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所控制的北京政权迅速崩溃,北方出现了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三者有联合有斗争的复杂局面。冯玉祥倾向革命,于10月25日发出通电,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共商国是,并派代表马伯援到广州迎接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为了欺骗人民和企图笼络、软化孙中山,也致电孙中山表示欢迎。这时,国共合作已经成立,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孙中山为了去宣传主义,谋求国家的和平统一,毅然接受邀请,抱病北上。10月27日,孙中山分别致电冯玉祥、段祺瑞,表示“拟即日北上,晤商一切”。11月1日,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电请孙中山早日入京。11月4日,孙中山决定接受冯玉祥等人的邀请,离粤北上,“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了《时局宣言》(即《北上宣言》)。在《北上宣言》中,孙中山重申了《北伐宣言》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政治主张,指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但是“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目的之进行。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至于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因此,“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至于国民革命的内容,他复述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政纲,“盖以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为基本,而因应时势,列举救济方法,以为最少限度之政纲。”他在总结了民国以来革命经验后指出:“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所为;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对于当前时局,孙中山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之前,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预备会议由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组成。宣言最后热诚宣告:“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①从这一宣言看,孙中山的革命坚定性和政治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次北上与1912年8月应袁世凯之邀北上是迥然不同的。这次是革命的北上,而那次是妥协的北上。11月12日,广州各界举行欢送会,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说,他说这次北上要“拿革命主义去宣传”,要求“把北伐军前进到武汉,和北方响应”。
        在孙中山即将启程时,北方政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奉系军阀的支持下,段祺瑞已当上临时执政府执政,重新掌握了北京政权,冯玉祥的国民军部分被迫退出北京,形势极为严峻,胡汉民、汪精卫等都劝孙中山不要北上。孙中山认为北上宣言已经发出,不能失信于天下。为了国家的统一,必须深入虎穴,以表示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虽然他感到身体不适,仍坚持北上。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和陈友仁、谢持、邹鲁、李天德、郑卓、苏重生、马湘、黄惠龙等离广州到香港搭船北上。17日抵上海,受到成千上万群众的热烈欢迎,住在国民党上海办事处。在上海,他接见了各界人士,在寓所招待了新闻记者,一有机会,就进行宣传。他说:“我这次北上,有两个目的:一、召集国民会议,是对待军阀的;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对待帝国主义的。”“我负着这种责任,是很危险的,但也不必怕,只要全国民众能够了解就是。”孙中山的言论,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但遭到帝国主义分子的憎恨,有两家外国报纸发表文章进行攻击,甚至声言不让孙中山进入上海租界,叫嚷“驱逐孙中山出上海”。对此,孙中山立即给予坚决反击。他在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上海为中国之领土,吾人分明居主人地位”。“倘租界当局有意阻碍吾在租界之居住,则吾对之有出坚决手段之决心”。“中国人民早已不能忍耐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上的飞扬跋扈”②。11月21日,孙中山离开上海,因北上铁路中断,由上海直接往天津在十五天内无船位,便取道日本,赴天津,再转北京。23日抵长崎,24日抵神户,在日本候船几天,30日离开日本赴天津。在途经日本长崎、神户、门司等地时,孙中山多次接见日本各界人士、新闻记者、旅日华侨和留学生。在和他们谈话中,孙中山坚信中国人民“有能力解决全国一切大事”。他把不平等条约比作“卖身契”,表示“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他指出:“革命以来,迭次发生乱事,均因各国援助一派武人,逞其野心所致。故非排除扰乱中国之外国势力,中国之统一和平乃绝不可能。”而对于帝国主义,“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要请在亚洲的欧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们的权利,那就像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他还直言不讳地说:“近年中国人民,对于日本颇多怀疑,此后日本上下应切实表明对华亲善政策。”③
        孙中山一行经过二十多天的旅途生活,于12月4日抵达天津。北方各界群众表示热烈欢迎,即使是只承认北京政府而与广东革命政府没有建立关系的外国使节,听说孙中山已到天津,也表示欢迎,段祺瑞也派人到天津迎接。在孙中山准备北上和北上途中,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加紧勾结奉系张作霖,共同排挤冯玉祥和国民军,抵制人民革命运动。11月24日,段祺瑞当上临时执政府执政,北京政权落入段、张之手。12月6日,段祺瑞执政府发表致各国使团书,表示要“外崇国信”,也就是尊重不平等条约,以讨好帝国主义。12月24日又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企图与孙中山领导的全国正在开展的国民会议运动相对抗。为了同段祺瑞作斗争,他不顾肝病发作,在天津病榻上对前来迎接他的段祺瑞代表许世英等人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平,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由天津乘专车到达北京,受到各界人民十多万的热烈隆重的欢迎。从月台到车站大厅和广场,彩旗飞舞,人山人海。特别是北京各大、中学校学生高举“欢迎孙大元帅”、“欢迎孙总理”的横幅,高呼“南北统一”的口号,表明了广大人民对孙中山尊敬之情和要求国家和平统一的决心。孙中山非常感动,不断挥手向群众示意。段祺瑞也不得不率领文武官员到车站迎接。孙中山在车站发表了书面讲话说:“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然后驱车到铁狮子胡同临时行辕,在那里接见各方人士。除了北京政府要人,外交使节外,还有北方的国民党人,无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当时孙中山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一方面要同疾病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宣传他的主张和考虑对付“善后会议”的办法。
        1925年1月17日,孙中山发表了《复段祺瑞阐述善后会议主张电》,指出其包办“善后会议”的谬误,同时鉴于段祺瑞已经宣布召开“善后会议”,为了“善后会议”的性质,他提出了两项补救办法。第一,善后会议应加入人民团体代表;第二,会议虽可涉及军政财政,但最后决定权归于国民会议。然而段祺瑞拒绝了这两项建议,于2月1日悍然召开由他一手包办的“善后会议”。孙中山毫不犹豫指示国民党抵制“善后会议”。2月2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声明“对于善后会议不能赞同”。号召“人民团体自行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以产生真正的国民会议”。3月1日,由孙中山和李大钊倡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直接与“善后会议”相对抗。
        由于日夜操劳,孙中山的病情日益严重,1月26日,住进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德国人开办的协和医院。经诊断为肝癌晚期,因为他的体质日渐衰弱,而且年事已高,不便施行手术,只能用止痛的治标方法治疗。1月29日,宋庆龄急电宋子文北上。2月2日,孙科和李烈钧到北京,不久孙中山的女婿戴恩赛以及汪精卫也到了北京。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临时行辕逝世,终年59岁。孙中山在逝世前留下了总理遗嘱、致苏联遗书和家事遗嘱。总理遗嘱是在2月24日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录下来,于孙中山逝世前一天签字的,当时在场的有张继、邵元冲、戴恩赛、宋子文、吴稚晖、邹鲁、汪精卫、孙科、宋庆龄、郑卓等。致苏联遗书是孙中山用英语口授,由鲍罗廷等笔录的。在家事遗嘱中,孙中山说:“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仅将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也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④
        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北京和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哀悼之中。北京人民自动戴上黑纱,各机关团体络绎不绝地到临时治丧处送挽联和祭悼。段祺瑞的“执政府”不得不宣布国葬。3月19日,孙中山的灵柩由铁狮子胡同临时行辕移到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公祭。前来灵前瞻仰的各界群众和外国友人达74万人,公祭毕移灵北京西山碧云寺,数不尽的北京市民参加了送殡行列。全国各地也都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形成了一次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的逝世发表了告中国民众书。书中说:“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是决不会随孙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的。”我们“要求全国民众,因为中山先生之死所给予我们的绝大刺激,大家更要加倍努力,一方面猛烈的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张作霖在北方对于这些运动的进攻;一方面保卫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广东,肃清陈炯明、林虎、唐继尧等及其所勾结之买办地主的反动势力;因为这些都是廓清目前横在我们到自由之路所必去的障碍。”告全国民众书最后说:“全中国的民众啊!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我们急须以猛烈的行动告诉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中国军阀:全中国为自由而战的民众是不死的呵!”⑤俄国共产党中央也发表了唁电说:“孙中山的伟大事业是不会和孙中山一同死去的,孙中山的事业将活在中国工人和农民心里,而使中国人民的敌人发抖。”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悼念文章,文中说:“孙氏生命之伟大,在其不断前进,百折不挠,好学不倦。”并指出:孙中山在“一切被压迫民族心中,永不遗忘”⑦。
        孙中山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⑧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建立了丰功伟绩。“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