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张太雷、蔡和森、邓中夏、向警予、陈潭秋、谭平山、张国焘等三十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大会。大会预定的议程包括:(1)党的策略。(2)党纲。(3)土地问题。(4)工会如何进行宣传。(5)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 (6)解决北平、汉口和广州的党组织中的冲突。(7)党的议事规程和中央委员会。其中主要讨论党的策略问题,也就是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早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时就提出“党外合作”的设想。在“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阵线决议案》中,就决定“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邀其他革新团体”①,建立民主的联合阵线。但当时孙中山“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②。并且认为“中共如加入国民党,就应该不能另有共产党存在”③。因此,“二大”的决议很难实现。不久,马林再次来到中国④。他在莫斯科期间,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他中国之行和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他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支持。马林回到了上海后,立即要求中共重新考虑加入国民党问题。这时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也离开广州,来到上海。中共派李大钊和林伯渠等同志多次访问了孙中山,帮助他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8月25日,马林也访问了孙中山,同他商谈了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问题,得到了孙中山的同意。8月29日至30日,应马林的要求,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⑤。这次会议最后接受了马林的提议。西湖会议后,只有少数中央负责人陆续加入国民党。1923年初发生了二七惨案,使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只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应该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由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国民党在社会上有威信,又在南方建立了根据地。孙中山在民国成立之后几经挫折,这时因陈炯明叛变,他深感中国革命要改弦易辙,对共产党员同他的合作抱着积极欢迎的态度。特别是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俄政府代表越飞举行了会谈,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确定了联俄政策,就使一些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传统看法有所改变。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的要点是:国民党是唯一的国民革命政党;国民革命是当前的中心任务,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中共党员应该加入国民党;但是,共产党绝对不应与国民党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隐蔽自己的独立的旗帜,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才召开“三大”,专门进行讨论。
        在“三大”会议上,对国共要不要合作已没有异议,但围绕着共产党员要不要全体加入国民党,要不要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却发生了争论。尤其后一问题更成为争论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完全对立的两派意见。一派以马林、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等为主,主张共产党员应全体加入国民党,在工人组织中也应积极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另一派以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等为主,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马林坚持“所有共产党员没有例外地都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至于职工运动,虽然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但也是国民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中共党员应该吸引大量工人参加国民党,俾能接受国民革命的领导。”⑥陈独秀“原则上主张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中共应领导工农群众成为国民革命中的一个强大的左翼。”⑦张国焘等认为:“如果中共全体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而且都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那还有什么中共的独立呢?”他们主张“担任中共各级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担任与国民党无关的工作如职工运动等的中共党员,则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而不必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⑧同时,坚持职工运动“是中共领导的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共并无义务在工人群众中为国民党发展组织,因为这样将使职工运动成为国民党的职工运动。”⑨但是从张国焘思想的实质看,实际上他根本怀疑加入国民党的政策。由于共产国际决议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他不便公开反对,于是主要反对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而工人群众不加入国民党,对于促进国民党的改造,壮大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显然是很不利的。毛泽东在发言中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是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
        有关国共合作问题的决议——《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草案,是由陈独秀起草的。《决议案》中指出:现在统治中国的是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不是资产阶级”,“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因此“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革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由于“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 “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 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党”,“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并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这个决议同共产国际一月决议的精神基本上一致。
        “三大”召开前,5月2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又发出了《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示》,指出:“农民问题成了中国共产党整个政策的中心”,“共产党必须致力于工农联盟”,并提出“领导权必须属于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些意见正好弥补了共产国际一月决议的缺陷。但这个指示直到7月18日才传到中国,党的“三大”已闭幕近一个月,因而这一指示在党的“三大”上没有任何反映。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有关国共合作问题的决议——《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文件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方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
        “三大”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劳动运动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关于青年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等。
        大会最后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共选出中央委员九人,按得票数目排列如下:陈独秀(40)、李大钊(37)、蔡和森(37)、王荷波(34)、毛泽东(34)、朱少连(32)、谭平山(30)、项德隆(27)、罗章龙(25)。另选出李汉俊、邓中夏、徐梅坤、邓培、张连光等五人为候补委员。张国焘只得了6票落选。中央委员会又成立了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具体分工: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兼组织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罗章龙任会计兼管宣传工作,蔡和森负责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会后不久,王荷波代替谭平山任驻中央局委员,主管工人运动。中央机关暂留广州。
        中共“三大”通过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对于国共两党的发展,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都是有利的。国共的这种合作可以使中共有可能更有力地影响国民党的政策,推动国民党的革新,推动在它影响下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投入革命;这样做还有利于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去发动工农群众,从而使国民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获得新的生命;也有利于共产党从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在更广阔的革命斗争的天地中接受锻炼,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种形式也是孙中山和国民党当时所能接受的惟一合作形式。当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问,“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时,孙中山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⑩所以中共“三大”的决定是有历史功绩的。
        党的“三大”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且强调,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遗忘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这些规定也是正确的。
        但是,中共“三大”也有不足之处,基于“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的认识,大会认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⑪。大会对国民党内的复杂情况和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种下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根子。这反映了中共还处在缺乏经验的幼年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