦克26辆,各种枪12万支。
        沈阳城陷落的同一天, 日军还攻陷了南满路沿线的重镇长春、营口以及安奉线的安东和凤凰城。之后日军在日本政府“不扩大主义”的掩护下,继续侵略。9月22日,陷吉林省吉林市,11月19日攻陷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1932年1月3日占领辽西重镇锦州,2月5日占领北满重心哈尔滨。仅仅四个半月,东北三省一区1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变色,3 000万同胞成为“亡国奴”。
        毫无疑问,是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断送了东北大好河山,蒋介石是“不抵抗政策”的始作俑者,事变后,蒋介石竟然声称:东北失掉,站在革命立场是没有关系的。张学良是封疆大吏,守土有责,东北又是他的根据地,拱手让与日人,与他的性格、思想殊为不合,仅仅用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是解释不通的。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有人即分析张学良何以不抵抗,主要原因是:“在张的意思,也以为日人挑衅,是平常事情,不必与他计较,并不料到在辽吉会真用起武力。”(18)半个世纪以后,年愈九十的张学良自己辩解,并非不抵抗,是自己没有认识到日本会发动侵略,如果认识到日本发动侵略,就会和日本拼了。
        执行不抵抗命令也罢,没有认识到日本侵略野心也罢,总之, 日本是举手之劳占领了东三省,东北广大民众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为了镇压中国人的反抗,凡着军服者或青年学生模样,辄被枪杀。对于和平居民则滥杀无辜,以为取乐、泄愤。所到之处,蹂躏妇女,对于普通住户,“凡男人少者,则其家中妇女,鲜不为其奸淫”(19)。同胞生命,鸡犬不如。流亡到关内的几十万东北军民,则是生活无着,颠沛流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