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港大罢工是广州、香港工人,为了支援上海五卅运动,反对帝国主义而举行的政治大罢工。这次罢工从1925年6月19日开始,至1926年10月结束,持续一年零四个月,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都是罕见的。省港大罢工,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有力支援了上海五卅运动,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准备北伐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
        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广州后,中华全国总工会除了组织工人群众集会示威游行外,立即派邓中夏、杨殷到香港,李启汉、刘尔嵩到沙面租界发动工人罢工,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邓中夏、杨殷到达香港后,立即与苏兆征取得联系,宣布五卅惨案真相,激发工人反帝民族义愤,并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名义,与全港工团秘密召开两次联席会议,议决临时指挥机关与宣言条件,发动时日与离港方法等。经过积极准备,6月19日,在共产党员苏兆征、邓中夏等的领导下,香港10万工人开始大罢工。罢工首先由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人开始,继之洋务、起落货、煤炭、机器、船坞等各种工人也都罢工,前后约15日,香港罢工完全实现,罢工人数达到25万人。罢工工人纷纷从火车、轮船、前山、江门、三水河上分道返回广州。香港工人罢工时,立即发表了向帝国主义展开决战的宣言,宣言中说:“帝国主义除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侵略以外,还要以武力的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故我全港工团代表联席会议,一致决议与上海、汉口各地取同一之行动,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①宣言中提出了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对五卅惨案的十七个条件,并向香港政府提出自身的政治经济要求六项,即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少房租、居住自由。香港政府则以戒严令和禁止粮食出口、金银元纸币出口等来对付罢工工人,一面欲以铁血政策镇压香港工人,一面欲以封锁政策饥饿广东。激起工人更大的民族义愤,纷纷离港返省。6月21日,广州沙面租界的中国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举行了罢工。
        香港、沙面工人的罢工,大大促进了广东各界人民的反帝斗争。6月22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主持下,各界对外协会通过决议,定于23日召开市民大会,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除香港、沙面罢工工人及罢课学生全体参加外,省城其他各界也一致表示参加。6月23日,回到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沙面租界罢工工人、学生和农民团体、商界团体、黄埔军校学生军等共10万多人召开市民大会并进行示威游行,与会者群情激昂,游行者手持标语,高呼口号,队伍浩浩荡荡。当沙面租界工人罢工后,英帝国主义就在沙面各重要地点,高筑沙袋,如临大敌。英、美、日、法、葡各国军舰也纷纷开来进行威胁。23日,当游行队伍路过沙面对岸沙基时,英帝国主义者竟然命令水兵、巡捕用机枪扫射游行群众,同时停泊白鹅潭的帝国主义军舰亦发炮威胁,当场打死50多人,重伤170多人,轻伤不计其数,制造了沙基惨案。
        沙基惨案的发生,更加激起广东人民的反帝决心。罢工工人更加努力于自身组织和封锁海口,成立了“省港罢工代表大会”为最高议事机关,由代表大会选举委员13人,组成“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最高执行机关,推举苏兆征、邓中夏为正副委员长,宣布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下设干事局,分置文书、宣传、招待、庶务、交通、交际、游艺七部。另设财政委员会、纠察队、保管拍卖局、法制局、审计局、筑路委员会、工人医院、宣传学校等机关,皆直属于罢工委员会,分头办事。罢工委员会机构健全,权限极大,具有一种政权的性质,在封锁海口方面则由纠察队负责。纠察队共有二千余人,每12人为一班,置班长一人;三班为一小队,置小队长一人;三小队为一支队,置支队长、副支队长、训练员各一人;三支队为一大队,置大队长、大队副、训育主任各一人;五大队统属于总队,置总队长、训育长各一人(后改为委员制),为全队的统率与指挥者。纠察队请黄埔军校学生给予军事训练,分派各海口驻防,负责维持秩序、严拿走狗、截留粮食、扣缉私货、罢工委员会的工作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有力支持。国民政府下令封闭广州各地的赌馆、烟馆,作为罢工工人的宿舍、食堂,并每月资助罢工委员会经费1万元,从而保证了罢工工人的食宿。为了指导罢工,罢工委员会出版了报纸《工人之路》。罢工委员会利用罢工、排货、封锁三项武器和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进行有力的斗争。
        由于省港罢工委员会采用罢工、排货、封锁有效的斗争形式,给英帝国主义和香港经济以沉重打击。首先是进出口贸易锐减,如果以1924年香港输入中国内地及中国内地输往香港货物总值为100,1925年输入中国内地只有72.2%,1926年只有51%;1925年中国内地输往香港共有66%,1926年只有54.1%。船运也部分陷入停顿,1924年8月至12月英国船开往广州的,每月在160艘至240艘之间,而在1925年同期只有2艘至27艘,仅占1924年15%,而吨数约占1924年的36%。贸易、航运的锐减与停顿,使香港的商业萧条、市场冷落。仅1925年11、12两个月,宣告破产的商店就达三千余家,股票、地产也急速贬值。香港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1925年收支赤字达58万英镑。工人罢工,使英帝国主义每天要损失180万元。由于工人罢工,香港街上垃圾粪秽堆积如山,臭气熏天,成了“臭港”。交通断绝,内地肉食菜蔬,无从运至,物价飞涨,成了“饿港”。轮船阻滞,船坞停渡,商店歇业,银行挤兑,社会秩序混乱,孤悬海中,成了“死港”。这样的打击,连英帝国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一九二五年,英国尊严之堕落,实为中英通商二百年来所未有。”(英国《邮报》)
        港英政府为了摆脱困境,7月27日,召开所谓公民大会,致电伦敦请英国女皇出兵攻打广州,驱逐“过激党”。但因英国国内工人运动的高涨,其他殖民地之环伺,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英皇置之不理。同时港英政府又积极勾结广东的反动分子,企图推翻国民政府。因被罢工工人发觉,未能得逞,但支持罢工最力的党政要人廖仲恺却被暗杀了。
        省港罢工委员会为了坚持长期罢工,在实行经济封锁两个月后,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实行了“特许证”制度。规定“凡不是英货英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首先将上海与广州之航线打通,继之又将暹逻、安南与广州间之航线打通,并准日、美等国轮船来粤。实行“特许证”制度,一在图谋广东经济之独立自存,一在拆散帝国主义之间联合阵线。特许证,由商务厅、公安局、外交部、罢工委员会共同审查签字发出。特许证制度实行后,上海、暹逻等处商船闻风而来,美国大来公司、 日本三井洋行及各国商船要求领证复业。于是商船直达黄埔者,每日平均40余艘。促进了广东经济的繁荣,稳定了金融,增加了财政收入,同时争取了中小商人对罢工的同情和支持。因为沙基惨案发生时,爱国空气高涨,商人停止贸易,尚可隐忍。但时日一长,便生疑虑。如不另辟航路,便无生意可做。另辟航路,如不加以限制,势必影响罢工。罢工委员会“体恤商艰”和“保障罢工”,采取了特许证制度,使商人有生意可做,于是商人便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上。
        8月25日,港英政府又召开第二次公民大会,因前次电请英皇出兵攻打广州,英皇置之不理,这次乃致电首相,仍请用武力干涉广州,措词极其哀婉,意态极其愤懑。但是英国首相答复:“香港苦处我是很系念的,不过现在无法出兵。”于是,港英政府便加紧勾结广东内部反动势力来颠覆国民政府,准许陈炯明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兵买马,并自由捕拿汕头罢工工人、海陆丰农民和革命学生。同时又勾结北洋军阀军舰南来围困广东。结果仍以失败而告终。不过,帝国主义者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不断改变手法千方百计来反对中国革命。先是制造英国将出兵10万进行恫吓。上海《字林西报》转载伦敦消息说:“英国决定将用武力干涉中国,预定10万大兵,北攻天津,中攻沪汉,南攻广州。”同时北京2月19日专电,英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究竟是否有力制止粤省排英?否则,英当代加重大教训。英国国会业已同意,预算将来每日对粤军费150万。”其目的是以此恫吓民众,以便“稳住华人”提议解散罢工。其次是勾结国民党右派向罢工委员会施压。香港政府辅政司派人到广州贿赂国民党右派,让他们在党政会议上讲罢工的坏话,挑拨国民政府与罢工委员会的关系。甚至有些右派公然攻击工人罢工,诬蔑“罢工工人简直比刘、杨兵士还凶”,吴铁城还借故向工人开枪,打死一人,伤数人。第三是唆使海关停关,破坏广东经济。广州海关税务司自香港回广州后,便以“罢工纠察扣留八艇货物,未经税关查验,纠察如此做法,彼实不能执行职务。”声称“入口船只不经关验不能卸货,即能卸货,如未得海关发给凭证,该船到其他口岸时,该地海关以其无开行地关单必将该船扣留”。他还向国民政府说“罢工会不听政府命令,我来替你教训”,对商人说:“我之停关,系为减少你们受纠察之压迫”。由于罢工委员会放还八艇货物,商会向海关提出严重抗议,各界一致激昂反对,海关税务司不得不开关。
        省港大罢工一直坚持到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才胜利结束。北伐军攻占武昌时,省港罢工工人代表会经过认真讨论,认为结束罢工对整个中国革命有利,决定自动结束罢工,同时提出善后办法,在海关关税附加二五税作为安置罢工工人费用条件下复工。在中国革命高潮的冲击下,各帝国主义国家只好同意罢委会的条件。1926年10月10日,罢工委员会召集广州各界群众大会,宣布省港大罢工胜利结束,取消对香港的封锁,并宣言: “我们对香港封锁的取消,是为了将来根本收回香港的准备”。
        省港大罢工从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之久,究其原因,在客观上,主要是:一是英帝国主义之衰落,国内工人运动的高涨,各殖民地人民的觉悟,使英国政府不敢贸然出兵干涉;二是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英、日、美在争夺中国市场上日益激烈,使它们未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罢工;三是国民政府日益巩固,使罢工得到有力的支持和依靠。在主观方面,主要有:一是罢工工人觉悟的提高,他们为民族利益而不掺杂自己的利益,一心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二是罢工组织之完善,一方面对于各种问题以大多数公意取决,不为少数领导所独断;另一方面对其职员严加监督,不使违法舞弊,变节捣乱,破坏罢工;三是罢工斗争策略之适当,特别是许可证制度,妙不可言,既打击港英政府,又可以解决广州经济之困难,既拆散了各帝国主义之联合战线,又使广东商人对外贸易不致停顿;四是罢工得到各界的广泛的支持,海内外同胞和各国工人阶级在精神上、物质上都给予不同程度的援助。这次罢工的费用,来自国内捐款25万元,华侨捐款113万元,租捐及政府收到各方捐款280万元,殷实绅富捐款2万元,拍卖仇货40万元,罚款20万元,其他20万元,共计达490多万元②。
        省港大罢工不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是罕见的,它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是革命最彻底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省港大罢工的作用,绝不限于对香港英帝国主义的打击,更重要是它支持和促成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在政治上、军事上和财政上的统一,使国民政府得以巩固,为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