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中国的独立与富强屡仆屡起,皆功亏一篑。1919年前后,工人阶级已达200万左右,分布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近代工业较为发达的城市中。五四运动中,上海工人为声援爱国学生率先举行罢工斗争,工人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由自在阶级成为自为阶级。1920年5月1日,上海5000多名工人参加了世界运动纪念大会,提出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的“三八制”要求。
        新式知识群体中,许多留学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思潮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他们也寻求着这一先进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契合点。在中国工人阶级力量比较幼弱的情况下,这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共最早的发起者、组织者。李汉俊在1919年9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日本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译文,在后记中说:“人家叫我做民党社会党,我应该在这点上有切实的打算。”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最早公开表示出组党的愿望。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亦称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共有57个支部。它是指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机构。
        1920年4月初,维经斯基率记者团来华。维经斯基(1893—1953)出生于俄国维切步斯克州,出身工人,在美国参加社会党,1918年回国参加联共(布)党。维经斯基到中国,是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派出的,目的在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他以《生活报》记者的身份、筹办组织华俄通讯社的名义,在中国开展活动。在北京,他会见了李大钊,并同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取得联系,进行座谈,用英语直接同学生交换意见。在同学生座谈时,他曾暗示说,你们在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又在研究马克思学说,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要好好学习,要了解苏俄十月革命,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他还多次约北大学生到他的寓所漫谈。
        在上海,维经斯基见到了中国新知识界的领袖陈独秀。他的本意是,“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物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①但《时事新报》的张东荪、《星期评论》的戴季陶很快就退出了。据周佛海称:“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国人维经斯基在座。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当天讨论没有结果,东荪是不赞成的,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我和雁冰是赞成的。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上海当时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庐等。戴季陶也是一个。不过他说,孙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党纲》的最初草案,虽然是他起草的,他却没有加入。这个时候,只筹备组织,还没有正式成立。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筹备性质的组织,然后于第二年夏天,开各地代表大会,正式成立。”②
        1920年暑期,当激进学生张国焘去拜访陈独秀时,他明确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当张国焘回到北京转达陈独秀的看法时,李大钊“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他指出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但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判断自也较为正确,现在他既已实际展开活动,那末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③。
        1920年5月由陈独秀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员有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6月,陈独秀等酝酿成立上海共产党。不久,华俄通讯社成立,由杨明斋任社长,从1920年7月至一大前后,华俄通讯社先后在《新青年》、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发表140多篇报道,翻译报道了大量有关苏俄的真实情况。8月正式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新青年》则由同年9月起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
        1920年7月,共产国际二大在莫斯科召开,俄国共产党华员局的代表刘绍周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通过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对东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关注是这次会议的特色。
        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在探索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蔡和森到法国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十分关注。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际,他也和国内的毛泽东讨论了建党问题。在1920年9月给毛泽东的信中,蔡和森明确提出,世界大势所趋,中国民众运动幼稚,“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他还构思了建立党组织的步骤:“一、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二、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三、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四、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回信中赞叹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至于建党工作,“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④
        除上海外,各地也纷纷出现早期共产党组织,名称不一,有的直接叫共产党,有的叫支部,有的叫小组,后统称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0月,在原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主要成员有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张申府、黄日葵、刘仁静、罗章龙等。李汉俊曾同董必武等磋商在武汉建立党组织,刘伯垂路经上海回武汉时同陈独秀接触,被陈吸收入党,也返回武汉从事建党活动,1920年秋,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等,在武汉成立党的支部,由包惠僧任书记,以武昌山前多公祠堂为活动地点,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作掩护。1920年冬,济南也秘密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复元等。在广州,1920年夏,苏俄代表曾帮助建立起参加者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党组织。1921年初,陈独秀到广州后帮助改组了这个组织,与原北大毕业生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在重新组织广东共产党支部。在旅法、旅日留学生中也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6月,施存统、周佛海留日学生组成了东京留学生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2月,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中也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周恩来、赵世炎、张申府、刘清扬、陈公培等是最早的成员。
        上海中共发起组起了党的临时中央的作用。1920年11月7日,在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之际,上海发起组创刊《共产党》月刊,宣言:“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方法不可。”⑤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16开本,主编李达。到次年7月7日停刊时共出六期。《共产党月刊》以大量篇幅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思想和俄国共产党的情况,帮助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者们提高了对党的性质、纲领、原则的认识,对全国性的统一的共产党的诞生起了思想上的催生作用。
        1920年11月,上海小组拟定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对于经济方面的见解是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对于政治方面的见解是废除政权;对于社会方面的见解是无阶级的社会。“共产主义者的目的”谈道:“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阶级争斗就是打倒资本主义的工具。”在谈到阶级斗争的最近状况时指出,“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结果,使俄罗斯的阶级争斗变作劳农专政的方式。所以在其他国家内的阶级争斗也日见紧迫,他的趋向是向着与俄罗斯的阶级争斗一样的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⑥这一宣言起到了临时党纲的作用,指导了各地的建党实践。上海小组还积极开展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其中,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起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关于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争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还积极投身于组织领导早期工人运动。1920年8月,上海小组创办了面向工人的《劳动界》周刊。李汉俊以《为什么要印这个报》为题做了发刊词,“为什么要印这个报?因为工人在世界上是最苦的。……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了,或者将来要苦得比现在好一点。”辟有国外劳动界、国内劳动界、演说、读者投稿、时事、调查等十个栏目。该刊语言通俗朴素,深受工人喜爱。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各工厂到会约七八十人。杨明斋作为名誉会员发表演说。该会于11月正式成立。出版会刊《机器工人》。12月,上海印刷工会建立,会刊《世友画报》。在北京,当地共产主义小组于11月7日创办《劳动者》周刊,以提高工人觉悟、促进工人团结、推动工人运动发展为宗旨,一改以前“只向智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的偏误。以后,又创办《工人周刊》,辟有工人常识、工人之声等栏目。在武汉,当地党组织发动了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反对资本家加租的罢工。广州小组则出版《劳动者》周刊,创办机器工人夜校等。1921年5月1日,长辛店上千名工人参加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成立了工人俱乐部。
        中共早期组织还积极领导青年运动。1920年8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北京、长沙、广州、武汉等地也纷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9月,上海党组织举办外国语学社,地址渔阳里6号。杨明斋主管教务。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主讲俄文,袁振英、沈雁冰教授英文,李汉俊授法文课,李达讲日文课。学员多时达五六十人,1921年间,先后有二十多位学生被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包括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学社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共早期干部。
        关于党的名称,也由“社会党”转而确定为“共产党”。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对时局的我见》一文中谈及“吾党”,使用“社会党”的名称。后来征询李大钊的意见,确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1921年1月,李大钊撰文指出:“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⑦同年3月,李大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提出在发达的民众运动基础上建立新式政党,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的政党要与各国共产主义者的建党活动相呼应。4月7日,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条件》译文发表在《共产党》第3号,月刊称赞该文献“这正是救济中国人沉痛的无上妙药”,“一是大胆地宣传实行共产的革命,二是断然与黄色的改良派和平主义断绝关系”。
        1921年6月,马林以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记者的身份,作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正式代表,到达上海。马林,出生在荷兰,曾在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从事共产主义活动。1920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时建议将第三国际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提纲翻译成东方语言,在中国和印尼革命者中散发,组织东方的革命者到俄国接受理论教育等。马林一出现,荷兰驻沪领事即向荷兰驻华公使报告“从殖民属地驱逐出境的共产党人斯内夫利特”已乘“英斯布鲁克”号汽轮从新加坡来上海,将于6月初抵沪。同时向上海工部局通告了情况。马林来华,使中共的正式建立,提上了议事日程。
        据李达回忆,会议通知是由他发出的, “6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⑧每位代表附寄路费一百元。
        各地代表陆续到达上海。据谢觉哉6月29日日记,“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召”。其中省略的部分,即“共产主义者”。
        据一大参加者陈潭秋的回忆,“1921年6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薄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九位客人。他们都下榻于这学校的楼上。在学校的楼下,除掉厨子和校役以外谁也没有,因为学生和教员都放了暑假。一个认识的校役则被请为大家每日做饭。另外,他的任务,注意不放一个生人进来。假使不是认识的人向厨子解释,那他会根本不知他们是谁,因为他不懂他们的土话,他们讲的都不是上海话。有的讲湖南话,有的讲湖北话,而有些则讲北京话。”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陌生人,便是中共一大的代表们。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正式召开。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⑨,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代表陈公博,在日本的代表周佛海。包惠僧作为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这是一次荟萃了精英的聚会。李达、李汉俊两位上海代表已发表诸多译著,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传播中贡献突出;在筹备、 召集一大过程中又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先后在北大理科预科、哲学系学习,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刘仁静(1902—1986),湖北应城人,北大学生,读了许多马恩著作,参加一大时年仅19岁,是最年轻的代表。张、刘深受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人,长沙学生运动领袖,新民学会的骨干,时为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在一大召开前,就和蔡和森通信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何叔衡(1876—1935),湖南宁乡人,是毛泽东的同事,他虽出身秀才,却“争盼求新学”,是代表中年龄最大者。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人,武汉中学校长。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毕业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任教武汉中学,兼职湖北女子师范学校,两人均是武汉教育界的激进分子,影响了一批进步学生。王尽美(1898—1925),山东莒县人,五四期间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邓恩铭(1901—1931),贵州荔波人,水族,是一大代表中惟一的少数民族,五四期间就读于济南省立第一中学。王、邓均是山东学生界活跃的领袖人物。陈公博(1892—1946),广东南海人,北大毕业生,在广州主编《广东群报》宣传新文化,名噪一时。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留日学生,通过张东荪与陈独秀相识,参与陈独秀、维经斯基等组织的建党筹备活动。包惠僧(1894—1979),湖北黄冈人,毕业于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曾做新闻记者,受陈独秀影响而投身革命。
        陈独秀没有参加会议,但致函会议建议着重讨论:“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发动群众。政权问题,因本党尚未成立,应俟诸将来,而先尽力于政治上之工作。”李大钊也因校务繁忙,赴会太引人注目而未参加。
        会议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住处进行,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出席了会议。会上,马林在发言中谈到他在爪哇的活动,建议中国同志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的组织。尼科尔斯基(1898—1943)介绍了远东局成立的情况和俄国的状况。会议根据他的建议,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告知代表大会的进程。大会还根据马林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以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这期间没有开会。
        一份俄文档案材料是关于一大的最早的文字叙述:“现在共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党员。代表大会预定六月二十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在内,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主席张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拟定了议事日程,听取了关于各个地方小组的活动及其总的情况的报告。这一共占用了两天时间。这些报告里都提到了以下三点:党员很缺少,必须增加党员,组织工人的方法和进行宣传工作的方法。”⑩
        关于“党员能否得到执行委员会许可做官和做国会议员”问题,代表们产生了分歧。“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了。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例子证明,人们加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把国会制认为是斗争和工作的惟一方式。为了不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共同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进攻,我们不应当参加国会,而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必须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认为“利用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共同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至于谈到我们是否应该做官的问题,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当做部长、省长,一般的不应当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但是,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做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关于加入第三国际问题,李汉俊认为,现在共产主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俄式的,主张专政;一种是德式的,主张民主。应先派遣同志前往各国考察,才能决定是否加入。
        关于对党的基本任务与组织原则的争论,陈潭秋在回忆中谈到,李汉俊“不赞成组织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而主张团结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建立广泛的和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基于同样的观点,他提出党员的条件是不论成分,学生也好,大学教授也好,只要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了解马克思主义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即可入党。至于是否实际参加党的一定组织担负党的一定工作,他认为是不关重要的。当时李达与陈公博拥护李汉俊的观点”。“另一方面是以刘仁静为首的 ‘左派’。他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斗争的目标,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反对任何合法运动,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一般应拒绝其入党。包惠僧是赞成刘仁静的意见”。“大会大多数代表,严厉批评了两方面的错误意见,最后在原则上通过一个基本立场,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党的基本任务,但在过渡阶段的斗争策略上,不但不拒绝而且应当积极组织无产阶级来参加领导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运动。”⑪
        一个意外的插曲中断了会议的进程。7月30日晨,一个陌生人闯入会场,称找社联的王主席。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指示代表们立即休会撤离。除陈公博和房主李汉俊外,代表们即刻转移了。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而两个侦探,也是狰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
        搜查持续了一个多钟头。陈公博因系广东人,普通话不标准,被警官误认为是日本共产党人,详加盘问。对于两个外国人,李汉俊也以是北大的教授、英国人加以搪塞。巡警们“什么都看到,惟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一张无关重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李家同时是新时代丛书社通讯处,出版机构集会商量出版事宜是无可非议的。最后,领头的巡捕不得不对他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⑫
        突遭变故,大会不得不另择地点进行。有人建议到杭州西湖,但也因游人太多而作罢。李达夫人王会悟建议到她的家乡嘉兴南湖。故大会的最后一天转到浙江嘉兴南湖上一只游船上继续⑬。代表们以游湖、打麻将作掩护。
        会议讨论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基本任务,通过了必须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联合第三国际的党的纲领:
        一、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本党纲领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4)联合第三国际。
        党纲还规定:“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在党的组织方面,“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接收新党员的手续规定,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始得被接收入党。在机构建设方面,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经当地委员会书记介绍,可转到另一个地方的委员会。凡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从委员会的委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委员会的党员人数超过五百,或同一地方设有五个委员会时,应由全国代表会议委派十人组成执行委员会。如上述要求不能实现,应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党纲还规定党员除士兵、警察、职员外,如非由于法律的迫使和党的特别允许,不得担任政府的委员或国会议员⑭。
        会议确定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鉴于当时党“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重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
        大会通过了有关决议案。对工人组织、宣传、工人学校、工会研究机构、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作出决议,确定党的中心工作是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在所有工业部门设立工人补习学校,启发他们组织工会的需要。党的宣传工作必须置于中央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管理之下,中央或地方刊物必须由党员直接管理和编辑。应组织工人领袖和党员组成研究劳工运动的机构,教授组织产业工会的方法。在与其他党派关系上,对现存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不与其他党派或社团发生关系。在同第三国际的关系上,党的中央机构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必要时应派特别全权代表驻第三国际远东处⑮。
        代表研究了工作计划。在对待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上有短暂的争论。有人认为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无产阶级应该永远与其他党派进行斗争。另一些人主张与其他党派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
        至于大会是否通过党的宣言,各当事人有不同的回忆。李达回忆宣言的内容说:“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接着说起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宣言最后以 ‘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话结束。”(16)而陈公博则回忆通过宣言时,“内中对于孙先生和徐世昌相提并论,批评得一文不值。这一篇宣言,我根本反对,辩论很久,宣言终于通过了。我直急得跳起来,找佛海、汉俊商议补救的方法,后来到最终会议,才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将来这篇宣言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因此,中共第一次大会的文献,没有宣言……”(17)
        鉴于党员人数少,大会决议暂不设立党的中央委员会,而建立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陈独秀当时尚在广州,故书记职务暂由周佛海代理。大会由张国焘宣布散会,代表们口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而宣告闭幕(18)。
        除与上海发起组有联系的建党活动外,一些激进的青年也在独立酝酿成立类似的组织。中共正式成立后,他们多结束各自的活动,加入了党组织。
        在一大召开的前夕,即1921年7月12日,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发言,谈远东革命运动对世界革命的意义,“只要你们能予中国以一定的关注,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各派革命力量定会给我们以相当援助”。最后,他说:“在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中,中国的极其富饶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人力是将被用来反对无产阶级呢,抑或被无产阶级用来反对资本家,这将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但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却又是由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运动给予多大的关注所决定的。”(19)这是对建党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共产国际之间相互关系的较正确的预言。
        由于中共尚处刚刚成立,不可能对中国革命有着深入成熟的思考,对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也并没有达到直接理性的认识。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确实是划时代的大事。中国革命,从此开始步向新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