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农民“闯关东”
民国时期华北农民的大量离村,是华北社会、政治、经济急剧动荡的产物,在当时也是全国注目的问题。离村农民的主要去向就是“闯关东”。“闯关东”始于晚清,在民国时期达到高潮,这次移民运动,规模大,人数多,对华北地区及新迁移地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华北农村,长期处于天灾与兵匪之祸的煎熬之下,社会动荡不安。20世纪的前50年间,华北地区有25年都爆发了规模不等的战争。如“山东军队号称二十万人,连年战争,除饷粮多半出自农民外,到处之骚扰、拉夫、拉车,更为人民所难堪。至于作战区域(津浦线)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无法生活,纷纷抛弃田地家宅,而赴东三省求生”①。华北其他诸省的状况也大致相同,“黄河流域之农民以不堪战乱之骚扰,及饥馑之逼迫,于是相率避地,均以垦辟满洲为惟一生计”②。而抗日战争中,华北各省的大多数地区都有连续不断的战斗; 日军在各地持续不断地征兵、摊派、烧杀,打乱了华北农民的基本生活秩序。再加上土匪的骚扰和作战,使华北农村的社会及生产秩序被严重破坏。仅据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统计,河北、山西、山东、河南诸省的土匪数量均有数万人之多。他们烧杀抢劫,无恶不作,百姓深受其苦但又无力应付。上述是华北农民离村的一个主要原因,东北地区相对安宁的生活环境是对华北农民的最大吸引力。
华北平原幅员辽阔,山区和平原地理条件差异较大,气候干旱,旱灾及虫灾时常发生;华北地区的河流较多,由于雨量集中,黄河、海河、滹沱河等大河时常发生灾害。1917年,河北、山东、山西三省遭受水灾,仅河北省就有103县被淹。1920年,冀、鲁、豫、晋四省大旱,灾民达2 000万余人。1921年,鲁、豫、晋三省水灾,被灾县份达108个之多,灾民约981万人。1923年,华北四省遍存水旱灾害,死亡人数当在10万人以上。1926年,山东省内黄河南岸决堤,淹没土地800平方里,损失在2 000万元以上。1927年,山东省内56个县大面积蝗灾,灾民2 000万人,当年收成仅及正常年份的2%,有的不到1%③。处于小生产状态下的农民,根本无法抵御天灾人祸对农村经济的打击,长期以来处于贫困经济状态之中。
华北诸省人多地少、土地占有状况极不合理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民国年间,鲁、冀、豫三省总人口约为1亿左右,耕地面积不足3亿亩,人均耕地不到3亩;由于地主、富农阶层40%—50%的高占有率,这个平均占有量实际上又大打折扣,相当一部分农民处于少地或无地状态;再加上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和高利贷盘剥,农民仅靠种地维持生计已相当困难。
1935至1936年间,在华北地区的晋、冀、鲁、豫四个省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导致农民大量离村迁移的主要原因,依次为天灾、兵患、匪祸(平均38.03%),贫困(平均21.48%),耕地过少(平均6.83%),人口过密(平均4.98%),捐税太重(平均3.8%),农村经济破产(平均3.35%),金融困敝(平均2.45%)④。1937年7月后,为逃避连年不断的战争和日军的残酷杀戮,农民离村的规模更大。正是出于无奈,向以眷恋土地而著称的华北农民,才不得不远走他乡。
东北地区由于劳动力不足,劳动力价格相对较高,这也是吸引华北农民出关劳作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统计,东北地区的劳动力价格相当于关内的四五倍。
相对于华北地区的天灾人祸,30年代前的东北地区以其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秩序相对安定而引人注目。从清末到民初,政府均采取了垦荒免税补助政策,鼓励移民北上垦荒;民国初年,北京国民政府曾制定《国有荒地承垦条例》,鼓励商人去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进行投资开发。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沙俄政府为从东北获取物资,以优厚的价格鼓励农工商业发展尤其是粮食和原料的生产,从而刺激了向东北尤其是黑龙江地区的移民。1925年,控制东北的张作霖在天津专门设置了移民局,对向关外移民实施资助。1928年,东北地区成立了屯垦委员会,全面研究东北地区的垦殖计划。1930年,东北各省先后公布《辽宁移民垦荒大纲》和《黑龙江省沿边荒地抢垦章程》,这些机构和章程,无疑对向东北移民起到了刺激作用。东北的地方官员及新兴地主,则从廉价劳动力身上看到了获得大量利益的前景,故而也积极承办移民垦殖。
从20年代起,各地新闻媒介如《大公报》、 《民国日报》、《国闻周报》和《东方杂志》等,都发表了大量有关报道、调查和评论,呼吁向东北移民。为了向东北的移民提供帮助,各铁路、轮船公司先后实行了降低票价、免费携带行李等办法,向移民提供方便。一些社会团体还以募捐的方式为移民提供费用,使一部分贫困移民得以迁移东北。
到20年代末,“闯关东”成为华北四省人口最大流向,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华北地区向东北地区的移民现象, 由来已久。
明清之际,由于明清军队间的战争,辽东地区受到极大的破坏。为了恢复生产,清初曾制定政策奖励向东北移民,致使华北地区的农民大批出关谋生。据统计,嘉庆十七年(1812),黑龙江省人口不过45万余人,而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则激增到257.74万人⑤。除去自然增长,黑龙江省人口中应有百余万移民人口。
清末,为了消除边疆危机,缓和国内的满汉民族矛盾,清政府一度取消了中期对关外实行的封禁政策,开始放荒筹饷和移民实边政策。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沿边招垦章程》等条例,在吉林、黑龙江两省设立了招垦局,统一移民事务,鼓励华北农民移出关外。所以,清末民初之际,华北向东北移民数量急剧增加。据1910年统计,仅山东省劳工每年从烟台、登州和龙口渡海到东北的人数,“合计共达三十五六万人之谱”⑥。可见势头之猛。
移民东北的潮流,民国之后不断增强,呈现出不少特点。这一时期,向东北移民具有组织性、计划性。移民多为结伴而行,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有的甚至是整村的迁移。他们去向与目的地一般比较明确。华北等省的地方政府,对移民东北较为关注,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而东北各地当局,专门成立了垦务机关,对移民安置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安排,从而减少了移民的盲目性和分散性。向东北移民的数量也急剧上升。1927年后三年内,均在百万人左右。“闯关东”的移民中,87%—99%的人原籍是山东、河北两省⑦,但也有来自河南、山西、江苏、安徽甚至浙江省的移民。1925年前的移民,在东北地区多集中在南满一带。1927年至1928年间的移民,则开始向北满迁移,直至遍及整个东北地区。1924年前的移民,回流者居多,达80%,他们春去冬回,不带家属。1924年以后,移民居住性增强,1927年高达67.49%。不少移民携带家属永久安家在东北各地。大批农民进入东北,对于东北地区的开发与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如1915年,黑龙江地区土地耕种面积为391万余垧,而1930年竟达到了731万余垧,增加了近一倍。
进入30年代,由于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地区,日本关东军决策部门认为,“在东北应防止中国汉民族势力扩大,从而为将来日本人的发展留有余地;不能让反满抗日的‘不良分子’进入;工资低、劳动效率高的华北工人大量进入,将导致当地工人的失业以致最后导致‘匪贼化’;应防止因华北工人大量进入而造成工资外流。”⑧基于上述考虑, 日军开始对向东北移民采取限制措施。1935年3月9日和21日,日本关东局和伪满洲国民政部分别发表了《外国劳动者取缔规则》。而华北农民则对日军的残酷统治极度恐惧,向东北移民大量减少。于是,1931至1938年间,“闯关东”的人数急剧减少,回落到1926年的水平。
这一时期,移居东北的移民又再次表露出流动性增强的趋势。九一八事变前七年,移民在东北留住者占人满人数的49.87%;事变后,留住东北者占当年“闯关东”人数比例大为减少,1931年为3.12%,1932年为-7.63万人,1933年为21.32%,1934年占36.3%,1935年占4.59%,1936年为-2.32万人,1937年占19.71%,七年间平均留住东北者仅占入满人数的10.7%⑨。
随着战争的进展, 日本决定移民东北500万人的计划,由于国内劳动力短缺无法实现。日本当局和伪满洲国为了从1937年开始实施“产业五年计划”和后来推行“北边振兴计划”,首先就必须要解决东北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于是又不得不放弃实行数年的禁止华北农民移民东北的政策。
为了重新从华北招募大量劳工,也为了改变日军的丑恶形象,伪满洲国开出了一系列的移民东北优厚条件。与此同时,日军与伪满洲国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招募劳工出关的行动。1938年,伪满洲国设立满洲劳工协会,专门从事招募劳工事宜。日军还在华北各地铁路沿线设点招募工人出关。在华北的日军,也在各地捕捉劳工出关。
30年代末期,遍燃的战火和1939年大面积的河北省水灾及山东省旱灾,致使民不聊生,人口流动更加无序,规模也更加庞大。据日本《满铁调查月报》统计,1938年华北的一些乡镇人口逃亡人数占总数的50%左右;平津失陷后,仅天津英租界内就有50万以上的难民⑩。据孙艳魁统计,沦陷区人口的20%可以作为难民的总估数(11)。依此估算,华北地区的流民人数当在2 400万左右。
为了生存,“闯关东”的农民又再次大量增加。从1939年直到抗战结束前的1945年,每年出关人数都在百万左右(参见下表)。
资料来源: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第2期(1932年)。田方、陈一筠主编:《中国移民史略》,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160页。朱玉湘:《中国近代农民土地问题与农村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2、336页。
民国时期华北诸省的“闯关东”与人口流动,是该区域内社会结构变动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华北平原,在太行山谷,在胶东半岛,时常流动着一股迁徙的洪流,“沿途灾民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拉,或妇拉夫推,也有六七十岁老夫老妻喘喘的负荷前进,子女边走边在野地掘青草野菜拾柴。”(12)这幅凄楚的流民图,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它留下的悲凉中也潜伏着农村社会结构变动的胚芽。
近代以来,“闯关东”的农民达到2 000余万人,他们在东北地区的垦殖,“将东北造成高度近代化的农业移垦地区”(13),给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影响。
大量移民首先使东北大批荒地得以开发和利用,东北迅速成为中国主要粮仓和农产品基地之一。
民国时期的移民,其垦殖重点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民国后,东北兴办了不少农牧垦殖公司,专事荒地的开拓。1913年至1920年间,东三省创办的农垦公司达到147家。这些公司资金雄厚,设备先进,在播种、收割时都使用机械农具,效率大增。中国最早的机械化农场就诞生于此时。在手工和机械的双重努力下,东三省荒地开发进展迅速。仅黑龙江一省,在民国时期就开发出400万垧荒地,松花江、牡丹江、嫩江等流域的大片土地都得到了开发和利用。由于移民多善于耕种,使原来东北地区较为落后的农业得以发展。移民垦殖的主要农作物有大豆、玉米、高粱、小麦、稻米、柞蚕丝、烟叶、甘草、亚麻等,其中大豆、玉米的产量居全国之首。1930年,东三省的大豆产量达到历史性的640万吨,玉米208万吨,高粱580万吨,谷子390万吨。除了供应内地外,东北的农作物也成为出口外销的主要品种,如大豆出口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
大批移民的到来,促进了东三省的工商业发展。清代封禁以后,东北地区的工业与商业十分落后,除了一些手工作坊外一无所有。随着清末民初华北移民的不断增加,移民中的能工巧匠也将自己的手艺带到了东北。东北工业最早发展起来的榨油厂、面粉厂、酒厂、豆腐厂、农具厂、皮革厂和服装厂等,多是在移民的工艺传入基础上兴办的。而一些商人看中东北社会安定、劳动力廉价的优势,结合东北特点投资办厂,使东北工业从无到有迅速崛起。1909年,大连、哈尔滨和营口等地分别建有35家、6家和23家油厂;而1923年时,三地分别拥有了87家、42家和29家油厂。面粉加工业也有大的发展,到1923年,东北地区大型面粉加工厂有48家,加工能力一天可达152 600普特。除满足东北地区用量外,还占有了部分国内市场。柞蚕丝工艺是山东农民带到东北的,民国以后,柞蚕丝是东北的第二大宗出口商品。
华北移民大量移入东北边境地区,客观上起到了移民实边的作用。近代以来,东北三省一直是俄国、日本等列强争夺的要地。沙俄竟想移民50万人到黑龙江省,以建立“黄色俄罗斯”。不久,在“满蒙政策”的指导下,日本将东北视为其征服世界的根据地,不断在东北各地进行渗透,东北边防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大批华北移民的到来,使过去地多人稀的边陲地区甚至黑龙江省的漠河地区,都开始有了村庄,有了集镇。民国时期,黑龙江省的县份达到了30个,居民骤增,边防实力得以加强。1928年的英国报刊曾载文称:“东三省华人既这样发达, 日本人欲在这三千万群众之中,施行其自由行动,恐非易事。反言之,倘日本人执迷不悟,遇事横行,东三省人民势必群起而逐之。”(14)
“闯关东”使得东北与华北地区在文化上进一步融合,既推进了东三省的文化事业发展,也加强了东北与关内在文化与经济上的联系,减少了隔阂,缩小了差距。自古以来,东北地区都由中原政权掌握,但由于民族矛盾和经济差异,华北与东北地区总是存在着隔阂,中央政府也总是把东北当作一个特殊地区看待。华北大量移民东北后,汉民族在东北地区的人口中逐渐占据主体,达到90%以上。汉民族的语言、文化与习俗渐渐成为主流,满汉通婚,汉语成为官方语言,汉人的鬼神崇拜被满人接受,汉人也接受了满人放足的影响,逐渐废除了妇女缠足的陋习等。1928年,美国人奥特·扬(W.Yowlg)考察东北三省后认为:“从辽河口岸直达黑龙江,至多只能看见从前游牧人民的一点行将消灭的残遗物迹而已。”“现在满人几与汉人完全同化,他们的语言,也渐归消灭,转用汉语了。”(15)
“闯关东”风起后,华北移民大量进入东北,东北地区的人口密度大大增加,客观上解决了东北地区土地广大、人口较少的问题。民国初年,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2人,而吉林省为32人,黑龙江省仅为7人,只有辽宁省为78人,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30年代初,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9人,吉林、黑龙江和辽宁三省的人口密度分别达到了每平方公里51人、17人和94人。东北地区人口密度的增加,大大加强了东北三省的工农业实力,其接纳了华北各省迁出的2 000余万人,极大地减轻了华北各省的人口压力,缓解了财政上的困难,有利于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
民国时期的华北农村,长期处于天灾与兵匪之祸的煎熬之下,社会动荡不安。20世纪的前50年间,华北地区有25年都爆发了规模不等的战争。如“山东军队号称二十万人,连年战争,除饷粮多半出自农民外,到处之骚扰、拉夫、拉车,更为人民所难堪。至于作战区域(津浦线)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无法生活,纷纷抛弃田地家宅,而赴东三省求生”①。华北其他诸省的状况也大致相同,“黄河流域之农民以不堪战乱之骚扰,及饥馑之逼迫,于是相率避地,均以垦辟满洲为惟一生计”②。而抗日战争中,华北各省的大多数地区都有连续不断的战斗; 日军在各地持续不断地征兵、摊派、烧杀,打乱了华北农民的基本生活秩序。再加上土匪的骚扰和作战,使华北农村的社会及生产秩序被严重破坏。仅据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统计,河北、山西、山东、河南诸省的土匪数量均有数万人之多。他们烧杀抢劫,无恶不作,百姓深受其苦但又无力应付。上述是华北农民离村的一个主要原因,东北地区相对安宁的生活环境是对华北农民的最大吸引力。
华北平原幅员辽阔,山区和平原地理条件差异较大,气候干旱,旱灾及虫灾时常发生;华北地区的河流较多,由于雨量集中,黄河、海河、滹沱河等大河时常发生灾害。1917年,河北、山东、山西三省遭受水灾,仅河北省就有103县被淹。1920年,冀、鲁、豫、晋四省大旱,灾民达2 000万余人。1921年,鲁、豫、晋三省水灾,被灾县份达108个之多,灾民约981万人。1923年,华北四省遍存水旱灾害,死亡人数当在10万人以上。1926年,山东省内黄河南岸决堤,淹没土地800平方里,损失在2 000万元以上。1927年,山东省内56个县大面积蝗灾,灾民2 000万人,当年收成仅及正常年份的2%,有的不到1%③。处于小生产状态下的农民,根本无法抵御天灾人祸对农村经济的打击,长期以来处于贫困经济状态之中。
华北诸省人多地少、土地占有状况极不合理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民国年间,鲁、冀、豫三省总人口约为1亿左右,耕地面积不足3亿亩,人均耕地不到3亩;由于地主、富农阶层40%—50%的高占有率,这个平均占有量实际上又大打折扣,相当一部分农民处于少地或无地状态;再加上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和高利贷盘剥,农民仅靠种地维持生计已相当困难。
1935至1936年间,在华北地区的晋、冀、鲁、豫四个省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导致农民大量离村迁移的主要原因,依次为天灾、兵患、匪祸(平均38.03%),贫困(平均21.48%),耕地过少(平均6.83%),人口过密(平均4.98%),捐税太重(平均3.8%),农村经济破产(平均3.35%),金融困敝(平均2.45%)④。1937年7月后,为逃避连年不断的战争和日军的残酷杀戮,农民离村的规模更大。正是出于无奈,向以眷恋土地而著称的华北农民,才不得不远走他乡。
东北地区由于劳动力不足,劳动力价格相对较高,这也是吸引华北农民出关劳作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统计,东北地区的劳动力价格相当于关内的四五倍。
相对于华北地区的天灾人祸,30年代前的东北地区以其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秩序相对安定而引人注目。从清末到民初,政府均采取了垦荒免税补助政策,鼓励移民北上垦荒;民国初年,北京国民政府曾制定《国有荒地承垦条例》,鼓励商人去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进行投资开发。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沙俄政府为从东北获取物资,以优厚的价格鼓励农工商业发展尤其是粮食和原料的生产,从而刺激了向东北尤其是黑龙江地区的移民。1925年,控制东北的张作霖在天津专门设置了移民局,对向关外移民实施资助。1928年,东北地区成立了屯垦委员会,全面研究东北地区的垦殖计划。1930年,东北各省先后公布《辽宁移民垦荒大纲》和《黑龙江省沿边荒地抢垦章程》,这些机构和章程,无疑对向东北移民起到了刺激作用。东北的地方官员及新兴地主,则从廉价劳动力身上看到了获得大量利益的前景,故而也积极承办移民垦殖。
从20年代起,各地新闻媒介如《大公报》、 《民国日报》、《国闻周报》和《东方杂志》等,都发表了大量有关报道、调查和评论,呼吁向东北移民。为了向东北的移民提供帮助,各铁路、轮船公司先后实行了降低票价、免费携带行李等办法,向移民提供方便。一些社会团体还以募捐的方式为移民提供费用,使一部分贫困移民得以迁移东北。
到20年代末,“闯关东”成为华北四省人口最大流向,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华北地区向东北地区的移民现象, 由来已久。
明清之际,由于明清军队间的战争,辽东地区受到极大的破坏。为了恢复生产,清初曾制定政策奖励向东北移民,致使华北地区的农民大批出关谋生。据统计,嘉庆十七年(1812),黑龙江省人口不过45万余人,而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则激增到257.74万人⑤。除去自然增长,黑龙江省人口中应有百余万移民人口。
清末,为了消除边疆危机,缓和国内的满汉民族矛盾,清政府一度取消了中期对关外实行的封禁政策,开始放荒筹饷和移民实边政策。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沿边招垦章程》等条例,在吉林、黑龙江两省设立了招垦局,统一移民事务,鼓励华北农民移出关外。所以,清末民初之际,华北向东北移民数量急剧增加。据1910年统计,仅山东省劳工每年从烟台、登州和龙口渡海到东北的人数,“合计共达三十五六万人之谱”⑥。可见势头之猛。
移民东北的潮流,民国之后不断增强,呈现出不少特点。这一时期,向东北移民具有组织性、计划性。移民多为结伴而行,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有的甚至是整村的迁移。他们去向与目的地一般比较明确。华北等省的地方政府,对移民东北较为关注,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而东北各地当局,专门成立了垦务机关,对移民安置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安排,从而减少了移民的盲目性和分散性。向东北移民的数量也急剧上升。1927年后三年内,均在百万人左右。“闯关东”的移民中,87%—99%的人原籍是山东、河北两省⑦,但也有来自河南、山西、江苏、安徽甚至浙江省的移民。1925年前的移民,在东北地区多集中在南满一带。1927年至1928年间的移民,则开始向北满迁移,直至遍及整个东北地区。1924年前的移民,回流者居多,达80%,他们春去冬回,不带家属。1924年以后,移民居住性增强,1927年高达67.49%。不少移民携带家属永久安家在东北各地。大批农民进入东北,对于东北地区的开发与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如1915年,黑龙江地区土地耕种面积为391万余垧,而1930年竟达到了731万余垧,增加了近一倍。
进入30年代,由于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地区,日本关东军决策部门认为,“在东北应防止中国汉民族势力扩大,从而为将来日本人的发展留有余地;不能让反满抗日的‘不良分子’进入;工资低、劳动效率高的华北工人大量进入,将导致当地工人的失业以致最后导致‘匪贼化’;应防止因华北工人大量进入而造成工资外流。”⑧基于上述考虑, 日军开始对向东北移民采取限制措施。1935年3月9日和21日,日本关东局和伪满洲国民政部分别发表了《外国劳动者取缔规则》。而华北农民则对日军的残酷统治极度恐惧,向东北移民大量减少。于是,1931至1938年间,“闯关东”的人数急剧减少,回落到1926年的水平。
这一时期,移居东北的移民又再次表露出流动性增强的趋势。九一八事变前七年,移民在东北留住者占人满人数的49.87%;事变后,留住东北者占当年“闯关东”人数比例大为减少,1931年为3.12%,1932年为-7.63万人,1933年为21.32%,1934年占36.3%,1935年占4.59%,1936年为-2.32万人,1937年占19.71%,七年间平均留住东北者仅占入满人数的10.7%⑨。
随着战争的进展, 日本决定移民东北500万人的计划,由于国内劳动力短缺无法实现。日本当局和伪满洲国为了从1937年开始实施“产业五年计划”和后来推行“北边振兴计划”,首先就必须要解决东北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于是又不得不放弃实行数年的禁止华北农民移民东北的政策。
为了重新从华北招募大量劳工,也为了改变日军的丑恶形象,伪满洲国开出了一系列的移民东北优厚条件。与此同时,日军与伪满洲国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招募劳工出关的行动。1938年,伪满洲国设立满洲劳工协会,专门从事招募劳工事宜。日军还在华北各地铁路沿线设点招募工人出关。在华北的日军,也在各地捕捉劳工出关。
30年代末期,遍燃的战火和1939年大面积的河北省水灾及山东省旱灾,致使民不聊生,人口流动更加无序,规模也更加庞大。据日本《满铁调查月报》统计,1938年华北的一些乡镇人口逃亡人数占总数的50%左右;平津失陷后,仅天津英租界内就有50万以上的难民⑩。据孙艳魁统计,沦陷区人口的20%可以作为难民的总估数(11)。依此估算,华北地区的流民人数当在2 400万左右。
为了生存,“闯关东”的农民又再次大量增加。从1939年直到抗战结束前的1945年,每年出关人数都在百万左右(参见下表)。
民国时期华北农民“闯关东”数量统计表
单位: 万人
年度 数量 | 1912 25. 2 | 1913 26 | 1914 27. 2 | 1915 28 | 1916 25. 9 | 1917 30.4 | 1918 27. 2 | 1919 33 | 1920 33. 6 | 1921 36. 2 |
年度 数量 | 1922 35 | 1923 42 | 1924 37. 7 | 1925 49. 2 | 1926 57. 2 | 1927 101.8 | 1928 93.8 | 1929 104. 6 | 1930 65.3 | 1931 41.68 |
年度 数量 | 1932 37. 26 | 1933 56. 88 | 1934 62. 73 | 1935 44.05 | 1936 35. 98 | 1937 32. 23 | 1938 49. 24 | 1939 98. 57 | 1940 131.89 | 1941 91.83 |
年度 数量 | 1942 100.44 | 1943 93 | 1944 60 | 1945 40 | 1946 38 | 1947 35 | 1948 25 | 1949 24 |
资料来源: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第2期(1932年)。田方、陈一筠主编:《中国移民史略》,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160页。朱玉湘:《中国近代农民土地问题与农村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2、336页。
民国时期华北诸省的“闯关东”与人口流动,是该区域内社会结构变动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华北平原,在太行山谷,在胶东半岛,时常流动着一股迁徙的洪流,“沿途灾民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拉,或妇拉夫推,也有六七十岁老夫老妻喘喘的负荷前进,子女边走边在野地掘青草野菜拾柴。”(12)这幅凄楚的流民图,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它留下的悲凉中也潜伏着农村社会结构变动的胚芽。
近代以来,“闯关东”的农民达到2 000余万人,他们在东北地区的垦殖,“将东北造成高度近代化的农业移垦地区”(13),给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影响。
大量移民首先使东北大批荒地得以开发和利用,东北迅速成为中国主要粮仓和农产品基地之一。
民国时期的移民,其垦殖重点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民国后,东北兴办了不少农牧垦殖公司,专事荒地的开拓。1913年至1920年间,东三省创办的农垦公司达到147家。这些公司资金雄厚,设备先进,在播种、收割时都使用机械农具,效率大增。中国最早的机械化农场就诞生于此时。在手工和机械的双重努力下,东三省荒地开发进展迅速。仅黑龙江一省,在民国时期就开发出400万垧荒地,松花江、牡丹江、嫩江等流域的大片土地都得到了开发和利用。由于移民多善于耕种,使原来东北地区较为落后的农业得以发展。移民垦殖的主要农作物有大豆、玉米、高粱、小麦、稻米、柞蚕丝、烟叶、甘草、亚麻等,其中大豆、玉米的产量居全国之首。1930年,东三省的大豆产量达到历史性的640万吨,玉米208万吨,高粱580万吨,谷子390万吨。除了供应内地外,东北的农作物也成为出口外销的主要品种,如大豆出口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
大批移民的到来,促进了东三省的工商业发展。清代封禁以后,东北地区的工业与商业十分落后,除了一些手工作坊外一无所有。随着清末民初华北移民的不断增加,移民中的能工巧匠也将自己的手艺带到了东北。东北工业最早发展起来的榨油厂、面粉厂、酒厂、豆腐厂、农具厂、皮革厂和服装厂等,多是在移民的工艺传入基础上兴办的。而一些商人看中东北社会安定、劳动力廉价的优势,结合东北特点投资办厂,使东北工业从无到有迅速崛起。1909年,大连、哈尔滨和营口等地分别建有35家、6家和23家油厂;而1923年时,三地分别拥有了87家、42家和29家油厂。面粉加工业也有大的发展,到1923年,东北地区大型面粉加工厂有48家,加工能力一天可达152 600普特。除满足东北地区用量外,还占有了部分国内市场。柞蚕丝工艺是山东农民带到东北的,民国以后,柞蚕丝是东北的第二大宗出口商品。
华北移民大量移入东北边境地区,客观上起到了移民实边的作用。近代以来,东北三省一直是俄国、日本等列强争夺的要地。沙俄竟想移民50万人到黑龙江省,以建立“黄色俄罗斯”。不久,在“满蒙政策”的指导下,日本将东北视为其征服世界的根据地,不断在东北各地进行渗透,东北边防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大批华北移民的到来,使过去地多人稀的边陲地区甚至黑龙江省的漠河地区,都开始有了村庄,有了集镇。民国时期,黑龙江省的县份达到了30个,居民骤增,边防实力得以加强。1928年的英国报刊曾载文称:“东三省华人既这样发达, 日本人欲在这三千万群众之中,施行其自由行动,恐非易事。反言之,倘日本人执迷不悟,遇事横行,东三省人民势必群起而逐之。”(14)
“闯关东”使得东北与华北地区在文化上进一步融合,既推进了东三省的文化事业发展,也加强了东北与关内在文化与经济上的联系,减少了隔阂,缩小了差距。自古以来,东北地区都由中原政权掌握,但由于民族矛盾和经济差异,华北与东北地区总是存在着隔阂,中央政府也总是把东北当作一个特殊地区看待。华北大量移民东北后,汉民族在东北地区的人口中逐渐占据主体,达到90%以上。汉民族的语言、文化与习俗渐渐成为主流,满汉通婚,汉语成为官方语言,汉人的鬼神崇拜被满人接受,汉人也接受了满人放足的影响,逐渐废除了妇女缠足的陋习等。1928年,美国人奥特·扬(W.Yowlg)考察东北三省后认为:“从辽河口岸直达黑龙江,至多只能看见从前游牧人民的一点行将消灭的残遗物迹而已。”“现在满人几与汉人完全同化,他们的语言,也渐归消灭,转用汉语了。”(15)
“闯关东”风起后,华北移民大量进入东北,东北地区的人口密度大大增加,客观上解决了东北地区土地广大、人口较少的问题。民国初年,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2人,而吉林省为32人,黑龙江省仅为7人,只有辽宁省为78人,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30年代初,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9人,吉林、黑龙江和辽宁三省的人口密度分别达到了每平方公里51人、17人和94人。东北地区人口密度的增加,大大加强了东北三省的工农业实力,其接纳了华北各省迁出的2 000余万人,极大地减轻了华北各省的人口压力,缓解了财政上的困难,有利于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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