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创办《劳动周刊》作为机关刊物。随后又相继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及济南、广州、长沙、武汉分部。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要求包括上述五个地区在内的十二个地区的党组织“全力组织铁道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1922年5月1日,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8月,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劳动法大纲》,号召全国工人开展劳动立法运动,要求政府制定法律,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罢工等项权力,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保障工人最低工资,保护女工、童工。《劳动法大纲》成为工人运动的斗争纲领。
        从1921年1月到1923年2月出现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罢工风起云涌,势不可挡。如1922年7月有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这次工运高潮的最高峰是1923年2月初的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史称二七风潮。
        京汉铁路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干线,京汉铁路共有员工三万余人。全路规模宏大,江岸、郑州、长辛店三个总段为全路的枢纽。各总段都设有机务厂、车务厂以及工务、电务等机构,设备齐全。北洋政府一直视该路为其政治、军事命脉,交通系把持着全路的事务,从铁路局长到各站、厂的员司以至工头都由他们选拔任命。全路也设有员工福利会、员工联谊会之类的团体,却多在少数高级员司的把持之下,与广大铁路工人不发生任何联系,工人从未有过自己的活动。铁路工人的待遇似乎比机器工人的待遇好一些,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可得二三十元,工龄长、技术好的工人每月可得五六十元,而小工和临时工每月所得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人工作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外,还得给员司和师傅服役。工人没有自由结社、集会的权利。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共武汉党组织从1922年开始关注京汉铁路。在陈潭秋、黄复生、李汉俊等人的策划下,包惠僧到江岸、郑州开展工作,首先和江岸铁路工人凌楚藩、王棕培、杨德甫等建立联系,发展了一批工人骨干,包括项德龙、林祥谦等人。
        项德龙即项英,是一个有三年工作经验、技术熟练的纺织工人,为专门从事工人运动, 自愿放弃自己的职业,很快就组织起江岸工人俱乐部筹备处。1922年3月初,江岸俱乐部正式成立。4月,长辛店俱乐部也成立了。
        1922年5月前后,中共通过李大钊与孙丹林(北京政府内务总长)、高恩洪(交通总长)、白坚武(吴佩孚的参谋长)的私交关系,介绍张昆第、安体诚、陈为人、何孟雄等人到交通部任职。他们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在任职的十一个月内,跑遍了各路、各站、各厂,宣传工人的使命和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京汉铁路沿线的二十二个站,很快都有了自己的俱乐部。每站工人过百即组织分会,人数较少的附属于附近工会。
        1922年4月9日,各站工人俱乐部代表在长辛店开会,决定组织总工会,各站俱乐部均改为工会分会。8月10日,复召集全路代表于郑州,决定将总工会地点设在全路的中心——郑州,在成立大会未开之前,设立总工会筹备处行使职权,依“权力集中”、“经济集中”两原则,“促成一有力而统一的组织。12月底,工会筹备委员会在江岸举行会议,决定1923年1月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届时邀集各界、各工团代表到郑州参加典礼。
        各地及各铁路工团先数日接到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的请柬,无不兴高采烈,争欲前往祝贺。至1923年1月31日晚,计到者有汉冶萍总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汉冶萍轮驳工会、花厂工会、人力车夫工会、香烟厂工会、扬子机器厂工会、武汉轮驳工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徐家棚粤汉铁路分工会、武昌机器工会、机器缝纫工会、郑直豫蛋厂工会、湖北蛋厂工会、西式皮鞋工会、洗衣工会、武汉电话工会、武汉调剂工会及建筑工会筹备处等,共三十一个团体,代表一百三十余人,尚有武汉及各地男女学生及新闻界人士三十余人。各路代表到者,计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路,共约六十余人。京汉铁路各分会长辛店、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彰德、新乡、黄河、郑州、许州、郾城、驻马店、信阳州、广水、江岸代表六十五人①。代表们分别住在五洲、福昌、第一宾馆等处。总工会会场设在钱塘里普乐戏园。
        正当这一崭新的工人团体行将问世之时,1月25日,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电请吴佩孚派军队镇压。1月28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领武装警察到总工会,宣布了吴佩孚禁止京汉路工人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的电令。1月29日,吴佩孚又电令郑州驻军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对京汉路工人的活动切实监视,不准工人举行集会。这种突然的打击是工人未曾料到的。因为民国的约法上明确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因为直系军阀吴佩孚1921年曾宣布要“保护劳工”,因为开会之事,事前已报告京汉铁路局,得到路局的同意。
        总工会方面对吴佩孚抱有幻想。1月30日,派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等人到洛阳去见吴,希望吴能宽容一些。最初,吴拒而不见。在工人代表的坚持下,翌日早晨,吴始见面。他对工人代表讲道:“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不帮助你们?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你们不开会不行么?你们改期不行么?你们改地方不行么?其实会个餐亦可开会,在屋子里亦可开会。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能和你们为难?这是你们局长来的报告,我已经允许了他,我已经下了命令,要制止你们开会。我是军官,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我以后保护你们的日子还多咧。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亦知道;不过——你们若是非要开会不可,我可没有办法了……”②工人代表与他据理力争,吴佩孚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工人代表与吴约接谈三小时余,不得要领而散。流血的大惨剧,遂伏于吴佩孚的微笑中。
        赴洛代表于1月31日晚回到郑州。全路代表召开会议,分析了形势。大家仍以约法为准则,认为工人有组织工会之自由。项德龙说:“我以为今天要考虑自己的决心和估计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有决心有力量,工会的招牌已经挂出了很久。事实上工会已经成立了。根据既定事实,来开成立大会,还有什么话说呢?”③武汉工团联合会的法律顾问施洋、主任林育南等都讲了话,一致决定不问成败利害,仍在2月1日照原定计划,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1月31日至2月1日,郑州全市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商店关门,行人断绝。总工会方面曾考虑不在普乐戏园开会,改赴一照相摄影室开会。该馆不敢接纳。又拟假车站附近一饭庄,亦不敢纳。再问数家亦然。工人忿不可遏。于2月1日午前自大通街聚齐出发,直赴钱塘里。沿途用多人抬一金面木质匾额,上书“劳工神圣”四字。另外有玻璃匾额十四个,红绸彩条,红色小旗多件。并有军乐队(系自汉口运来)护随,极为热闹。工人随行者,约有两千余人。玻璃匾系湖北各工团,及粤汉、京汉等路工团,武汉轮驳工会、武昌商会、武昌高师等处所所赠。正行走间,突有军警出面拦阻,不准进行。并言时局不靖,恐扰及地方秩序。工人不顾,双方冲突,工人大呼“劳工万岁”,蜂拥向前。军警将工人所抬之匾额,一律夺去,转交警察局。工人亦一致拥至钱塘里,直入普乐戏园中,强行开会。黄殿辰入内制止,被工人大骂,指为臭官僚。并问你穿的衣服谁做的,吃的饭是哪里来的。不会打土匪、打洋人,却来压迫我们,实属可恨。黄扬言并非我不准大家开会,是奉命办理的。于是工人有大呼“劳工万岁”者。是时戏园亦被军警包围,其势汹汹,工人乃草草讨论,即行散会。声言军警不准开会,只能罢休。军警乃耀武扬威,将郑州之工人俱乐部招牌取下,不准再有此项团体,实行根本取消。
        代表们所住的各旅馆,俱已兵士密布,不许偶语。总工会在万年青饭馆所定的饭菜,亦不准开席。各代表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对军阀的横暴,无不气愤,当即在旅馆集议,决心死力反抗此毫无理性之暴力。晚11时,各工会代表纷纷回武汉。2日晚,在江岸俱乐部召开紧急大会,都认为此为工界莫大耻辱,并提出两项要求:一、撤换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南段处长冯沅;二、惩罚干涉军警,并函请工团联合会为京汉工人声援。3日,又设立总工会临时办事处于江岸,办理一切。4日晨,全路各分会代表到武汉,决定全路即日大罢工。上午9时,江岸机器厂首先罢工。刘家庙以北各站,12时后纷起响应,京汉全线实现罢工,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运。同时总工会发出大罢工宣言,提出最低限度要求: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局长赵继贤,南段处长冯沅;要求吴、靳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
        二、要求站局赔偿成立大会之损失6 000元。
        三、所有当日在郑州被军警扣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由军乐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新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赔。并由郑州地方官到工会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休息,并照发工资。
        五、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④。
        罢工实行后,京汉线交通瘫痪,行旅中心张贴《敬告旅客》,解释罢工原因,略谓“工人因生计及上司之压迫,起而组织工会,原属正当之事。今路局及军阀,竟横加干涉,是不啻禁止工会之发展。工会乃工人第二生命,无论如何,不能令其稍受妨害,虽牺牲生命,亦必拥护之。深盼旅客诸君谅解吾人争自由之本旨”⑤。
        罢工的重心在江岸,各分会一律听从总工会的命令。
        北洋政府不能容忍罢工,决定采取镇压的手段扑灭罢工。在北方,急调曹锟第十四混成旅赴长辛店震慑。上刺实弹之步军,乘马背枪之骑兵,遍布长辛店,往来逡巡。并包围工会,捕去工会职员史文彬、吴汝明等十一人,解送到保定。以此来强迫工人上工。工人于俱乐部前张贴宣言,声明此次罢工,全路工人一致行动,若欲上工,须即向汉口江岸总工会接洽,得到总工会承诺,该处自可照办。若舍总工会而专欲该处商洽,则不但12小时,即使48小时,亦不能上工。7日,曹兵又来工会抓人,工人数百人拒绝他们入内,曹兵开枪,工人大呼不息,当场有五人遭到枪杀,受重伤者六十余人。工人见曹兵忍心残杀,始四散退避。长辛店工人四千多名,坚决不上工。北洋政府见工人不肯就范,由唐山运来工人126名,由军队保护,运到长辛店、保定和郑州上工。全副武装的军警遍布长辛店、保定等地,昔日热闹的长辛店成为阴森的死城,军警“封闭了工会,抢去工会存款4 000元。由员司勉强开车赴保定一次。军队包围全镇,厉行戒严,行人断绝,商店已一律关门”⑥。
        郑州在罢工的第二天,靳云鹗捕去工会职员王宗培等五人,严刑拷打,威胁要他们开车,王等坚持“非得有总工会命令,不能开车”。7日,靳下令解散工会。工人态度甚为倔强,不肯听命军方。军方乃将捕去工人领袖二人,捆至站台,当众宣布,如不散去,即行枪决。工人迫于压力,被迫离去。在军警刺刀威胁之下,郑州至保定间,8日起每日开车一次。惟由郑州往南,为工人所控制,不易行驶。
        更激烈的斗争发生在江岸。武汉的罢工运动声势浩大,全市各界都在声援京汉铁路罢工。每日到刘家庙总工会所在地的慰问队,络绎不绝。罢工第二日,各工团代表百数十人前来慰问,举行了慰问大会,到会者江岸工人约万余人。会后工人进行了游行示威,由江岸经过租界抵华界,历时两小时许。沿途加入者三千余人,秩序甚为严肃。沿路有商民燃放鞭炮欢迎。
        湖北督军萧耀南、汉口镇守使杜锡钧、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南段处长冯沅,对工会恨之入骨,他们奉吴佩孚之命,尽其所能要消灭工会。萧耀南之参谋长张厚庵具体执行这一罪恶计划。他多次要求工人无条件上工,均遭拒绝。工人坚定地回答如不达目的,誓不上工。5日,张指挥军队至工厂,迫令总司机郑永棠、陈金发升火,为工会纠察队侦知,遂通报全体工人,当即一起进厂,列队与军队对抗,江乘机将郑、陈夺回。张厚庵又谎称德安府发生匪警,拟派军队往剿,要求工会开车一次,也被拒绝。同日下午,军警以破坏秩序之罪名,捕去工人数名。工人方面遂一齐前进,双方在铁路两旁,相持甚久。工人临时组织敢死队计400人,均以小刀铁棍斧头为武器,其脑前缀有敢死队徽章。各方面的声援,更增强了工人的斗争勇气。他们未曾料到,流血的大惨剧即将发生。
        2月7日,张厚庵以解决纠纷为名诱骗总工会代表开会。然后指挥一千多名武装步兵包围工会,冲进工会和各厂,逮捕工人,尤其是工会负责人。工会纠察团敢死队死力相抗,终因赤手空拳,难以御敌。工人被军队开枪打死三十一名,重伤五十余名。工会也被强令解散。警察随后在各旅馆商号盘查,官厅下令临时戒严,如临大敌。江岸工会委员长林祥谦被敌缚于车站电线杆上,张厚庵迫其下上工命令,林严词拒绝,他说:“此事乃全路三万人生死存亡所系,我分会非得总工会命令不能开工。头可断,工不可开。”如是回答两次,张厚庵即下令杀害这位杰出的工人领袖,悬首车站示众。
        萧耀南在这一惨绝人寰的屠杀中,共捕去工人六十余人。武汉工团联合会的律师、共产党员施洋一直和工人群众在一起斗争。2月7日,汉口陆军稽查处查抄了施洋律师事务所,逮捕了施洋,将他投入监狱,带上三四十斤重的脚镣,二十多斤重的铁链和沉重的手铐。9月15日,陆军审判处无理枪杀了这位英雄。行刑前狱吏问他有无遗嘱,施洋从容地说:“我的遗嘱就是:不怕人,不怕事,不怕死,堂堂做人!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百万个施洋。”⑦说完从容就义。
        为了争取集会结社自由,京汉铁路工人付出了巨大代价,共牺牲三百余人。
        曹锟、吴佩孚利用武力,强迫京汉铁路于2月9日通车。《晨报》在报道通车的情况时写道:“近日火车之得开行,全缘军队强迫之力。每次列车,皆有兵士弹压。机关车内并派有卫兵四五人,从旁监视。故由京到汉,确已通行无阻。不过工人以被强迫做工,当然满心不愿,大有故意肇祸之心。”⑧如郑州工人多规避不到,仅少数人被迫服务。每日由站长在车站打旗搬闸,调车挂钩。生火开车的工人,是从前被工人俱乐部开除的工头。信阳、郑州、彰德各站之职工,有破坏电机、割断电线等行动。郑州工人取去给水机,使机车不能开行。
        二七风潮被军阀镇压下去,使工人运动受到挫折,被迫转入地下。然京汉铁路工人为自由和民主而斗争的精神,影响深远。各路工人相继罢工,支援京汉铁路工人,全国各界也纷纷以各种行动支持京汉铁路罢工工人。道清路工人6日实行罢工,正太路7日罢工,津浦路于9日罢工,汉阳铁厂工人于10日罢工,罢工风潮此起彼伏,都声言要做京汉路工人的经济后盾。上海各界召开大会,发表通电,谴责北洋军阀草菅人命,剥夺人民自由的暴行,把北洋军阀推到被告席上。全国工团工人自救会给北京参众两院的电文就是最好的说明:“此次郑州工人集会,吴佩孚、萧耀南无故干涉,更惨杀工人数十,军阀之淫威已极,人权之保障何存。窃劳工神圣,世有定评。民国新宪,亦有劳工专章。今武人蛮横至此,全国工界,人人自危。请公代表人民,应请据法力争,以伸国法而维人道。”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