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4至5月,直奉两系军阀经过一年多“冷战”,矛盾愈演愈烈,终致干戈相向。双方各动员兵力十余万人,在平汉、津浦路北段长辛店、固安、马厂等地展开激战。奉军落败,直系得以独掌北京政权。
        直奉战争发端于直皖战争后北京政府权力的争夺。
        1920年7月,直奉军阀联合打败皖系,开始形成联合执掌北京政权的局面。北京政府由谁来组阁, 自然成为众目所瞩的焦点。在推荐总理人选的问题上,经过张作霖和曹锟几翻争执,决定总理之职暂由直皖战争前的原总理靳雲鹏继续担任。靳雲鹏属于皖系,是段祺瑞的四大金刚之一,与皖系实力派代表徐树铮矛盾很深。他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也是曹锟的换帖兄弟。在内阁总理人选意见不能一致的时候,奉直两方都觉得由靳组阁自身不会吃亏。于是,靳雲鹏便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适宜人选。
        孰料,靳雲鹏组阁后极力奉行均衡政策,逐渐引起直奉两系的不满。直系军阀认为靳内阁亲奉疏直,多次抨击内阁在分配军费上欠公平。据记载,当时北京和全国各地到处闹穷,军费积欠严重,内阁欠直系军饷平均达半年以上,而欠奉系军饷仅两个月。1921年2月,外蒙第二次宣布独立。北京政府希望张作霖派兵援救库伦,一次划拨奉系军费300万元,而直系同期只领到50万元。直系对此大为不满。在天津召开的各巨头会议上,曹锟的兄弟曹锐竟当面提出要靳“滚蛋”。奉系认为靳内阁亲直,主要集中于升官封爵方面,张作霖企图向长江流域发展势力,力荐儿女亲家张勋任江苏督军,靳雲鹏未予照办,反而任用了曹锟推荐的齐燮元,以后又任命吴佩孚兼任两湖巡阅使,使奉系向南扩张的计划落空。因此,张作霖也认为靳雲鹏靠不住,决心倒阁。
        恰在这时,原北京政府秘书长,亲日派分子梁士诒反复游说于张作霖,以多筹军饷和联络南方合作倒直为条件,请奉系出面倒阁。12月14日,靳内阁集体辞职。张作霖推荐梁士诒组阁,遭到直系反对。梁遂向曹锟表示,组阁后愿意迅速筹发直军的军饷。曹锟信以为真,决定暂由梁干一下试试。12月24日,梁士诒当上了内阁总理。
        梁士诒上台后,公开实行亲奉政策。1922年元旦,根据张作霖的“建议”,下令赦免段芝贵、张树元、曲同丰、陈文运、刘询、魏宗瀚,发交参陆两部及曹锟“随时察看”。吴佩孚对此忿忿不已。1月5日,梁内阁又公然任命新交通系首领、卖国贼曹汝霖为实业专使,并内定另一卖国贼陆宗舆为北京市政督办,准备以北京市政公所财产及建筑物向日本抵借1 000万日元。上述举措说明,北京政府已经完全控制在亲日军阀手里,这是英美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所不能容忍的。
        吴佩孚看到大权旁落,实难甘心,遂抓住梁内阁大搞亲日外交,暗中出卖胶济路权益的时机,密电联络直系的各省督军,发动了一场声讨梁士诒的“电报战”。1月5日,吴佩孚发出歌电,大骂梁“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以后又连发五电指斥梁内阁的卖国行为。瞬时,直系督军齐燮元、萧耀南、冯玉祥、陈光远等紧紧跟随,也连续发出倒梁通电。在唇枪舌战的“电报战”中,山东第一混成旅旅长张克瑶发表了一篇《讨梁士诒檄》,通篇套用《讨武则天檄》,使人读后忍俊不禁。
        吴佩孚等叫骂不休,梁士诒只有求助于奉系。张作霖也苦于无良策,只能以私人名义劝慰梁“安心供职”。梁遂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厚着脸皮“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更激怒了吴佩孚。1月19日,他联络山东、河南、陕西、江苏、湖北、江西六省督军及省长联名上书徐世昌,迫其下令将梁免职。其时,梁士诒的亲日内阁是很难站住脚的。一方面在华盛顿会议上,英美等西方国家占了上风;另方面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浪潮汹涌澎湃,给梁内阁造成巨大的压力。1月20日,吴佩孚授意湖北督军萧耀南召开高级军官紧急会议,部署驱梁及率部北上。23日,梁士诒被迫“请假”,躲到天津。国务总理一职由外交总长颜惠庆暂代。
        张作霖眼看一手扶植的亲奉内阁濒临崩溃,十分恼怒,一面致电徐世昌谴责吴佩孚干涉内阁“破坏纲纪”,一面不断扬言要用武力对付直系,使直奉两系的矛盾更加激化。
        此时,奉系未对直系用兵是由于直系兵力雄厚,奉系有所顾虑,不愿单独作战。张作霖希望借重孙中山的影响,由北伐军首先发动反对直系,皖系起而响应后,他再联络安徽督军张文生、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省长刘镇华等共同动作,使直系陷入重围。奉系凭举手之劳即可取得胜利。奉系与孙中山及皖系的反直三角联盟已经形成,然北伐军受制于陈炯明不能出发,张作霖只能捺住火性以等待时机。
        从直系方面看,曹锟和吴佩孚也极想一战打垮奉系,独霸政坛。然而,曹锟考虑到直皖战争刚结束,马上对奉系用兵,尚无把握取胜。于是一再约束吴佩孚切勿孟浪从事。3月10日,张作霖在帅府庆寿,曹锟派曹锐前往奉天游说。张作霖始终不与他谈“政治问题”。他只得找张的心腹孙烈臣摸底。孙问曹“究竟是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曹锐信誓旦旦地表示决不纵容部下干出对不起亲戚的事情。此后张作霖才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条件:一、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二、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三、梁士诒销假复职,复职后自动下台。曹锐返京后向曹锟作了汇报。曹锟感到张作霖已经下了最后通牒。为了表明对奉张的强硬态度,他向秘书口授一封电报,发给吴佩孚,大意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样办,我就怎样办。”①直奉两系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为了全力对付奉系,吴佩孚在湖南与赵恒惕达成互不相犯之约,在四川唆使熊克武与刘湘相争,使他们无力北进,在山东则重贿督军田中玉,使其保持“中立”,在浙江极力拉拢卢永祥,幻想分化皖奉反直同盟。这时,英美等西方国家多方支持直系。美国公使休士曾当面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大量裁减奉军;英国公使艾斯顿建议不得在京奉路运兵;天津领事团表示反对奉军派兵入津并占领塘沽车站;北京外交团警告不得断绝京汉、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
        4月3日,吴佩孚借祝寿之名,邀集十一省的直系大小军阀五百余人齐集洛阳,商讨对奉作战。与会者发出“拒奉愿归吴佩孚指挥”和“对奉坚持到底”的呼喊。会后,吴佩孚开始调兵遣将,下令所部第三师由宜昌北调;王承斌第二十三师调往保定;张福来第二十四师调往郑州;萧耀南第二十五师由湖北北上;冯玉祥第十一师赴洛阳应援。直系各部不仅扣留了京汉线上的车辆,将部队迅速部署于京汉线上长辛店、保定、石家庄、郑州一带,还强行提取了京汉路收入款项328万元充作军费。
        从4月10日起,奉军以保卫京畿为名,络绎不绝地涌入关内。尔后以军粮城为大本营,分别占领军粮城、马厂、天津、芦台、通州,改名为镇威军,以张作相为关内军总司令。奉军计划分两路进攻。一路沿津浦线抵徐州,会合张文生的新安武军进攻河南;另一路于4月17日进抵京汉线长辛店附近。
        直奉交战之前,照例有一场互相攻讦的宣传战。4月19日,张作霖发表通电,声称其“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凡有害民病国,结党营私,乱政干纪,剽劫国帑者,均视为和平统一之障碍物,愿即执殳前驱,与众共弃”。同日,吴佩孚也发出通电,反唇相讥称“此次梁氏恃有奉张保镖,不惜祸国媚外,而为之保镖者犹不许人民之呼吁,必庇护此祸国殃民之蟊贼,至不惜以兵威相胁迫。推其用心,直以国家为私产,人民为猪仔。诸君代表三千万直人请命,佩孚窃愿代表四万万人请愿也。”②此后,双方攻伐电报不断。
        值得注意的是,奉系在驱兵入关后仍打出“统一、和平”的旗号。4月20日,张作霖首先电请徐世昌主持召开全国统一会议。翌日,浙督卢永祥建议曹张同赴天津,面商撤军。这个建议得到田中玉、齐燮元、何丰林、陈光远、张文生的一致支持。同一天,徐世昌请出张锡銮、赵尔巽、王士珍、王占元、孟恩远、张绍曾提出发起联合调停会议的建议,究其原因,这时各方面的形势都对奉系不利:孙中山的北伐受到陈炯明阻挠,已经回到广州;海军总司令蒋拯在上海表示支持直系,牵制了卢永祥,使反直“三角同盟”形同虚设。再加上冯玉祥的军队迅速开往河南,使原来准备内应的赵倜也不敢行动。所以,奉军虽已大批入关,但原设想的先发制人,继而四方响应的策略成为泡影。而徐世昌也很清楚,直奉战争无论谁胜谁败,都会危及其地位,所以也千方百计地企图把局势和缓下来。
        但是,利在速战的吴佩孚不肯终止这场战争。直系方面提出,如果召开统一会议,奉军必须撤出关外,否则“公论将为武力所指挥”。25日,吴佩孚与直系将领联名发表《张作霖十大罪状》的通电,声称:“作霖不死,大盗不止。佩孚等既负剿匪之责,应尽锄奸之义。”③随后,吴佩孚动身赴前线督战,下令各路军队由琉璃河、固安、永清分三路同时进兵:第一路沿京汉路和正定前进,迎击长辛店一路的奉军,以京津为目的地;第二路侧重陇海路,联络江苏的兵力,以防安徽马联甲的旧部和浙江卢永祥的袭击,同时分一支沿津浦路北上,和东路张国溶联络,攻击奉军的根据地;第三路是冯玉祥部队和陕军,集中郑洛一带,坚定根据地,并为各方接应。28日,张作霖也通电宣战,并赶赴军粮城, 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下令分兵迎敌。29日,直奉战争爆发。
        战争爆发时,奉军总司令部设军粮城。东路军总司令张作相驻落垡,所属有张作相自兼师长的第二十七师及骑兵集团司令许兰洲、张作霖的卫队旅旅长张学良等部,开战前该路奉军缩短防线撤回马厂以北。西路军总司令张景惠驻长辛店,所属有张景惠自兼师长的第一师及第十六师师长邹芬、第五混成旅旅长齐占九等部。奉军全部约12.5万人。直军总司令部设涿州,悉由吴佩孚发号施令,西路是吴佩孚的第三师驻琉璃河,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驻固安;东路是张国溶的第二十六师,以及后来加入的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均在马厂。直军全部约10余万人。从兵力和装备看,奉军优于直军。直军约需三分之一以上军队巩固后方,在前线作战人数几乎是奉军的一半。在重武器上,直军只有大炮100门、机关枪100挺,而奉军有大炮150门,机关枪200挺。直军虽有飞机助战,但未发挥作用。吴佩孚曾命令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调动海筹、海容两舰驶赴秦皇岛,江利、江元、楚同、楚谦四舰驶赴大沽口威胁奉军的后方,亦因《辛丑条约》不许中国在京奉路和沿海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所限,未能发挥作用。可是,奉军由“绿林”起家,素质甚差,平时又缺乏训练,混战之初并未显现优势。
        直奉战争东路在津浦线,西路沿京汉线及其以东地区进行。29日前,两军在前线已经有零星接触,枪炮声时断时续,双方正式交火后,奉军猛攻,直军坚守,整个战争在长辛店、固安和马厂展开,尤其长辛店和琉璃河之间的炮火激烈。在北京就可以听到长辛店传来的隆隆炮声,不少外国人前往战地观战。徐世昌除命令各省切实保护外侨外,还下了一道责成双方军队停止攻击、迅速撤兵、听候查办的命令,当然不会受到奉直双方的理睬。两军在战斗中屡进屡退,伤亡无算。奉军集中炮火猛轰直军阵地,吴佩孚则严令直军坚守以疲奉军。
        从4月29日至5月3日,交战双方都捏造战报吹嘘胜利。张作霖俨然以战胜者自居,每天都发表告捷文电。直军则随心所欲地发布号外,称北京政府已将张作霖免职,派张锡銮为东三省巡阅使,冯德麟为奉天省督军。
        战争很快在西线出现了转折。开始,奉军攻势稍强,双方阵势互相绞扭。4月30日,吴佩孚亲往西线督战,派出大批侦探了解奉军的布防情况,发现奉军弱点后遂变更战略,制定了由炮队掩护步兵,进行侧面攻击,同时急调部队配合攻击迂回包抄的计划。5月3日,奉军再次发动进攻。张景惠忘却了张作霖半攻半守的命令,一齐向直军阵地前进。当晚,吴佩孚率大队直攻奉军正面,另派数千精兵绕道突袭奉军后方。4日,直军径扑卢沟桥。奉军腹背受敌,炮弹又告罄,以致前线军心不稳,第十六师停止战斗。奉军第十六师原系已故直系首领冯国璋的旧部,师长王廷祯被奉系赶走,改派邹芬继任。奉系把该师摆在前线攻打直军,正如直皖战争中皖系将原直系第十五师摆在前线一样,遇上适当机会就会倒戈。5日,直军增援之张锡元旅加入战争,直冲丰台。奉军抵挡不住,仓促由丰台撤出,长辛店遂落入直军之手,退往北京的奉军大部被包围缴械,直军进袭奉军东路军司令部所在地落垡。中路奉军闻知长辛店失守,也无心恋战,纷纷退往天津。
        奉军西路兵溃之日,正当直军东路大受重创之时。与直军对阵者为张学良之第二梯队。其兵力共三个旅和一个骑兵营。直军以第三师之一旅一营、第二十三师全部、骑兵一个团压迫张学良部。吴佩孚对部下说,我们痛击张学良,是为打孩娘出来,看张作霖来否?他乘汽车亲赴信安镇督战。5月1日,张部西进迎战。双方骑兵在煎茶铺相遇,小有冲突。吴之大队旋至。张以一旅抵敌,另分两旅在左右形成包围之势。吴军也以包围法迎战,两军阵势若弓形,反复纠结,各不相让,嗣以吴军人众,到者增多。张军三面被围,两名团长受伤,其位于唐家铺的司令部也遭吴军偷袭。张学良登上屋顶,从容指挥反击,并谓部下称我死于此亦不复动。众人以主将不去,坚韧支持,击退来袭者。次晨大风,阵势无甚变动。午后,吴军由信安西南之田家田前地。奉军连发巨炮,屡进屡击,毙死吴军千余。张学良认为吴军必于胜芳和崔庄之间进行反攻,遂乘夜以两旅伏于唐家铺左右。第二天拂晓,吴军果然由胜芳突进,至唐儿里遭到伏击。吴军被冲断,退守胜芳、崔庄。其在信安西北之部不敢取道田口增援胜芳,便在张庄发动攻势。奉军分出围困胜芳之兵,击溃张庄附近吴军,仍回攻胜芳。4日晨,攻陷胜芳和崔庄,将吴军在信安以南者扫除净尽。后吴军又约有一团来援,也被击败。是役,奉军所获吴军之炮及炮弹甚多,即以还击吴军,毙其旅长一名。吴佩孚大怒,下令得奉军一炮者赏两千元,终不可得。作战以军旗为无上要品,故兵家以失旗为大辱,而张军竟夺吴军四面大旗,俘其官兵数百名。吴军驱使乡民挖壕等役,死者无算,临阵又用机关枪督战,退者立毙,并称奉军于降者皆铡死,故其兵士不敢退也不敢降,而吴军伤亡之多亦由此。张军六名团长有五人负伤,可知此战之激烈④。
        奉军东路大胜,然为西路和中路所牵制。张作霖曾赴落垡督战,以挽救颓势,见大势已去,恐直军断其后路,将进退失据,便仓皇退回天津,下令总退却。
        奉军先退至军粮城,再退至滦州。张作霖退往关外时,特将张景惠留在北京“待罪”,还电劝曹锟“勿为已甚”。实际上,北京政府根本不敢问他的罪。5月5日,徐世昌下令“奉军即日撤出关外,直军退回原防,均应听候中央命令解决”。为了讨好战胜者,北京政府将叶恭绰、梁士诒、张弧三人列为战争祸首加以通缉。
        直奉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据记载其惨象是满目疮痍,赤地千里。“就战地而观察之,枕骸在野,流亡无归,田畴已荒,室庐为虚矣。就红会病院而观察之,断胫折脰,焦头烂额者,方呻吟宛转,有求死不得之惨矣。此蚩蚩者,果何辜而致此耶。”⑤
        奉军大部败退出关后,在英美总领事的赞许下,奉天的英国传教士德康脱尔和杨克,奉天青年会干事、美国人普赖德,开滦矿务局总办、美国人聂赛等赶到保定,力劝曹锟举行直奉双方停战谈判。吴佩孚综观时局也感到东三省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如果继续进兵关外,必然引起日本干涉,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于是,他把对奉问题交给第二十三师师长、奉天人王承斌处理。而王承斌也无出关追敌的勇气。
        6月中旬,直奉两军代表在秦皇岛海面的英国“克尔留”号军舰上,签订了停战条约,规定以山海关为两军的界线,奉军全部撤到关外,直军除酌留一部驻防山海关,大都撤回原防。张作霖就任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以孙烈臣、吴俊升为副司令,发表“闭关自治”宣言,对北京政府仍然保持独立的姿态。至此,直奉战争以奉系军阀暂时被逐出北京政权,败退东北而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