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军占领京、津后,1928年6月12日、6月15日,国民政府分别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宣告北伐告竣,统一完成,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此后将从事整顿与建设,务求完成建设新国家的目的。其中对内发布的五项政纲中,明确地把裁减兵额作为新时期的任务提了出来。
        当时,国民政府统辖下的军队,据何应钦估计:全国共84个军,约300个师,220余万人;月需经费0.6亿元,年军费7.2亿元;而此时全国年财政收入仅4亿元①。以全国之力养兵,尚差3亿元。因此,大规模的军事活动结束后,裁减军队,以缓解民众负担,增加建设费用,实为当务之急,也是民心所向,民意所归的大事。
        倡导裁兵最力者是蒋介石。通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三要职,握有党、政、军大权。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被称为“蒋家天下”。然而,在国民政府发动的“二次北伐”过程中,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的势力迅速发展的同时,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的实力也都得到了迅速膨胀。至“二次北伐”结束时,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拥有50万兵力,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为42万,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为30万,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亦在30万左右②。此外,冯、阎、李三个集团军总司令还分别担任着开封、太原、武汉三个政治分会主席。以政治分会主席的身份,冯玉祥控制着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诸省;阎锡山控制着山西、河北、察哈尔三省和北平、天津两直辖市;李宗仁、白崇禧握有广西、湖南、湖北等省。冯、阎、李的三个集团军、三个政治分会,俨然三个独立王国,对国民政府的集权,也就是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二次北伐”一结束,蒋介石急谋善后之策,祭起了“裁兵”的大旗,酝酿以编遣全国军队的名义,削弱冯、阎、李的军事力量。
        在打出裁兵大旗之前,蒋介石先采取了两个步骤:其一是以退为进,表明心迹。6月9日,蒋介石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军事会委员会主席的职务;6月12日,宣布辞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职务;以表明自己一心为公,决不贪恋权位。不出蒋介石所料,文、武大员一片挽留之声。蒋的目的达到,6月17日,宣布打消辞意,继续负责。其二是躲在幕后策划裁兵计划,制造裁兵舆论。蒋介石与亲信吴稚晖、宋子文协商,拟订了《军事善后案》和《军事整理案》。6月23日,蒋向国民政府呈文,提请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6月24日,国民政府第七十四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设立“裁兵委员会”的议案,蒋的意见一跃而成为政府的决议,不给反对者留有余地。6月30日,“全国经济会议”发出了请求裁兵和停止招兵的通电,会议以集体的名义要求:裁减军队,全国只留50个师,每师1万人;军费全年总额1.92亿元,占全国收入的三分之二;组织裁兵机关,中央设全国兵工建设委员会,各省设分会。还决定以全国经济会议的名义组织全国裁兵协会。6月28日,徐州举行了5万人庆祝克复北平大会,会上通过了请军事委员会裁兵的决议案。
        蒋介石裁兵计划已经拟订,裁兵舆论已经形成。
        面对国民政府的裁兵决议,以及颇有声势的裁兵舆论,冯、阎、李也不敢沉默,纷纷表态,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曾以密电令蒋、冯、阎、李,严禁收编反动军队,酌量裁减原有军队。阎锡山立即复电,表示自己“裁兵节饷,夙具此心”;李宗仁也复电表示“亟宜实行兵工政策”;相比之下,冯玉祥表现得更加诚恳,他说:“如何裁减兵额,如何化兵为工,固玉祥寤寐向往,尤心香以祷其早日实现也。”③不仅向国民党中央表明心态,冯、阎、李更重视向社会申述裁兵的意见。6月12日,李宗仁电谭延闿、蒋介石,陈述对时局的意见:一、召集各方革命领袖,开缩军会议,限定兵额,分期裁减,裁余之军队,务宜集中军权,统一训练;二、统一财政;三、统一交通。7月5日,冯玉祥也公开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主张统一军政,彻底裁兵。
        蒋介石在做好了各种准备之后,带着拟订的《军事善后案》和《军事整理案》,于6月26日离南京赴北平。此行任务一是到西山碧云寺祭奠孙中山,二是与冯、阎、李等人协商军事善后问题。蒋介石7月3日到北平,7月5日发出致冯、阎、李等人的通电,宣称:“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财政之统一无以裁兵,凡我同志,必当以真正之觉悟,与全国人士切实合作,以完成此重大之职责。”④蒋介石以公开通电的形式,把倡导裁兵的大旗掌握在自己手里。
        7月6日祭灵完毕后,当晚蒋介石召集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和吴稚晖等人,在碧云寺旁李石曾宅开座谈会。会上,蒋散发了7月5日给各总司令的裁兵通电和早已拟订的《军事善后案》。《军事善后案》的主要内容是:“军政告终,训政开始,养兵太多,开支太大,有碍经济建设。现在全国有三百个师,准备裁汰二百五十个师,留下五十个师,每师一万五千人,全国共留八十万人。保留的五十个,准备每集团军留八师至十师,中央另建宪兵十师。”⑤白崇禧看了蒋介石散发的《军事善后案》后,认为蒋急于求成,必致严重后果,建议裁兵不如实边,在边疆成立若干军区,让各部队从事开发工作,不但可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且可安置北伐有功将领,并表示愿率广西子弟兵三五万人前往新疆。冯玉祥对裁兵的真实意见,早在6月18日蒋介石派孔祥熙前往探视时,即做了表示:“久战官兵,历尽艰辛,不奖励尚可,若再裁撤,问心实觉未安,何况他方正在招兵乎。”⑥蒋介石见各派意见分歧很大,便由吴稚晖出面,提议各军事首领易地开会,从长讨论。
        7月11日,蒋介石又召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总司令及白崇禧、鹿钟麟、商震、吴稚晖、陈绍宽、朱培德、张群等人在汤山开会,继续讨论整理军事方案及军事善后意见书,会议开了四天,史称“汤山会议”。在交换意见的基础上,蒋介石把带来的《军事善后案》及《军事善后意见书》作了修正,然后与冯、阎、李和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的代表陈绍宽共同签字,准备呈交国民政府实行。
        会议结束后,7月14日,蒋介石、冯玉祥等人在北平外交大楼举行记者招待会,蒋把《裁兵意见书》、 《军事整理案》、《编遣部队之裁遣方法》公开发表,这是对汤山会议的总结,也是蒋介石北平之行的重要成果。
        《裁兵意见书》在阐明“裁兵能否实行,军政能否切实整理,今已为国家存亡之关键”的主题后,较详细地阐述了编与遣的计划。其内容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决定召开编遣军队的“特别军事善后会议”,由会议议定军队复员,裁兵具体办法以及军政统一后的军制、军额、军费等问题,会议结果呈报国民政府公布,由军事委员会执行。二是关于具体的编遣问题,提出了八条意见:一、实行兵工政策,扩大警察编制,设立各种研究班,安置被裁士兵;二、由财政部印发3 000万至5 000万军事善后公债,筹措裁兵经费;三、组织裁兵委员会或编遣委员会具体负责裁兵问题;四、根据军费占国家收入一半的原则,确定全国年军费为2.5亿元,兵额为50万;五、军队编制以师为单位,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六、妥善安置军长以上级别的军官;七、实行军区制,全国划为:苏皖赣、闽浙、两广、两湖、四川西康、云贵、陕甘、鲁豫、燕晋、热察绥、东三省、新疆12个军区,每军区驻兵4万至5万人,军区长不得兼任省政府主席;八、抚恤伤残军人⑦。《军事整理案》制定了编留军队的整理计划,一、设立编遣委员会,由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参谋次长加上中央委员3至5人组成,直隶于国民政府;编遣委员会成立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各集团军总司令一律取消,各军均听编遣委员会的编遣。二、选就各精良部队,选编成60个师,再加精选,陆续收束,军额由国防会议确定。三、国军平时以师为单位,编制、训练、经理枪械以及节制调遣均听编遣委员会的命令。四、各师下级干部一律补习教育。五、著有战功及资深学富的将领,由编遣委员会审定,一律补官给俸,军长以上级别者调军委会任职,愿出洋者给以旅费。六、各师、团易兵而教。《编遣部队之裁遣方法》规定了被遣士兵的安置计划:一、在编遣委员会里设国军编练部、宪兵编练部、警保设计部、兵工设计部、屯垦部。二、精选编余官兵及各地警察,编成宪兵20万,直隶中央。三、从国军及宪兵编余部队中,再选若干编为警察与保安队,直隶于省政府。四、兵工设计部研究兵工技术及管理方法,选择最急、最要、最易者先行。五、以冗兵开垦边荒,充实边防⑧。
        汤山会议为1929年1月国军编遣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是编遣会议筹备酝酿中的第一个重要阶段。
        汤山会议后,7月25日,蒋介石离北平回南京参加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8月8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开幕。蒋介石深知冯、阎、李对他的裁兵计划是不满意的,只是碍于舆论及蒋介石代表中央政府,不得已才在《军事整理案》上签字,事后必然有消极的抵抗。为了彻底束缚冯、阎、李,蒋介石把在汤山协商过的《军事整理案》作为提案呈给了二届五中全会。在粤派代表陈公博等人反对“以军制党,以军干政”的气氛下,8月14日,提案顺利通过。由此,蒋介石的裁兵计划又成了国民党中央的决议,冯、阎、李若敢于反对,那就是反对党,自绝于党。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通过蒋介石提案的同时,还作出了“关于军事整理问题的决议”,内容为:一、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二、全国军队数量,必须于最短期间切实收缩;三、统一军事教育;四、裁军为整军理财的第一要务;五、在国防上,海军、空军及军港要塞之建筑,均为重要。决议还决定将提案交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杨树庄六人进一步规划,然后由国民政府核定施行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的决议向着召开编遣会议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是编遣会议准备中的第二阶段。
        蒋、冯、阎、李北平汤山会议在讨论编遣计划的同时,曾议定军队分三期编遣。第一期为自裁自编,第二期为召开编遣会议进行统一编遣,第三期为在第二期统编基础上再把军队缩编为50万。自裁自编于汤山会议时即开始进行,四个集团军进度虽然不一样,但至1928年12月中旬,均大体完成。在自裁自编基本结束后,召开全国统一编遣会议就提上了日程。
        12月3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筹备简章》,成立编遣委员会筹备会,任命何应钦为筹备主任,正式展开了编遣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12月4日,在何应钦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制定了《国军编遣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以陆海空军总司令为会长,各集团军总司令、参谋长、训练总监、军政部长各派3至5人为委员。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全国编遣会议组织条例》。25日公布了《国军编遣委员会条例》,规定编遣委员会为整理全国军事而设立,其职权范围是拟定兵额及编制、饷章,划分卫戍区域,拟定全国军费,规定各部队官兵裁留标准,厘定官佐任免办法,点验、校阅各军,筹办编遣事项等。
        在会议筹备的同时,蒋介石发起了舆论宣传。12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专门举办了“整理军事宣传周”,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戴季陶都纷纷演讲“裁兵”“编遣”。在蒋介石的带动下,国民党各地党部也行动起来了。上海特别市党部把12月19日至22日定为上海宣传周,上海六区党部通电全国,希望各军事将领参加编遣会议。各地的报刊也发表了许多文章,评论、支持编遣会议。
        经过半年的酝酿、准备,1929年1月1日,国军编遣会议在南京正式开幕。编遣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主持开幕典礼。何应钦率全体出席委员举行就职宣誓,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监誓。誓词为:“余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长官命令,捍卫国家,爱护人民,克尽军人天职,此誓。”宣誓完毕后,中央委员吴稚晖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训词,训词称:国军编遣会议是统一中国后应有的一个会议, 目的是实现总理的裁兵计划,期勉编遣会议担负起整理军事的责任⑩。蒋介石代表编遣会议致答词,表示:“刚才听到中央委员的训词,我们很诚恳地接受。我们一定可以遵照党的意志,切实做编遣的工作,并且相信编遣会议是救中国的一个会议,也是救我们个人的一个会议。”(11)同一天,蒋介石还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关于国军编遣委员之希望》一文,以日本为例,阐述军事财政统一的重要性,希望各军事领袖开诚合作,站在中央的立场上,以国家为重,完成军事、财政统一的工作。
        参加编遣会议的人员分出席与列席两种,出席人员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列席人员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出席人员有: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鹿钟麟、商震、白崇禧、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胡汉民、谭延闿、戴季陶、王宠惠、宋子文和孙科等人。列席委员有:王树常(张学良的代表)、陈季良(杨树庄的代表)、张群、葛敬恩、朱绶光、周亚卫、刘汝贤、陈绍宽、俞飞鹏、贺国光、李铎、陈仪、古应芬、何成浚、陈调元、王正廷、易培基、蒋梦麟、孔祥熙、薛笃弼、贺耀祖、熊斌、贾景德、李仲公和张华辅等。
        1月5日上午9时,编遣委员会正式召开第一次大会。全体委员在总理灵前宣誓开会,誓词为:“委员等遵奉总理遗教,实行裁兵救国,对于本会一切决议,竭诚奉行,不敢存丝毫偏私假借欺饰中辍之弊,如有违反,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12)大会通过了吴稚晖起草的“不偏私、不欺饰、不假借、不中辍”的宣言,作为编遣委员会必守的信条。“不偏私”指:所有的国军,“同为三民主义之信徒,同隶青天白日之旗帜”,故此次裁编的标准,“当依国家实际之需要,与国用所能负担之程度,合全盘以统筹,为整个之整理”,反对受集团利益或地域观念影响的均衡裁遣主张。“不欺饰”指:此次会议,务以公开与诚实为标准,不欺、不隐、不夸、不诬,“务使此次裁编名实表里绝对一致,上可质于总理在天之灵,下可告慰国民喁喁之望”。“不假借”指:此次编遣会议本着救国之志,“对于裁编遣置,决不使国帑有分文妄费,亦决不使被遣士兵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不中辍”指:要以忠诚奋勇的精神,贯彻全部目的。“不为难行之提议,亦使不以空言而自画”(13)。继第一次大会之后,于1月8日、1月11日、1月17日、1月22日、1月25日召开了第二至第六次大会。在1月22日的第五次大会上,推选吴稚晖、谭延闿、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杨树庄、何应钦、宋子文和张学良为编遣委员会常务委员,于大会闭幕后,组织编遣委员会常务会议,定期开会,讨论决定编遣的有关事宜。编遣委员会设总务、编组、遣置、经理四部,分别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为主任。1月25日第六次大会后,即举行闭幕典礼,蒋介石、胡汉民、蔡元培相继致词,并发表闭会通电。
        编遣会议历时三个星期,讨论了30多条议案。其中经大会议决完全通过的有:《确定军费总额实行财政统一办法》、《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 《国军编遣委员会编遣区办事处组织大纲》、 《陆军军官学校组织要领》、 《国军编遣委员会编制表》、《国军编遣委员会服务规程》六项议案。大会原则通过交付编遣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修正的议案有:《陆军编制表草案》、《国军编遣委员会经理办法草案》、《国军编遣委员会编遣区经理分处条例草案》、《陆军官佐任免免调办法草案》。此外还有十九项议案或交编遣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讨论,或移交国防会议讨论或呈国民政府核办。
        在通过的决议案中,带有实质性的最重要的议案只有一个,即《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这是第四次大会上议决通过的。全文共17条,实质性的内容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一、国军编遣委员会已经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各总指挥及其他战时高级编制立予取消。取消之后,设编遣区,各编遣区办事处承编遣委员会之命,于编遣尚未完毕前,负责一切。这就等于取消了冯、阎、李等人对所辖军队的合法统帅权,军权收归了中央。二、现有军队,不论原属何部,自归编遣委员会管辖后,应留驻现在防地,非奉编遣委员会的命令不得移动。此项规定剥夺了冯、阎、李等人的指挥权。三、各编遣区内从前解拨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的军费及各区截留的国家税收,一律移交财政部管理,再由财政部拨交编遣委员会经理部,经理部再转发各部队。这一条规定如果实现就卡住了冯、阎、李等地方军队的咽喉,不得不听中央的编遣。四、全国陆军不得超过65个师,骑兵8个旅,炮兵16个团,工兵8个团,总兵额约80万人,军费为1.92亿元。各编遣区编留部队至多不得超过11个师。五、全国现有的军队分8个编遣区编遣,即: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军各设一个编遣区,东三省设一个编遣区,川、康、滇、黔为一个编遣区,海军为一个编遣区,中央直辖一个编遣区(14)。
        编遣区的划分含有很大的奥妙。从表面上看,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与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是平等的,各设一个编遣区,因此,所要裁掉的士兵人数也基本上是相等的。实际则不然,因为设置了一个中央编遣区,蒋介石握有中央大权,他就可以把第一集团军的兵员转移到中央编遣区编留;而冯、阎、李却不能。也就是说蒋介石凭借自己的权力,比冯、阎、李多了一个编遣区,编遣的结果势必要比冯、阎、李多出一倍的力量。在各集团军自行缩编的过程中,这个差距就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缩编前第一集团军有四个军团及总预备队、后方警备部队,总计官兵50万人。在自行缩编时,蒋介石把方振武的第四军团和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改由中央直辖,改成中央缩编部队。在缩编过程中,中央直辖部队又都是由第一集团军兼办。编遣区办事处的组成也是如此,何应钦为中央编遣区办事处主任,朱培德为第一编遣区办事处主任,项雄霄、葛敬恩、贺国光则分别兼任两个编遣区办事处的总务局长、军务局长、处置局长。中央编遣区的设立,使蒋介石召集编遣会议的目的暴露无遗。
        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清楚蒋介石的用心,所以处处小心,以消极怠工等各种办法抵制编遣,为自己留有余地,不让蒋介石得逞。冯玉祥还进而提出有利于己的裁留标准:“强壮者编,老弱者裁;有枪者编,无枪者裁;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裁;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裁。”(15)按照这一标准,保留最多的当然是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裁遣最多的则是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和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收编了十几万降军,势力膨胀的最快;阎锡山也因为大量招降纳叛,扩充实力,成为众矢之的;白崇禧在前线也收编了一些降军,惟独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出力多实惠少,冯玉祥对此愤愤不平,所以曾多次提出裁兵重在不收兵的主张。冯玉祥的裁留标准当然为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所不满。蒋介石见有机可乘,在编遣会议上鼓励冯玉祥提出自己的裁兵方案。冯玉祥拟定了: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八个师的方案。1928年12月26日,编遣筹备会上,冯玉祥的方案遭到阎锡山、李宗仁方面的激烈反对,蒋介石则不置可否。蒋介石挑起了冯玉祥与阎锡山、李宗仁方面的矛盾之后,又鼓动阎锡山提出新方案,希望在四个集团军的编遣区之外,另外增加一个中央编遣区。阎锡山在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军的联合北伐中,捞到大量的实惠,不仅军队迅速增加,还占有了渴望已久的河北、北平、天津等地盘。阎锡山清楚没有蒋介石的帮助,抢不到这些地盘;同样不顺从蒋介石的意志,也保不住这些地盘。经过权衡利弊后,阎锡山参照蒋介石的意见拟定了: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六到八个师,中央直辖六到八个师。蒋介石又提出增加一个东北编区,阎的方案被会议通过。
        蒋介石挟中央政府的权威,利用广大人民渴望裁兵的心理以及冯、阎、李之间的矛盾,召集了编遣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己的《编遣进行程序大纲》,期望用和平的政治手段,削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力量,进而剥夺他们的军权。冯、阎、李当然不肯听从蒋介石的摆布。冯玉祥拟定的方案受到攻击后,即表示消极,不再出席编遣会议。李宗仁是经过几次电报催促,才于12月28日到南京的,内心早有打算,所以在编遣会议上,不做突出的表示。会议吵吵闹闹,涉及到实质问题,任何一方都不肯牺牲自己集团的私利,再开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阎锡山干脆提议休会。
        编遣会议一闭幕,冯、阎急忙返回防地,李宗仁则留在南京观察动静,各方面都积极做战争准备,以便兵戎相见,在战场上一决高低,依靠各自的实力来裁兵。蒋介石花费了半年的精力酝酿、筹备的编遣会议,因积极推行消灭异己的政策,很快随着战争的爆发而宣告破产。
        通过1929年3月的“蒋桂战争”和5月的“蒋冯战争”,蒋介石打败了桂系、冯系的军事力量。7月18日,蒋介石呈请国民政府,召集各编遣区办事处正副主任委员及编遣特派员于8月1日续开编遣会议,以完成编遣实施计划。决定由参谋总长朱培德负责筹备。
        8月1日会议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除了国民党中央要员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孔祥熙、何应钦、宋子文外,还有晋军、西北军、东北军的代表,共三百余人。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都没有出席会议。这次会议是在蒋介石打败桂系、压服冯系的背景下召开的,是蒋系的一言堂会议,所以会议开得非常“顺利”,仅用六天,七次会议即告“圆满”结束。会议通过了《编遣区修正案》等16个文件,正式撤销原属第四集团军的第四编遣区,将第四编遣区改成中央直辖的第一、二、三、四编遣分区,由中央派员强行编遣。把脱离了冯玉祥的韩复榘的部队列为中央直辖第五分区。通过《编遣区修正案》,打破了1929年1月编遣会议上确定的四个集团军按比例编遣的原则,蒋介石以中央名义控制的编遣区进一步增加,实力进一步膨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的力量进一步削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