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华北农民的大量离村,是华北社会、政治、经济急剧动荡的产物,在当时也是全国注目的问题。离村农民的主要去向就是“闯关东”。“闯关东”始于晚清,在民国时期达到高潮,这次移民运动,规模大,人数多,对华北地区及新迁移地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华北农村,长期处于天灾与兵匪之祸的煎熬之下,社会动荡不安。20世纪的前50年间,华北地区有25年都爆发了规模不等的战争。如“山东军队号称二十万人,连年战争,除饷粮多半出自农民外,到处之骚扰、拉夫、拉车,更为人民所难堪。至于作战区域(津浦线)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无法生活,纷纷抛弃田地家宅,而赴东三省求生”①。华北其他诸省的状况也大致相同,“黄河流域之农民以不堪战乱之骚扰,及饥馑之逼迫,于是相率避地,均以垦辟满洲为惟一生计”②。而抗日战争中,华北各省的大多数地区都有连续不断的战斗; 日军在各地持续不断地征兵、摊派、烧杀,打乱了华北农民的基本生活秩序。再加上土匪的骚扰和作战,使华北农村的社会及生产秩序被严重破坏。仅据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统计,河北、山西、山东、河南诸省的土匪数量均有数万人之多。他们烧杀抢劫,无恶不作,百姓深受其苦但又无力应付。上述是华北农民离村的一个主要原因,东北地区相对安宁的生活环境是对华北农民的最大吸引力。
        华北平原幅员辽阔,山区和平原地理条件差异较大,气候干旱,旱灾及虫灾时常发生;华北地区的河流较多,由于雨量集中,黄河、海河、滹沱河等大河时常发生灾害。1917年,河北、山东、山西三省遭受水灾,仅河北省就有103县被淹。1920年,冀、鲁、豫、晋四省大旱,灾民达2 000万余人。1921年,鲁、豫、晋三省水灾,被灾县份达108个之多,灾民约981万人。1923年,华北四省遍存水旱灾害,死亡人数当在10万人以上。1926年,山东省内黄河南岸决堤,淹没土地800平方里,损失在2 000万元以上。1927年,山东省内56个县大面积蝗灾,灾民2 000万人,当年收成仅及正常年份的2%,有的不到1%③。处于小生产状态下的农民,根本无法抵御天灾人祸对农村经济的打击,长期以来处于贫困经济状态之中。
        华北诸省人多地少、土地占有状况极不合理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民国年间,鲁、冀、豫三省总人口约为1亿左右,耕地面积不足3亿亩,人均耕地不到3亩;由于地主、富农阶层40%—50%的高占有率,这个平均占有量实际上又大打折扣,相当一部分农民处于少地或无地状态;再加上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和高利贷盘剥,农民仅靠种地维持生计已相当困难。
        1935至1936年间,在华北地区的晋、冀、鲁、豫四个省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导致农民大量离村迁移的主要原因,依次为天灾、兵患、匪祸(平均38.03%),贫困(平均21.48%),耕地过少(平均6.83%),人口过密(平均4.98%),捐税太重(平均3.8%),农村经济破产(平均3.35%),金融困敝(平均2.45%)④。1937年7月后,为逃避连年不断的战争和日军的残酷杀戮,农民离村的规模更大。正是出于无奈,向以眷恋土地而著称的华北农民,才不得不远走他乡。
        东北地区由于劳动力不足,劳动力价格相对较高,这也是吸引华北农民出关劳作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统计,东北地区的劳动力价格相当于关内的四五倍。
        相对于华北地区的天灾人祸,30年代前的东北地区以其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秩序相对安定而引人注目。从清末到民初,政府均采取了垦荒免税补助政策,鼓励移民北上垦荒;民国初年,北京国民政府曾制定《国有荒地承垦条例》,鼓励商人去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进行投资开发。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沙俄政府为从东北获取物资,以优厚的价格鼓励农工商业发展尤其是粮食和原料的生产,从而刺激了向东北尤其是黑龙江地区的移民。1925年,控制东北的张作霖在天津专门设置了移民局,对向关外移民实施资助。1928年,东北地区成立了屯垦委员会,全面研究东北地区的垦殖计划。1930年,东北各省先后公布《辽宁移民垦荒大纲》和《黑龙江省沿边荒地抢垦章程》,这些机构和章程,无疑对向东北移民起到了刺激作用。东北的地方官员及新兴地主,则从廉价劳动力身上看到了获得大量利益的前景,故而也积极承办移民垦殖。
        从20年代起,各地新闻媒介如《大公报》、 《民国日报》、《国闻周报》和《东方杂志》等,都发表了大量有关报道、调查和评论,呼吁向东北移民。为了向东北的移民提供帮助,各铁路、轮船公司先后实行了降低票价、免费携带行李等办法,向移民提供方便。一些社会团体还以募捐的方式为移民提供费用,使一部分贫困移民得以迁移东北。
        到20年代末,“闯关东”成为华北四省人口最大流向,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华北地区向东北地区的移民现象, 由来已久。
        明清之际,由于明清军队间的战争,辽东地区受到极大的破坏。为了恢复生产,清初曾制定政策奖励向东北移民,致使华北地区的农民大批出关谋生。据统计,嘉庆十七年(1812),黑龙江省人口不过45万余人,而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则激增到257.74万人⑤。除去自然增长,黑龙江省人口中应有百余万移民人口。
        清末,为了消除边疆危机,缓和国内的满汉民族矛盾,清政府一度取消了中期对关外实行的封禁政策,开始放荒筹饷和移民实边政策。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沿边招垦章程》等条例,在吉林、黑龙江两省设立了招垦局,统一移民事务,鼓励华北农民移出关外。所以,清末民初之际,华北向东北移民数量急剧增加。据1910年统计,仅山东省劳工每年从烟台、登州和龙口渡海到东北的人数,“合计共达三十五六万人之谱”⑥。可见势头之猛。
        移民东北的潮流,民国之后不断增强,呈现出不少特点。这一时期,向东北移民具有组织性、计划性。移民多为结伴而行,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有的甚至是整村的迁移。他们去向与目的地一般比较明确。华北等省的地方政府,对移民东北较为关注,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而东北各地当局,专门成立了垦务机关,对移民安置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安排,从而减少了移民的盲目性和分散性。向东北移民的数量也急剧上升。1927年后三年内,均在百万人左右。“闯关东”的移民中,87%—99%的人原籍是山东、河北两省⑦,但也有来自河南、山西、江苏、安徽甚至浙江省的移民。1925年前的移民,在东北地区多集中在南满一带。1927年至1928年间的移民,则开始向北满迁移,直至遍及整个东北地区。1924年前的移民,回流者居多,达80%,他们春去冬回,不带家属。1924年以后,移民居住性增强,1927年高达67.49%。不少移民携带家属永久安家在东北各地。大批农民进入东北,对于东北地区的开发与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如1915年,黑龙江地区土地耕种面积为391万余垧,而1930年竟达到了731万余垧,增加了近一倍。
        进入30年代,由于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地区,日本关东军决策部门认为,“在东北应防止中国汉民族势力扩大,从而为将来日本人的发展留有余地;不能让反满抗日的‘不良分子’进入;工资低、劳动效率高的华北工人大量进入,将导致当地工人的失业以致最后导致‘匪贼化’;应防止因华北工人大量进入而造成工资外流。”⑧基于上述考虑, 日军开始对向东北移民采取限制措施。1935年3月9日和21日,日本关东局和伪满洲国民政部分别发表了《外国劳动者取缔规则》。而华北农民则对日军的残酷统治极度恐惧,向东北移民大量减少。于是,1931至1938年间,“闯关东”的人数急剧减少,回落到1926年的水平。
        这一时期,移居东北的移民又再次表露出流动性增强的趋势。九一八事变前七年,移民在东北留住者占人满人数的49.87%;事变后,留住东北者占当年“闯关东”人数比例大为减少,1931年为3.12%,1932年为-7.63万人,1933年为21.32%,1934年占36.3%,1935年占4.59%,1936年为-2.32万人,1937年占19.71%,七年间平均留住东北者仅占入满人数的10.7%⑨。
        随着战争的进展, 日本决定移民东北500万人的计划,由于国内劳动力短缺无法实现。日本当局和伪满洲国为了从1937年开始实施“产业五年计划”和后来推行“北边振兴计划”,首先就必须要解决东北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于是又不得不放弃实行数年的禁止华北农民移民东北的政策。
        为了重新从华北招募大量劳工,也为了改变日军的丑恶形象,伪满洲国开出了一系列的移民东北优厚条件。与此同时,日军与伪满洲国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招募劳工出关的行动。1938年,伪满洲国设立满洲劳工协会,专门从事招募劳工事宜。日军还在华北各地铁路沿线设点招募工人出关。在华北的日军,也在各地捕捉劳工出关。
        30年代末期,遍燃的战火和1939年大面积的河北省水灾及山东省旱灾,致使民不聊生,人口流动更加无序,规模也更加庞大。据日本《满铁调查月报》统计,1938年华北的一些乡镇人口逃亡人数占总数的50%左右;平津失陷后,仅天津英租界内就有50万以上的难民⑩。据孙艳魁统计,沦陷区人口的20%可以作为难民的总估数(11)。依此估算,华北地区的流民人数当在2 400万左右。
        为了生存,“闯关东”的农民又再次大量增加。从1939年直到抗战结束前的1945年,每年出关人数都在百万左右(参见下表)。

民国时期华北农民“闯关东”数量统计表

        

单位: 万人

年度 数量	1912 25. 2	1913 26	1914 27. 2	1915 28	1916 25. 9	1917 30.4	1918 27. 2	1919 33	1920 33. 6	1921 36. 2
年度 数量	1922 35	1923 42	1924 37. 7	1925 49. 2	1926 57. 2	1927 101.8	1928 93.8	1929 104. 6	1930 65.3	1931 41.68
年度 数量	1932 37. 26	1933 56. 88	1934 62. 73	1935 44.05	1936 35. 98	1937 32. 23	1938 49. 24	1939 98. 57	1940 131.89	1941 91.83
年度 数量	1942 100.44	1943 93	1944 60	1945 40	1946 38	1947 35	1948 25	1949 24

        资料来源: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第2期(1932年)。田方、陈一筠主编:《中国移民史略》,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160页。朱玉湘:《中国近代农民土地问题与农村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2、336页。
        民国时期华北诸省的“闯关东”与人口流动,是该区域内社会结构变动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华北平原,在太行山谷,在胶东半岛,时常流动着一股迁徙的洪流,“沿途灾民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拉,或妇拉夫推,也有六七十岁老夫老妻喘喘的负荷前进,子女边走边在野地掘青草野菜拾柴。”(12)这幅凄楚的流民图,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它留下的悲凉中也潜伏着农村社会结构变动的胚芽。
        近代以来,“闯关东”的农民达到2 000余万人,他们在东北地区的垦殖,“将东北造成高度近代化的农业移垦地区”(13),给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影响。
        大量移民首先使东北大批荒地得以开发和利用,东北迅速成为中国主要粮仓和农产品基地之一。
        民国时期的移民,其垦殖重点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民国后,东北兴办了不少农牧垦殖公司,专事荒地的开拓。1913年至1920年间,东三省创办的农垦公司达到147家。这些公司资金雄厚,设备先进,在播种、收割时都使用机械农具,效率大增。中国最早的机械化农场就诞生于此时。在手工和机械的双重努力下,东三省荒地开发进展迅速。仅黑龙江一省,在民国时期就开发出400万垧荒地,松花江、牡丹江、嫩江等流域的大片土地都得到了开发和利用。由于移民多善于耕种,使原来东北地区较为落后的农业得以发展。移民垦殖的主要农作物有大豆、玉米、高粱、小麦、稻米、柞蚕丝、烟叶、甘草、亚麻等,其中大豆、玉米的产量居全国之首。1930年,东三省的大豆产量达到历史性的640万吨,玉米208万吨,高粱580万吨,谷子390万吨。除了供应内地外,东北的农作物也成为出口外销的主要品种,如大豆出口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
        大批移民的到来,促进了东三省的工商业发展。清代封禁以后,东北地区的工业与商业十分落后,除了一些手工作坊外一无所有。随着清末民初华北移民的不断增加,移民中的能工巧匠也将自己的手艺带到了东北。东北工业最早发展起来的榨油厂、面粉厂、酒厂、豆腐厂、农具厂、皮革厂和服装厂等,多是在移民的工艺传入基础上兴办的。而一些商人看中东北社会安定、劳动力廉价的优势,结合东北特点投资办厂,使东北工业从无到有迅速崛起。1909年,大连、哈尔滨和营口等地分别建有35家、6家和23家油厂;而1923年时,三地分别拥有了87家、42家和29家油厂。面粉加工业也有大的发展,到1923年,东北地区大型面粉加工厂有48家,加工能力一天可达152 600普特。除满足东北地区用量外,还占有了部分国内市场。柞蚕丝工艺是山东农民带到东北的,民国以后,柞蚕丝是东北的第二大宗出口商品。
        华北移民大量移入东北边境地区,客观上起到了移民实边的作用。近代以来,东北三省一直是俄国、日本等列强争夺的要地。沙俄竟想移民50万人到黑龙江省,以建立“黄色俄罗斯”。不久,在“满蒙政策”的指导下,日本将东北视为其征服世界的根据地,不断在东北各地进行渗透,东北边防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大批华北移民的到来,使过去地多人稀的边陲地区甚至黑龙江省的漠河地区,都开始有了村庄,有了集镇。民国时期,黑龙江省的县份达到了30个,居民骤增,边防实力得以加强。1928年的英国报刊曾载文称:“东三省华人既这样发达, 日本人欲在这三千万群众之中,施行其自由行动,恐非易事。反言之,倘日本人执迷不悟,遇事横行,东三省人民势必群起而逐之。”(14)
        “闯关东”使得东北与华北地区在文化上进一步融合,既推进了东三省的文化事业发展,也加强了东北与关内在文化与经济上的联系,减少了隔阂,缩小了差距。自古以来,东北地区都由中原政权掌握,但由于民族矛盾和经济差异,华北与东北地区总是存在着隔阂,中央政府也总是把东北当作一个特殊地区看待。华北大量移民东北后,汉民族在东北地区的人口中逐渐占据主体,达到90%以上。汉民族的语言、文化与习俗渐渐成为主流,满汉通婚,汉语成为官方语言,汉人的鬼神崇拜被满人接受,汉人也接受了满人放足的影响,逐渐废除了妇女缠足的陋习等。1928年,美国人奥特·扬(W.Yowlg)考察东北三省后认为:“从辽河口岸直达黑龙江,至多只能看见从前游牧人民的一点行将消灭的残遗物迹而已。”“现在满人几与汉人完全同化,他们的语言,也渐归消灭,转用汉语了。”(15)
        “闯关东”风起后,华北移民大量进入东北,东北地区的人口密度大大增加,客观上解决了东北地区土地广大、人口较少的问题。民国初年,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2人,而吉林省为32人,黑龙江省仅为7人,只有辽宁省为78人,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30年代初,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9人,吉林、黑龙江和辽宁三省的人口密度分别达到了每平方公里51人、17人和94人。东北地区人口密度的增加,大大加强了东北三省的工农业实力,其接纳了华北各省迁出的2 000余万人,极大地减轻了华北各省的人口压力,缓解了财政上的困难,有利于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