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惨案是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二千多人,在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罢工斗争,被英帝国主义逮捕一百多人,激起万人群众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巡捕房门口集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然开枪屠杀,死十多人,伤数十人,被捕十人的惨案。五卅惨案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必然结果。这一屠杀使上海数百万人民群众反帝情绪更加激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很快形成强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即五卅运动),并把反帝运动推向全国,揭开了中国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自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根据《马关条约》规定,日本帝国主义取得在中国自由开设工厂的特权,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就地产销产品剥削中国人民,获得丰厚利润。此后各帝国主义列强援引“片面最惠国待遇”也取得了同样的特权,开始了帝国主义向中国资本输出侵略的新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由于捷足先登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利时机,大肆扩大在华投资,在中国设立了各种工厂。1925年,日本在中国的纱厂就有41厂,工人8.8万人(均约占中国纱厂数的1/3),而在上海的有27厂,工人5.8万人。日本纺织厂中资本最为雄厚的是“内外棉株式会社”,总共有19个厂,在日本国内有3个厂,在上海有11个厂,在青岛有3个厂,在东北有2个厂。因其在日本国内和国外均有工厂故谓“内外棉”。中国工人在日本纱厂做工,受到日本资本家残酷的剥削和欺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她)们每班工作达12小时, 日工资只有1角钱(约5美分),食宿条件很差,随意克扣工人工资事件层出不穷,打骂工人更是司空见惯。日本资本家还利用中国的贫困和大量失业,招收大批男女幼童,设立集中营式的养成所,从幼年就施以奴隶教育,待长成后,用以代替敢于反抗的工资较高的男女成年工人,以便进行更有效的统治和剥削,名为“养成工”。
        1924年国共合作成立后,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使二七惨案后处于低潮的工人运动得到恢复和发展。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并加强对工农运动的领导,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后,各地罢工运动纷纷兴起,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上海和青岛两地日本纱厂工人的大罢工。
        1925年2月初,上海日本内外棉第八厂开除一批男工,用养成工代替,并且发生拘捕和殴打工人事件,引起了全厂工人的愤怒,自动罢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沪西工人俱乐部,立即代表工人向厂方提出要求:(一)不准打人;(二)增加工资20%;(三)开除的工人完全复工;(四)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五)罢工期内工资照付等。但是厂方不仅没有答应这些要求,而且进一步拘捕工人的活动分子,于是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罢工,并且波及到日本在上海的其他各纱厂。总计参加罢工的工厂有22个,工人达4万多人。为了加强对这次罢工的领导,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指挥这次罢工的委员会,指派李立三、邓中夏指导这次罢工,并命令上海的百余名党员全部投入罢工斗争。这次罢工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大为震惊,他们用收买、造谣、拘捕等各种卑鄙手段来破坏,甚至调军舰来进行威胁,向北京政府提出交涉,但均未获得结果。最后, 日本资本家被迫与工人代表谈判,答应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罢工取得一定胜利。
        在上海的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的直接影响下,4月又爆发了青岛的日本纱厂工人的大罢工。青岛日本纱厂和上海日本纱厂关系密切,两地工人及小职员时有互相调换,所以青岛工人易于受到上海工人的影响。4月19日,青岛日本纱厂工人1.8万多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阻止工人组织工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罢工。工人们提出:承认工会、增加工资、不得打骂工人、给与假期、保护女工、减少童工工作时间、不得借故开除工人代表、处分工人必须取得工会同意,以及改善工人生活等条件。在这次罢工中,中国共产党运用上海的经验,由上海纱厂工会派代表到青岛援助,并发表宣言和致函日本资本家,指出:“如果厂方不承认青岛工人的要求,上海就要同情罢工”。经过工人的英勇斗争,迫使日本资本家不得不承认工人提出的一部分条件,罢工坚持了22天,取得了重大胜利。
        上海、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的大罢工把矛头对准日本帝国主义,具有鲜明的反帝斗争性质。工人们在斗争中的坚定性、团结性、策略性再一次说明了中国工人阶级是反帝斗争的先锋。为了扩大和巩固工人阶级的力量,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的先锋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海员总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讨论了加强工人运动领导问题,通过了30多个决议,主要有: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工农联合决议案;铲除工贼决议案;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推举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这次大会的召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作了组织方面和群众方面的准备。
        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工会组织的扩大,引起帝国主义和中外资本家的恐惧和仇恨。千方百计加以限制和破坏。上海日本纱厂工人自2月罢工取得胜利后,按照谈判决议于3月初复工,但是日本资本家竟违约开除工会代表40多人,并利用各种方法克扣工人工资,激起内外棉厂再次罢工。5月初,内外棉十二厂、同兴一厂、 日华纱厂工人相继罢工。 日本资本家又开除十二厂工人2人,拘捕工人代表5人。15日,日本资本家惧怕罢工扩大,借口存纱不敷,故意将七厂关闭,并停发工人工资,不准工人进厂。七厂工人在顾正红(共产党员)带领下涌进工厂,要求复工,发给工资。 日本资本家不仅不答应,而且开枪打死顾正红,打伤工人十余人。 日本资本家的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和各界群众的极大愤怒,成了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5月16日,中国共产党组织上海工、商、学30多个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并发表宣言,号召各界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声援工人罢工,同时致电北京政府,向日方提出抗议。当时上海的报纸多数开设在租界内,受租界当局种种约束,不敢也不准公开刊登揭露日本资本家暴行的文章,致使许多人不明事实真相。上海学生联合会立即组织各校学生募捐救济死伤工人,进行街头讲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有力地支援了工人的罢工斗争。但是租界当局竟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逮捕学生多人,并扬言定于5月30日进行“公审”,同时租界当局还决定于6月2日实行损害中国工商者利益的“增订印刷附津”、“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和所谓的“取缔童工”四提案,以进行威胁,这就进一步激起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大众的反对。为了使更多人了解事实真相,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广泛动员各阶层人民参加反帝运动,中国共产党决定召开追悼顾正红烈士大会。5月24日,大会在潭子洲举行,参加者达万人以上,群情激昂,不少人在会上愤怒控诉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追悼会成了反帝斗争的誓师大会。为了加强反帝斗争的领导,研究斗争策略,中共中央于5月28日召开紧急会议,及时作出把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政治斗争的决定。同时决定5月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大示威,抗议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暴行,把反帝运动推向高潮。
        5月30日上午,上海各校学生二千多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各主要街道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的暴行,反对“四提案”和逮捕学生、工人等。租界当局出动大批武装巡捕,大肆拘捕爱国学生。当天下午,仅南京路老闸捕房一处就拘捕了一百多人。这时,聚集在老闸捕房外的群众近万人,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捕头爱伏生竟调集通班巡捕,以排枪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射击,当场打死十多人,伤几十人,被捕四十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北京政府外交部虽于6月1日、4日,向驻北京公使团提出两次抗议照会,但仅要求“速将被捕之人,全行释放……。免再生此类事情”①。置人民生命于不顾。中共中央于当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已经发动起来的反帝斗争扩大到各个阶层,建立各个阶级的反帝统一战线,开展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向帝国主义进行反击,并决定成立行动委员会,领导这次斗争。5月31日,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刘少奇兼总务主任,宣布总同盟罢工。6月1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告全体工友》书,号召上海全埠各业工友,全体一致罢工。当时,上海商界有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为中小商人组织)和上海总商会(大商人组织)两个组织。5月31日两个组织在天后宫开会,讨论罢市问题,前者主张罢市,后者开始不同意。上海总工会和学生联合会组织工人、学生在天后宫召开市民大会,要求总商会下令罢市。在工人、学生、中小商人的责难和推动下,总商会被迫不得不同意总罢市。6月1日,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罢”斗争实现了,上海20多万工人举行大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绝大部分商人罢市。甚至公共租界的中国巡捕也举行了罢岗,工人中除了产业工人外,连外国人的仆役奶妈清运夫都参加了罢工。学生中,连美国人创办的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也加入罢课。上海基督教徒成立了上海基督教联合会,向工部局提出抗议,范围极其广泛。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召开会议,研究新的行动部署,决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三罢斗争统一的领导机关,并将运动扩展到全国。6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这次上海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一日不推翻,中国民族的生命与自由便一日没有担保,随时随地都有被横暴残酷野蛮无耻的帝国主义蹂躏屠杀之危险。“所以由这次大屠杀引起的全上海全中国的反抗运动,将是一种长期的民族斗争。”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坚持到底的来维持并发展这个长期的民族斗争”;“务使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统治不断的动摇”;“务使其在华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永久的危机”②。6月7日,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各商界总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总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等团体组成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正式成立,并发表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言》,宣言说:“本会为上海市民之生存权利,为中华民族之荣事独立,不得不联合全埠市民,一致誓死力争,不达目的,决不中止”,并向工部局提出先决条件四项,正式条件十三项,共十七个条件。其主要内容有:宣布取消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撤销印刷附津、加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以及惩凶、赔偿、道歉、优待工人等等③。11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主持召开了有20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并邀请段祺瑞政府的特派员和交涉员参加,向他们提出宣言中提出的十七个条件,要求以此向帝国主义交涉。但是,段祺瑞政府的代表根本不敢进行交涉,一听市民大会邀请,便躲藏起来。北京政府的可耻行径,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参加市民大会的群众举行游行示威。
        上海人民的三罢斗争,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和仇恨,它们继续采取镇压政策。帝国主义调动海军陆战队、铁甲车队、骑巡队、武装巡捕和所谓万国商团,使用了各种武器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屠杀。从5月30日至6月10日,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中国人民60多人,重伤70多人,轻伤不计其数,使上海成了血腥世界。它们还调来大批军舰进行武装威胁,从6月3日至8日,各帝国主义出动了26艘,其中美国13艘、日本5艘、英国4艘、法国3艘、意大利1艘。但是帝国主义的镇压政策并不能使中国人民屈服。为了坚持长期斗争,上海人民成立了临时济安会,募集捐款救济罢工工人;成立了进出口货检查委员会,禁止奸商私卖旧货等。为了控制反帝运动的扩展,段祺瑞政府不得不假惺惺地向帝国主义使团提出抗议。结果由段祺瑞政府和英、美、法、意、 日等国组成六国调查沪案委员会,到上海“调查”事实真相,借以欺骗群众和缓和舆论的指责。为了扑灭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火焰,帝国主义还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的弱点,分化反帝统一战线。它们一方面以“司法调查”、“关税会议”来利诱;另一方面则以停止借款、通汇、运输和电力供给相威胁。中国的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虽然暂时被卷入这次运动,但其目的只是想借机在纳税人会议里争得几个席位,以便分享一些权利。当运动扩大后,他们不仅自己退出运动,而且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弱点分裂反帝统一战线。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大资产阶级则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来破坏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动摇,总商会乘机修改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个条件,删掉“永远撤退驻沪的英、 日陆海军”、“取消领事裁判权”、“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自由”等重要条件。大买办虞洽卿等声言:“罢市一日,中国商界损失三十万,罢市无益”等谬论。6月19日,上海总商会召集76个团体讨论开市问题。在总商会的唆使下,23日各商店便开始开市。开市后,总商会又以停止罢工救济费来要挟工人(当时各地及海外捐款皆寄给总商会,济安会附属于总商会)。驻在上海的奉系军阀邢土廉也加紧了对工人的压迫,封闭工会之事时有发生。这时,上海的中小商人跟着大资产阶级后面离开了运动,青年学生因放暑假陆续回家,学生联合会势单力薄,为了防止工人阶级的孤立,保存工人组织和已取得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决定改变罢工斗争的策略,以经济要求及地方性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逐步复工。上海工部局亦被迫作了一些让步,如宣布解除戒严、恢复封闭和占领的学校,释放被捕群众, 日资纱厂赔偿工人伤亡费1万元,补助工人罢工损失10万元,英资纱厂对于罢工期内依工人生活情形酌情加薪,无正当理由不得开除工人等。这样,从8月25日至9月30日,各业罢工工人便在资方承认了一定条件下先后复工。
        五卅惨案和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得到了全国各阶级、阶层人民的支持,他们都以各种形式参加了这次反帝斗争。使以上海为中心的五卅运动波及全国各地。6月2日,广州各学校学生数千人和工人、农民、军队等万余人,联合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援助上海工人学生”。17日广东省各界120多个团体召开援助沪案代表会,议决成立广东各界对外协会和援助沪案办法。6月3日,北京学生5万人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齐集天安门开国民大会,决议请工界罢工、商界罢市,发起组织北京各界反对英日惨杀同胞雪耻会,实行经济绝交等。14日,长辛店工人五千多人在天安门集会,会后游行至执政府,要求惩办沪案祸首、收回租界、收回领事裁判权等。25日,北京各界30万人在天安门举行追悼被害同胞大会。6月3日,南京各界召开市民外交大会,反对上海外国巡捕惨杀同胞,到会者3万多人,各校一致罢课,并示威游行,继以罢工罢市,并通电全国,呼吁国人“努力奋起,破釜沉舟,义无反顾”。6月4日,汉口学生2.2万多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上海西捕枪杀我同胞。6月5日,天津各学校学生和教职员及团体数万人举行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和发表演讲,唤起国人一致援助上海工人、学生。14日,天津各界十多万群众召开市民大会,追悼上海被害同胞。此外,杭州、长沙、郑州、济南、太原、徐州、西安、成都、苏州、扬州、无锡、嘉兴、南通、镇江、绍兴、宁波、温州、芜湖、安庆、福州、厦门、汕头、开封、洛阳、九江、南昌、青岛、唐山、张家口等大中城市的人民群众都纷纷集会、游行示威或罢工、罢课、罢市。许多地方的农民,如广东、湖南、河南、江苏的一些农民也加入了斗争行列。全国共有1200万群众直接加入这一运动。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和许多国家的工人也都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给予声援和支持。
        五卅运动本身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但是它大大提高了全中国人民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威信,推动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在中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