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政府”本系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在吴佩孚支持下,由鼓吹“好人政府主义”的王宠惠等人组织的一届民国内阁。由于直系军阀内部的斗争,仅“浮”起七十二天即告“沉没”,“好人”们成为了封建军人们的牺牲品,同时也再次证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根本行不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时无暇东顾的英、美等列强势力重返中国,英日、美日在中国的争夺趋于尖锐。为了打破日本独占中国市场的格局,1921年11月至次年2月,美国操纵召开了华盛顿会议,签订了《九国公约》。在所谓“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的名义下,规定了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的原则,实际上造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协同侵略、共同支配中国的局面。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北洋军阀的有力派系也加紧了相互间的争夺,战争连年不断,使中国政局陷入了极度的混乱。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结果皖系兵败,段祺瑞政府倒台。1922年4月,直奉两系军阀为争夺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权而兵戎相见,结果奉系张作霖被打回了东北,形成了“直系即中央”的政治格局。
        但直系军阀内部早就不是统一的。至曹锟时代的直系中又分出保派(曹锟,常驻保定)和洛派(吴佩孚,常驻洛阳);保派中又有保派和津派之分,而洛派中也有冯玉祥派和孙传芳派之别;此外,还有依附于直系的宁派(江苏督军齐燮元)。因派别之间的利益不同,政治主张也常不一致。但就军事实力而论,当时最强者为吴佩孚。
        1922年5月10日,直系战胜奉系后,吴佩孚从天津回到保定,参加“恢复法统”会议。曹锟左右主张实行政变,赶走徐世昌,以便曹锟立即上台当总统;吴佩孚则主张采取“恢复法统”的办法先统一中国,然后利用国会选举曹锟为总统。是时,中国北有徐世昌、南有孙中山两个总统,为将其二人一同去掉,吴佩孚乃想出“法统重光”、“恢复法统”的办法,即恢复1916年的旧国会。如此,南北两个总统均为非法,都应下台;再抬出黎元洪来过渡,然后创造条件,选举曹锟为名正言顺的总统。他还对曹锟表示:“生我者父母,用我者曹使,苟有二心,神明殛之。”于是得到了曹锟的同意,暂从“子玉之计”。
        国人对这一期间各派军阀的频繁开战,争斗不已,社会混乱早已极为不满。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或政党为改变这种局面,纷纷提出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希图为中国的出路开出“疗救的药方”。在丁文江的倡议下,胡适、高一涵、王宠惠、罗文干、朱经农、张慰慈、王征等自命为“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人也结成团体,研究政治,讨论社会,并于1922年的5月7日创办了《努力》周报。在他们这些主张改良主义的英美派留学生看来,曾反对安福系亲日卖国,五四运动时支持过学生运动的吴佩孚有别于其他军阀,是可以扭转时局的人。因此寄希望于通过吴佩孚的努力,实现南北统一,在北京组成一个有“好人”参政的政府。这样,便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改变中国分裂的政治现状,由大乱走向大治。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胡适撰写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写作中他觉得“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便于5月11日夜脱稿时,“打电话与守常(即李大钊)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即蔡元培)家会议,邀几个‘好人’加入”。结果大家对文稿“略有讨论,修改了几处”,便都同意列名①。5月14日,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行知、王伯秋、梁漱溟、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征、丁文江、胡适等十六人(其中多为北京大学教员)联合署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在《努力》周报第二期上正式发表,公开提出了“好人政府主义”的主张。
        胡适等人指出:“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地公议‘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个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所谓的“好政府”,一方面“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为此,他们提出政治改革的三项基本要求,即“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府”。
        关于政治改革的具体主张,胡适等人提出以下六项:(一)早日召开南北和平会议;(二)以旧国会、制定宪法等项为南北议和的条件; (三)裁兵; (四)裁官; (五)改良选举制度;(六)公开财政。这些主张如何实现呢?他们认为:“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由这样的“好人”组成“好政府”。他们还指出:民国初年的新气象是由于“国中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的效果”,而民国五六年以来“国家破产丢脸到这般田地”,是因为“好人袖手看着”造成的,故此号召“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
        胡适等人把中国政局败坏的原因归之为“好人自命清高”,不肯出来当政;把解决问题的出路放在“好人”掌权、制定宪法、恢复国会和裁兵、裁官等方面,表现出在政治上的幼稚。其实质是在不触动封建军阀政权前提下的一种改良,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软弱的政治要求。
        胡适等人的好人政府主义,对于玩弄“恢复法统”骗局的直系军阀来说是大有用处的,正好被其用来装饰门面。果然,《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后,曹、吴“恢复法统”的步伐明显加快。5月15日,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率部下通电响应吴佩孚的呼吁,称“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后防,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法,共选副座”。19日,曹锟、吴佩孚与直系各督联名通电,征求民意。24日,民六国会参议院议员王家襄等26人,众议院议员吴景濂等42人在天津举行临时会议,而后通电全国,依法自行集会。28日,曹锟、吴佩孚复电赞成恢复旧国会。孙传芳立即呼应,明确提出请南北两总统同时退位。翌日,江苏督军齐燮元径自打电报给徐世昌,促其下野。在直系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徐世昌无奈于5月31日通电表态:“斡旋运数,挽济危亡,本系鄙人初恋。鄙人力不能群贤协谋以成其意,更属求之而不得之举。一有合宜办法,便当束身而退,决无希恋。”
        1922年6月1日,以王家襄、吴景濂等为首的一百五十余名民六国会议员在天津开会,通电全国,即日行使职权,取消南北两政府,另组合法政府。翌日,徐世昌宣布辞职,下令由国务院摄行职务。曹锟、吴佩孚领衔联合十省区的督军、省长,通电“恭迎我黎元洪大总统依法复职”。初时,黎元洪尚半推半就,表示“倘无统一及裁兵之保证,决不贸然复职”。章太炎亦从上海致函,劝其“杜门高枕,偃仰三月,以待时之岁”,告诫他谨慎从事,免受曹、吴的耍弄。吴佩孚则通过金永炎告之:“时机稍纵即逝,此时若再讨价还价,即我亦无能为力。”黎周围的政客也百般怂恿。在此情况下,黎元洪乃于6月11日发表通电:“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候国会开会,听候解决。”稍后,孙中山亦在陈炯明的逼迫下离粤赴沪,南北总统问题宣告解决,曹、吴之目的初步实现。6月13日,黎元洪下令撤销1917年6月的解散国会令。同时,在津的民六国会议员移北京集会。6月16日,参众两院呈达大总统,声明本年8月1日继续开会。陈炯明发动叛乱后,护法议员也离粤赴沪,组“法统维持会”留沪,另有部分议员主张赴京集会并陆续北上。故北京国会得有半数议员报到,遂如期正式开会,继续第一届国会第二次常会,是为旧国会的第二次恢复。一时之间,仿佛中华民国真的又“法统重光”了。
        其实,中华民国的政权掌握在封建军阀手中,又焉能会有资产阶级属性的“法统重光”。曹锟要恢复法统,目的全在于自己当总统,这本是吴佩孚所赞同的。但吴的考虑是要利用法统做工具,先统一南方,再拥曹上台;而曹则以取得总统为惟一目标,南方的统一与否置于其次。彼此的意图未免有缓急之别,各自的左右也随这分为两派,从而使津保派和洛派间的界限愈见清晰。
        黎元洪入京就职后,局势并不稳定。督废不了,兵裁不成,内阁却似走马灯般地变换。黎复位之初,想以伍廷芳为国务总理,因直系反对,暂命颜惠庆署理国务总理组织内阁。由于所定阁员大多不肯出任,一月后又请王宠惠代理。8月,国会开会后,黎元洪请唐绍仪组阁,仍为吴佩孚所不容,反提出与孙中山接近的王宠惠组阁的主张。吴佩孚认为,由好人政府主义的鼓吹者出面组阁,再容纳几个“好人”入阁,既可装璜门面,捞取政治资本,又能通过亲信控制内阁,且还可以利用王宠惠,结好孙中山,达到打击黎元洪、张作霖和段祺瑞等人的目的。黎元洪手无兵权,只得听从吴佩孚摆布。经过一番周折,解除了唐内阁。9月19日,王宠惠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出任国务总理并正式组阁,成员如下:
        外交总长 顾维钧 财政总长 罗文干 司法总长 徐谦 教育总长 汤尔和 内务总长 孙丹林 海军总长 李鼎新 陆军总长 张绍曾 交通总长 高洪恩 农商总长 高凌霨
        以上阁员之中,吴佩孚的嫡系多居要职,故有“洛派内阁”之称;又因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均署名《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系鼓吹“好人政府主义”的“好人”,且与顾维钧皆为亦学亦仕的英美派人物,不属于国内派,故又有人称这届内阁为“好人内阁”或“好人政府”。而事实上,王宠惠等“好人”和“好人政府”都不过是吴佩孚掌中的工具。
        吴佩孚牵制内阁,令曹锟十分不悦;加之“好人政府”倾向吴佩孚,向洛派提供的军费远远超过保派,更使矛盾激化,倒阁运动随之兴起。先是保派的王承斌、齐燮元、田中玉等人在曹锟的指使下联名反吴,稍后又有旨在倒阁的“罗案”发生,“好人政府”刹时内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1月18日,受保派怂恿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张伯烈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时有受贿之事,要求黎元洪将其逮捕,送交地方检察厅审办。是谓“罗案”。
        罗文干本系清末留英学生,获有牛津大学硕士学位,经王宠惠邀请入阁主政。接印时,北京政府“财政涸竭”、“库空如洗”,已到了罗掘具穷的地步。为解燃眉之急,罗文干自认为有吴佩孚的支持,乃孤注一掷,签订了奥国借款展期合同。内阁可从中得到60万元,以10万元充中央政务费,50万元平分给津、保、洛派。为免节外生枝,采取了不交国会讨论和不经总理批准的快捷办法签字。此举不仅令曹锟恼火,同时也引起了国会的不满,故有“罗案”之发生。可怜一介书生罗文干,不知不觉中陷入曹、吴失欢、直系分裂的政治漩涡,成了封建军阀的牺牲品。
        11月19日,府院召开联席会议,众阁员感喟总统违法,黎也答应放人并拟令交法院办理。但吴景濂、张伯烈又率多名议员阻止黎元洪署印。20日,吴佩孚电责黎元洪非法捕罗,“政事荒谬离奇,实所少见,罗案手续殊属不成事体”③。曹锟立即反击,于23日发表通电,“历数罗文干私签承认粤债合同罪状,为国会扬声援,务请将罗案彻底查办治罪,以为卖国者戒!”④曹锟之电实属一箭双雕,一面可以见好国会,为今后谋选总统做准备;一面又可以改组内阁,以便乘势将其私人推出组阁,并将阁中内务、财政、交通等重要部门攫为己有。此电一出,早已不满吴氏专权的直系诸将群起通电,纷纷表示了背吴拥曹的明确态度。诸如齐燮元、张锡元、蔡成勋、杜锡珪、熊炳奇、萧耀南、冯玉祥等,甚至连吴素来倚重的把兄弟张福来也表示“只知服从大帅(指曹锟),拥护大帅而不知其他”。直系津保派与洛派裂痕显形。
        团结直系,利用法统,实现统一,本是吴佩孚的“宏愿”。而今“罗案”发生,直系内讧,大局破坏,竟致众叛亲离。在此形势下,吴佩孚只得让步,于24日通电表示对“罗案”毫无成见,对曹锟始终服从,对元首始终拥护。王宠惠的“好人内阁”失去了军人吴佩孚的支持,顿时失去了靠山,立即垮台。11月25日,王宠惠宣布辞职。29日,汪大燮署理阁务。“好人政府”仅存七十余天即告夭折。
        “好人内阁”的垮台,标志着好人政府主义的彻底破产;而“好人政府”的浮沉,则充分证明在封建军阀的统治之下,任何改良主义都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