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新旧交锋中,国故是封建复古派、国粹派的最后堡垒。胡适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并尝试以此建立新文化,是新文化运动建设事业的一部分。
        最早提出要用科学的精神对待国故的是《新潮》杂志社。不过,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新思潮的输入,整理国故没有什么益处。
        胡适最初谈论国故的时候,主要视其为学术问题。1919年8月16日,胡适在答毛子水的信中,初步阐述了他关于研究国故的基本看法。他提出研究国故的学术性和运用科学方法的必要。他在信中指出:“国故学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若说是‘应时势之需’,便是古人‘通经而致治平’的梦想了。”对于毛主张的“世界所有的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有许多”,胡适认为“太偏了”,他强调学术的非功利性,“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当存一个 ‘为真理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 ‘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在同一信中,胡适还谈到,清代汉学家在国故学上的成就,“正因为他们用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含科学的方法。……我们若能用自觉的科学方法加上许多防弊的法子,用来研究国故,将来的成绩一定更大了。”①
        旋即,胡适即将国故提高到文化建设的层次。11月,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他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口号,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整理国故就是要“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②。他提出的口号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其目的在于“我们的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也就是说,胡适整理国故,是为再造文明的目的服务的。胡适还提出要分清国粹与国渣,“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功夫。”③所谓评判的态度,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1920年暑假,在南京讲学期间,胡适讲了《研究国故的方法》。他提出四个方法:“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和“整理”。“历史的观念”就是“把旧书当作历史看,知他好到什么地步,或坏到什么地步,这是研究国故方法的起点。”“疑古的态度”即“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至于系统的研究则要“无论研究什么书籍,都要寻出他的脉络,研究他的系统,须从历史方面着手,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等里边去寻出系统来”。“整理的目的,就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条件,可从形式内容两方面讲:(1)形式方面:加上标点符号,替他们分开段落来。(2)内容方面:加上新的注解,折中旧有的注解。并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的历史和价值。”“国故的研究,于教育上实有很大的需要。我们虽不能做创造者,我们亦当做运输人。”④
        他提倡在古史研究中的疑古精神。1921年1月他致书顾颉刚说:“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了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发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⑤1923年胡适编的《读书杂志》发表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对中国古史的怀疑,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黄帝、尧、舜、禹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靠不住。顾的观点引起了历时九个月的有关古史的讨论。胡适肯定了顾的怀疑态度,称赞为“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并将其归纳为“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尧舜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这个方法的实验品。”⑥顾将自己在古史辨伪上的贡献归因于胡适的影响:“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快速。”⑦
        至于如何整理国故呢,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是寻出每种学术思想的前因后果,第三步是用科学的方法做精确的考证,弄清古人的真意义;第四步是综合,“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1923年1月,北大《国学季刊》创刊,胡适担任编辑委员会的主任。该刊采用横排,新式标点,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把过去三百年的国学研究的成就归为三项:版本学、训诂学、校勘学的“有系统的古籍整理”,发现和翻刻古书,考古。但有其研究范围太达狭窄、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缺少参考比较的材料等严重缺点。他批评近三百年来国故研究“研究范围太狭窄”、“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这样近三百年来,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标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提出复兴与提倡国学研究的三条主张:
        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不管经史子集,佛藏道藏,古诗词与俗歌俚语、古文与通俗小说,都一视同仁,都在研究之列。
        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采用现代的治学方法如编索引、汇集研究所得,作系统总结的结账式整理、做诸如语言文字史、文学史、经济史等专史性整理等。
        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如借鉴西方学者语言学、音韵学的成果研究中国文字等。
        胡适还开列了一个“理想中的国学研究”的系统:“中国文化史: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⑧
        自从胡适号召整理国故后,整理国故蔚然成风。中国传统小说、古代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1923年3月,胡适又给几位将往国外留学的青年学生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多达158种,上千册书。《书目》先刊于《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后又载于1923年3月4日《读书杂志》第7期,1923年6月24日至26日又载于《晨报副镌》,同年常州新群书社又将该书目与梁启超的书目合出单行本,可见《书目》影响之广。《书目》所列之书范围极广,经学小学方面,包括汉、魏、唐、宋、明、清各代名家著述;理学方面有宋、元、明、清学案及程、朱等人的专集;子学方面列二十二子及其注解;佛典方面有《华严》、《法华》诸经;文学方面包含列代名人诗文专集及宋元以来词曲小说等。胡适还说:“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到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胡适还把这个书目当作“历史的国学研究法”的“法门”,“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⑨。
        与胡适不同的是,鲁迅在应《京报副刊》的要求开列青年必读书时,表示“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他肯定“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认为:“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⑩
        由于胡适这样的新文化领袖的倡导,国故一度泛滥起来。“整理国故的流风,近来也几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色彩了。国内人士上而名人教授,下而中小学生,大都以整理相号召,甚至有连字句也不能圈断的人,也公然在堂堂皇皇地发表著作。”⑪
        新知识界不乏赞同整理国故者。郑振铎提出,“我主张在新文学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在创新的同时,应“把金石从许多瓦砾堆里搜寻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他认为“整理国故的新精神”应是“无征不信”,“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前人未开发的文学园地”(12)。周作人也提倡“研究本国的古文学”。
        吴稚晖反对整理国故,他说:“现今鼓吹成一个枯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成仿吾提出:“假使国粹派称新文化运动为清谈,我们当称这种国学运动为清谈中之清谈,遗害更加百倍的清谈。”他认为有三种人从事国学运动:“学者名人而所学有限,乃不得不据国学为孤城者”;“老儒宿学及除国学外别无能事乃乘机倡和者”;“盲从派”。在成仿吾看来,这些人都没有科学的素养,纵然拼命研究,不过增加一些无益的考据,对于国学的研究,也无何等的益处,“切愿他们不再勾诱青年学子去狂舔这数千年的枯骨”(13)。
        郭沫若对吴、成的态度都不大赞成,他认为:“只徒笼统地排斥国学,排斥国学研究者,这与笼统地宣传国学,劝人做国学研究者所犯的弊病是同一样的,同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而侵犯了他人的良心了。”但他也说:“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评估,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从新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也何曾抵挡得住杜甫韩退之的一诗一文在我们的文化史上有积极的创造呢?”(14)
        茅盾把整理国故视为文学界“进一步退两步”,“忽然多数做白话文的朋友跟了几个专家的脚跟,埋头在故纸堆中,做他们的所谓‘整理国故’,结果是上比专家则不足,国故并未能因多数人趋时的‘整理’而得了头绪,社会上却引起了‘乱翻古书’的流行病,攘多了专家的所事,放弃了自己眼前做而且必须做的事情。”“我也知道‘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但是当白话文尚未在全社会内成为一类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十分顽固,发誓不看古书,我们要狂妄地说,古书对于我们无用,所以我们无须学习看古书的工具——文言文。”⑮
        陈独秀认为称“国故”或“中国学”尚可,而不可称为“国学”。“因为国故与中国学,都只表示历史材料的意思,而‘国学’便含有特别一种学问的意思。学问无国界, ‘国学’不但不成个名词,而且有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还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如适之、行严辛辛苦苦的研究墨经与名学,所得仍为西洋逻辑所有,真是何苦!)后者更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了!”⑯
        鲁迅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而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它。”⑰
        李茂生责“国故大家”:“你们害人真不浅!你们之害,不亚于洪水猛兽!我希望你们的隐灭,像魔怪的倏尔消形一样!”呼吁“国故大家休矣,你们安安静静做着你们的事罢,不要再向青年们乃至社会上提倡了!”⑱提出要“治国故”而不要“骂国故”、“爱国故”、“奉国故”、“吃国故”。
        除在理论上整理国故外,胡适还在实践上从事整理国故,并作出丰硕的成果。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他整理国故的心得。也就是他所提倡的对国学做专门史的研究。在这一著作里,儒学与其他流派放到同等的地位。蔡元培在序文中称赞胡适这本论著体现的“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⑲,这是他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
        胡适用历史演进法考证小说。他认为,中国传统小说分两类,一类是由历史逐渐演变出来的小说,以《水浒传》为代表。一类是创造的小说,以《红楼梦》为代表。他的《水浒传考证》,认为《水浒传》是南宋末年到明朝中叶“梁山泊故事”的结晶。他用这种历史演进法考证《三国志》、《西游记》、《三侠五义》,也获得成功。他将这些小说的形成比喻为“滚雪球”:“我们看这一故事在九百年中变迁沿革的历史,可以得一个很好的教训。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枝,便像个样子了。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经过评话家的敷演,经过戏曲家的剪裁结构,经过小说家的修饰,这个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变面目,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20)。他考证这些小说时上溯到元代相应的戏曲剧目,指出这些小说有几百年的衍变史。
        他打破“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开创“新红学”,将《红楼梦》研究引上正轨。他考证作者曹雪芹的生平与家世,得知其名霑,是曹寅之孙,生于富贵,殁于穷潦,得出《红楼梦》是“自叙传”的结论,完成《红楼梦考证》一书,指出:“《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21)对《红楼梦》的版本,胡适也有研究,他发现最早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并运用其材料写出《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胡适称赞高鹗所写的后四十回以大悲剧结局,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
        胡适还考证了《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生平,为吴作了一部年谱,出版了经过整理的版本。二三十年代,他为《水浒传》、《水浒后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志演义》、《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镜花缘》、《海上花列传》、《醒世姻缘传》等十多部古典小说写了约三十万字的考证文章。继小说考证后,胡适养成了“考据癖”。他根据可靠的版本与材料,考订书著作者及其事迹家世,著书时代,版本及其来历,同时抛弃穿凿附会的证据,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他还勇于抛弃一切成见,包括前人“遗传的成见”,和“主观的我见”。1928年6月,胡适出版《白话文学史》,考察中国白话文学的发展。
        至于陈独秀批评他挤香水,胡适辩解道:“我们说整理国故,并不存挤香水之念;挤香水即是保存国粹了。我们要整理国故,只是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只是直叙事实而已,粪土与香水,皆是事实,皆在被整理之列。……如斯而已,更不想求得国粹来夸炫于世界也。”㉒在致钱玄同的信中,他将整理国故视为治疗思想界膏肓之病的“泻”法,“‘法宜补泻兼用’:补者何?尽量输入科学的知识、方法、思想。泻者何?整理国故,使人明了古文化不过如此”㉓。
        国故热过头,胡适也有所反思。1928年9月,胡适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向少年朋友们提出警告。在他看来,中国学者跳不出故纸堆的范围,只是纸上功夫,“三百年的学术也只不过是文字的学术,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是故纸堆的火焰而已!”而西洋学者用望远镜观天气,用显微镜看细菌,走上了自然科学的大道。他提醒:“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三百年的第一流的聪明才智销磨在这里,还没有什么好成绩。我们应该换条路走走了。等你们在科学试验室里有了好成绩,然后拿出你们的余力,回来整理我们的国故,那时候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汀,有何难哉!”(24)他“披肝沥胆”地向人们告白说:他之所以要“整理国故”,是因为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发现的种种病菌”。因而他要“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胡适认为这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就是“捉妖”和“打鬼”,“可以解放人心”(25)。
        1928年11月,有人发起成立“中国学会”,邀请胡适加入发起人之列。胡适表示,“我不认为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26)他虽然强调的是为学术而作工夫,但实际上不和发扬民族精神同道。
        1930年11月,在总结他自己的思想时,对于为什么提倡整理国故的问题,胡适说:“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谬说。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我为什么要替《水浒传》作五万字的考证?我为什么要替庐山一个塔作四千字的考证?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肯疑问‘佛陀耶舍究竟到过庐山没有’的人,方才肯疑问‘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27)
        这导致胡适在整理国故时的矛盾性,在具体实践上,他太爱国故了,水经注可以整理二十年,神会和尚可以研究大半生,整理国故的时候不免反被国故整理。而在文化观上,他不免因其全盘西化的主张,对国故怀有虚无主义的态度,连“香水”也不肯挤,“古文化不过如此”,不肯承认优秀的文化传统对发扬民族感情的作用。但在中间层次的方法论上,胡适却是把现代西方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古老的传统文化的阵地,引起的是“范式性”的革命。这是胡适对“整理国故”最大的影响。
        至于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本身,有的研究者也认为“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进步意义”,“因为它不仅表明一部分知识分子已认识到新文化建设既要 ‘盗火’——引进并传播新文明,又要 ‘理水’——清理传统文化,而且表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正趋于科学化,不是简单全盘否定,而是整理、分析,然后评判、扬弃”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