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强环伺的民族危机中,中国卷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方面的胜利使中国成为战胜国。巴黎和会开幕的时候,人们充满着欣喜、热望与幻想,以为中国可以一雪数年来外交失败的耻辱, 自此在国际间立足。“公理战胜,强权失败。”这是人们对大战的评语,也是人们对和会的期许。巴黎和会最先引起上层知识界及社会名流要人的重视。1919年2月16日,张謇、熊希龄、范源濂、林长民、王宠惠、庄蕴宽等发起国民外交协会,旨在对外发表公正民意,为外交上之援助。协会还致电在法国的梁启超,请其作为代表向巴黎和会请愿。
        然而,中国所提出的废弃势力范围、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关税自主、取消二十一条等,被和会以超出议题范围拒绝,而仅将山东问题提交会议讨论。对中国而言,巴黎和会的中心问题是山东问题。山东人民对此表现出了特别的关切。4月20日,十万山东民众在济南召开国民请愿大会,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要求把中国从卖国贼卖国的危机中解救出来。
        但是,巴黎和会讨论的结果,竟是拒绝了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正当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民国外交史上第一次重大失败,导致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5月1日,上海《大陆报》刊登了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5月2日,《晨报》以《山东竟如是断送耶》为题,披露了梁启超的电文,“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并在头条位置刊登了林长民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呼吁:“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①同时,北大学生也从校长蔡元培处得知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
        5月3日下午,国民外交协会开会决定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如巴黎和会不能同意中国政府的主张,则请政府撤回专使。同日晚,北大上千名学生和其他十几个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北大法科大礼堂集会,商定出办法四条: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四、决定次日举行学界示威。学生们演说时激昂慷慨,有的甚至声泪俱下。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咬破中指,裂断衣襟,写下血书“还我青岛”。其他学校也有类似的集会。少数激进学生还相约对卖国贼采取激烈的手段。轰轰烈烈的五四学生运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4日上午,各校学生代表又在法政专门学校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议,议决:一、拍电国内外;二、唤醒各地国人;三、预备七日的国民大会;四、组织北京学生对外的永久机关;五、本日下午游行示威,路线由天安门经东交民巷美、英、法、意四国使馆,转入崇文门大街②。
        下午一时许,学生们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聚集。先行到达的有高师、汇文等校的学生。天安门桥南,一长方白布上书写着“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悖余孽死有头”,“北京学界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随风飘舞,格外引人注目。其他还有一些白旗,分别写着“取消二十一款”、“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勿作五分钟爱国心”、 “争回青岛方罢休”、 “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头可断青岛不可失”、“中国宣告死刑了”等。各校学生相继到达广场,最后到的是北大学生,总人数达两三千人。
        在队伍集合过程中,也有学生分发传单。其中一份为诸家报刊广为报道的传单: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③
        游行刚开始时,学生们神态严肃、心情悲愤,队伍整齐而沉默。但在行进中,情绪转而激昂,开始高呼口号。队伍由天安门出中华门,行至东交民巷西口。这里是各国公使馆的所在地,“使馆界巡警不放行。先是打电话给美、英、法三国使署,他们都说很欢迎的。到西口的时节,美国兵营的军官也放行了,并且还要让我们从美兵营和美使馆的里[面]经过。只有巡捕房坚不让走,大家只好在美使署前连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四声……”④学生们举罗家伦、许德珩、狄福鼎等为代表,向美国公使递交《陈词》,内容为:“吾人闻和平会议传来消息,关于吾中国与日本,国际之处置有甚悖和平正义者。……青岛山东一切德国利益,乃德国以暴力夺去,而吾人之所日思取还者。具以对德宣战故,断不承认日本或其他任何国继承之。如不直接交还中国,则东亚和平与世界永久和平,均不能得确立之保证。……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时值公使芮恩施外出,由一位馆员收下,表示代为转陈。
        学生们集合游行时,徐世昌正在总统府为归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设宴洗尘。作陪的有钱能训、陆宗舆、曹汝霖。曹、章、陆正是学生们所痛恨的三个卖国贼。曹汝霖是签订二十一条、西原借款的交涉与参与者,陆宗舆是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裁,章宗祥是在山东问题换文上表示“欣然同意”的驻日公使。在宴席期间,警察总监吴炳湘打电话告知学生游行,劝曹汝霖等暂不出府回家。吴炳湘设法劝阻、解散学生时,段祺瑞的亲信、担任卫戍司令的段芝贵坚持要出兵镇压,为吴炳湘、钱能训所阻。曹、章于下午三时左右回到曹宅。
        学生们离开东交民巷后,沿东长安街、米市大街、石大人胡同,往赵家楼胡同之曹汝霖宅。四时左右,学生们到达曹宅,此时曹家门外已有警察把守,且严闭门户。有的同学准备解散时,高师学生匡互生已爬上墙头,跳入曹宅院内,从里面打开了大门。学生们蜂拥而入。
        学生们涌入后,曹汝霖于仓促间躲入一间小的箱子间,章宗祥进入地下室的锅炉房。找不到卖国贼,愤怒的学生从汽车房找到一桶汽油,点燃了曹宅。
        躲藏在曹宅里的章宗祥,同一个日本人中江丑吉在警察和佣人的掩护下往外逃时,被愤怒的学生痛殴。那日本人则拼死保护他。学生们怕打的是日本人,方松了手。
        曹汝霖在晚年的回忆中详述了这段经历:“顷刻之间,呐喊之声,越来越近。有顷,见白旗一簇一簇出现墙外,父嘱我躲避,但我房的建筑,是西式一排平列,无处可躲。”“我于仓促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又听得砰砰的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瓷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摔地而破了。”“后又打到两女卧室……转到我妇卧房。……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仲和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被学生包围攒打。他们见仲和穿了晨礼服,认为是我,西装撕破。有一学生,将铁杆向他后脑打了一下,仲和即倒地。…·…适日友中江丑吉闻讯赶到,见仲和倒在地上,他亦认识,即推开学生,将仲和连抱带拖,出了后门,藏在对面油盐店……”⑤
        六时左右,吴炳湘带着大队军警赶到现场,部分体弱未及离开的学生被捕。据统计,被捕学生一共32人,其中北大20人,高师8人,工业学校2人,中国大学1人,汇文大学1人。此后,曹及其家属躲入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章宗祥也被送入日华同仁医院。
        为进一步组织各校学生的行动,5月4日当晚,北大学生干事会便告成立。下设总务、文书、交际、会计、庶务、纠察、讲演各股,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等社团的成员多是学生干事会的骨干。
        同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题为《两个和会都无用》的短论,号召“直接解决”:“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⑥
        被捕学生被送到警察厅后,行动、言语全无自由。房屋龌龊,行动被监视,连小便都限定次数,苦不堪言。次日以后可以在院子里自由走动,给看报纸,竟然已算优待了。
        5月5日上午,各校学生代表召集会议决定即日起罢课,并通电各方声援。下午三时许,三千余名学生集合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会上,段锡朋宣布:呈请各校校长请求总统释放被捕学生,惩办曹章陆;各校罢课至被捕同学返校时止;电请巴黎和会专使不签字;通电全国教育会、商会、上海和平会议主持公道。罗家伦报告与商界、报界的联络情况,讲报界建议学生设新闻机构对外发布消息,如果学生发表不出去的电报,报界将提供帮助等。
        徐世昌也于午后召内阁总理钱能训密筹计策,责成校长约束学生,责成警厅维持地方秩序。6日,徐世昌下总统令,称警察总监吴炳湘“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著即由该总监查取职名,呈候惩戒。……倘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著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弛”⑦。
        学生们的爱国行动赢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与支持。5日,北京各校校长在北大召集会议,决议向当局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如警厅不行则往教育部,否则直上总统府。山东省议会议长、山东议员也议决面见总统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到警厅与步兵统领衙门安慰被捕学生。6日,康有为通电称赞学生:“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吾全国人宜唤醒以救被捕学生,而日请诛卖国贼。政府宜亟释放学生,而诛卖国贼。”⑧外地教育界人士也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天津男女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共十人致电政府,“祈将该生等早日释放,并力争青岛交涉以安学界而顺人心……”上海南洋公学等二十多所学校的来电称:“吾人保全全国青年之神圣计,义不独生,誓必前仆后继以昭正义,想政府亦不能尽戮全国学子也。”⑨
        5月7日是国耻纪念日。在各界的压力之下,被捕学生终于被释放了。“七日上午九时,被拘之学生既然释放,当由各校各备汽车往警厅荣迎,将近十点钟,一齐都到了北京大学,然后才各自回归本校。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及职教员,全体在门外迎候,彼此初一见,那一种喜欢不尽的样子,……尤有那喜欢没完,将一执手,彼此又全都大哭起来的,感慨激昂,静悄悄欲语无言的样子……”⑩学生们也于同日复课。
        原定于同日召开的国民大会,因军警一大早就包围了中央公园,未能召开。但国民外交协会仍发表了一个长篇宣言:“青岛何地也?山东何地也?此邹鲁之名邦也,此孔孟之圣迹也。以我国之耶路撒冷,为数千年民族信仰之中心,文明吐露之源泉;……无端而有德国之豪夺于前,有日本之巧取于后,侵犯我文化之发祥地,弥天大辱,九世深仇,凡有血气,谁能忍此!”(11)对于北京政府对于国民大会的压制,陈独秀控诉道:“欺压我国的日本人,为了 ‘山东问题’正在他们国里日比谷公园开国民大会,好几万个人天天闹个不休,他们的政府不曾丝毫干涉,他们是何等高兴?我们被日本欺压的中国人,也为了 ‘山东问题’,想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做政府的后盾,政府却拿武力来驱逐国民,不许集会,满街军警,断绝交通,好像对敌开战一般。 日本人看了岂不活活笑死!”(12)
        这一天,上海、济南召开了国民大会。在上海,午后,两万多名学生及各界群众,齐集在西门外体育场,抗议青岛之丧失、中国官场之卖国及北京学生之被捕。会后,派出代表赴上海和会所在地德国总会,呼吁南北代表团救国。运动影响全国各地。在济南,各界群众三万多人在省议会召开了国耻纪念大会,决议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电北京学界表示声援,举代表人见督军、省长,请求电京力争青岛,法办国贼,开释学生。国耻纪念会后,驻地日军派出守备队兵或十人一队,或八人一伙,荷枪巡弋。又派宪兵改装着华服,沿街侦查。
        大规模的运动中,学生们的爱国行为由自发走向有组织的行动,校际之间的联系的必要性日益突出。于是,最早从北京开始,各地学生联合会纷纷成立。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会址设在北京大学。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四十余所学校入会。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在直隶水产学校召开成立大会。17日,武汉学生联合会成立,设会址在中华大学校内。28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宣布成立,会址在落星田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内。这些学生组织,领导了罢课、游行、请愿、演说、抵制日货活动。
        然而,在善后处理中,北京政府却进一步激起民愤。由于北大处于运动领导中心的地位,他们便将矛头指向校长蔡元培。一时间,焚烧大学、暗杀校长之类的谣言满天飞。学生获释后,蔡元培即提出辞呈,并于9日一早秘密出京。留下“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迄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的纸条。学生们获悉后,立即发起挽留蔡校长的运动。北京各直辖学校的校长也提出辞职。5月11日,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成立,学生与教职员代表开联席会议,决定如13日得不到满意答复,将再次罢课。14日,徐世昌不得不下令慰留蔡元培。
        但是,在慰留蔡元培的同时,北京政府对提出辞呈的曹、章、陆,也加以慰留,“直不啻为国仇示私恩,为国贼作辩护”。同时还下令取缔学生运动,以劝学诱学生,以法纪威学生。5月15日,同情蔡元培与学生的教育总长傅增湘被批准辞职,安福系骨干田应璜准备走马上任。
        5月18日,北京学生召开郭钦光追悼大会,郭的遗像旁挂有“力争青岛,死重泰山”大字。郭系北大学生,愤于国是,呕血如斗,于5月7日病逝。学生徐日哲、周瑞琦也忧愤而死。学生们唱起“追悼歌”:“血性男子,爱国健儿,空手挽神州。城狐未除,陈东骤死,一死警千秋。”(13)立誓继承烈士未竟之志,把运动进行到底。同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撰文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的“我们的三大信誓”(14)。
        5月19日,北京二万五千多名学生发动了总罢课。在罢课宣言中,学生们申诉了“三失望”的罢课的理由:“青岛问题”,“未见政府有决心不签字之表示”,此一失望;对曹、章、陆三人, “不惟置舆论之掊击于不顾,而于其要挟求去反宠令慰留之”,傅增湘被免职,“外间复盛传教育全局举将翻动之说”,此二失望;5月14日的两项政令“一则以军威警备学生,防公众集合,一则禁学生干政,凡公忠爱国之天良,一切不容表见,留日学生以国是被拘,政府则置诸不理”,是三失望。“今一朝而三失望,方寸乱矣。谨于五月十九日一律罢课,至三失望之回复为止。”(15)
        学生们还提出六项要求:和会不得签字,惩办卖国贼,挽回蔡元培、傅增湘,收回警备命令,维持南北和议。并表示: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决不复课。
        继北京学生罢课之后,5月23日,天津、济南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宣布罢课;26日,上海五十多所学校两万多名学生宣誓罢课;27日,南京学生宣布罢课;28日,保定学生罢课;29日,杭州学生罢课;30日,安庆学生罢课;31日,河南学生罢课;6月1日,武汉学生总罢课;3日,长沙各学校总罢课。罢课风潮席卷全国。
        学生们在罢课期间,积极进行各种形式的爱国宣传。在演讲和抵制日货的运动中,学生们采取了“十人团”的形式。这种形式首先由北京大学事务主任李辛白提倡。他独自出资刊印十人团章程,号召人民按十为单位,由十而百而千而万,迫使政府不得不尊重人民爱国要求。这方案为学生会所接受。
        抵制日货的活动中,学生们不仅将个人所有之日货日用品烧掉,而且走上街头宣传,动员商家不卖日货。受学生们爱国热情的影响,北京总商会于5月20日决定不贩日货,不用日钞,不读日人在京报纸《顺天时报》,不在此报登广告。
        学生们还组织讲演团、发行日刊,发动舆论宣传。五四到六三期间,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先后讲了《青岛问题》、《痛史》、《青岛交涉失败的原因》、《争回青岛》、《国民自决》、《中国现在的形势是怎么样?》《国民现时应持之态度》、《山东与全国之关系》、《青岛交涉失败史》、《国民快醒》、《国民和民国的关系》、《警察》、《青岛关系我国之将来》、《维持国货》、《国家和我们》、《国民的责任》、《抵抗强权》、《真正民气》、《争回青岛》、《为什么要爱国》、《民与国的关系》、《日本的野心和中国救亡的法子》、《五月四日》、《亡国之痛苦及救国之方在法》等。演讲学生曾多达上千人。5月20日,学生们还出版了《五七日刊》。
        面对高涨的学生运动,北京政府转变了态度,决定采取强硬政策对付。21日,镇压学生运动不力的步兵统领李长泰被有屠夫之称的王怀庆取代。23日,北京《益世报》被查封,《晨报》、《国民公报》被施行新闻检查,《五七日刊》被取缔。25日,北京政府下令要求各地文武长官对于集众游行、演说、散布传单等“严密稽察”、“悉力制止”,“其不服制止者,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16)同时采取软硬皆施的手段,提前放假,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外交司法官考试,试图分化、瓦解学生运动。
        6月1日,徐世昌颁布两道命令,一道命令是替曹、章、陆三人辩护:“曹汝霖迭任外交财政,陆宗舆、章宗祥等,先后任驻日公使,各能尽维持补救之力,案牍具在,无难复按在国人不明真相,致滋误会,无足深责。惟值人心浮动,不逞之徒,易于煽惑,自应剀切宣示,俾释群疑。”(17)另一道命令训诫学生勿凌蔑法纪、破坏国家,“以爱国始,以祸国终”,下令“在京著责成教育部,在外著责成省长暨教育厅,督饬各校职员约束诸生,即日一律上课,毋得借端旷废,致荒本业。其联合会、义勇队等名目,尤应切实查禁。纠众滋事,扰及公安者,仍依前令办理。”(18)
        政府的高压政策,更激发起学生们的热血,他们决定,从6月3日起,恢复街头演讲。
        6月3日,北京开始大逮捕。走上街头演讲的学生,被军警逮捕,关在北大法科,当日逮捕学生178名。这更加激发学生们的义愤与勇气,他们决定:用加倍的学生去演讲。4日,学生们又走上了街头。上午10时左右,学生五六人或十几人不等,悄悄出校,怀藏白旗,上书某校某队讲演团字样,走到人多热闹之处,就展开所藏白旗,即席演说。数倍于平常的警察及马队,或荷枪,或骑马,遇有人讲演,便放马冲踏人群。午后,女学生也走上街头,向总统请愿。从中央公园望去,“女学生约有千人排队向总统府而去。虽然大风吹土,对面不能见人,步伐却一点不乱。拿枪带剑的警察,到处跟随,一步不让。”女学生们提出四项要求:“(一)大学不能作为监狱;(二)不可拿待土匪的法子来待高尚的学生;(三)以后不得再叫军警干涉爱国学生的演说;(四)对于学生只能告诫,不能虐待。”(19)“四日晚上天气忽然大变,大风大雷大雨,竟把一个首善的京城,闹成了黑暗的世界。尘土大起飞沙走石之中,看见多少学生,对着路上的行人演说……”(20)这一天一共逮捕700多人。北大法科都容纳不了如此众多的被捕者,北大理科也被辟为临时监狱。5日,学生们再度走上街头,“这天学生更加激昂,当出去的时候,个人背着行李,连牙粉牙刷面包都带了,预备去陪伴同学坐监。这天聚集大队出发,分路讲演,合计约有两千多人。”(21)这一天,统治者畏惧了,不再逮捕学生,反而撤去看守北大监舍的军警,被捕学生全数释放。
        “六三”大逮捕的消息传到上海以后,激发起上海的三罢斗争,爱国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上海。
        6月3日,上海县商会开会,学生代表何葆仁、许德珩等到会演说,要求商会通知商界一致行动。要求商会致电全国商会联合会,联络各省商会致电政府。会长顾履桂、苏本炎及会董以事关重大,需由全体会议决议,决定于4日下午开会再议。4日下午,上千名商民到会,卢永祥下令停止开会,并派出大队警察到会场。学生们散发传单进行揭露:“试思商民不能于商会开会,于何处开会,抑尚有何日开会。况集会自由,载在民国约法,何镣铐武力压迫停止。民权至此,剥削尽矣。”同时北京学生被捕的消息也通过天津传到上海,上海各校学生迅速行动起来,他们纷纷上街宣传,号召商民签名罢市,并不惜以沿街跪求的方式动员。
        6月5日晨,上海各商号多闭门停业。华商平日在商界占绝大势力,各商家皆以其进退为进退的新世界游戏场、永安、先施公司,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世界游戏场、劝业场,以及天蟾、丹桂、大舞台、新舞台、亦舞台、共和舞台等,皆闭门停业。小至洋货摊、杂货摊、水果摊以及各弄堂叫卖零食者,也都销声匿迹。到上午12时许,除外国人所设之洋行外,华租各界大小商店,已无一开门者。下午,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决定不达到惩办卖国贼的目标,决不开市。商店多贴上“忍痛停业,冀救被捕学生。不除国贼,誓不开市”等字样的标语。各业停业后,马路上人群拥挤,学生们纷纷组织露天演说,各校童子军协同警察维持治安。先施公司的汽车上缠以青年会学生书写之“举止文明切弗暴动”的白布,在南京路一带游行维持秩序。
        得知罢市的消息后,上海工人阶级行动起来, 自觉发起罢工斗争,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首先起而响应的是纺织工人。6月5日上午11点半,曹家渡日本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的五六千名工人罢工。下午一时半, 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工人也相继罢工。罢工工人人数达两万余名。同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印刷工人罢工。
        6日,是上海商界罢市的第二天。各商铺都贴着“不除国贼不开门”、“要求政府夺回青岛”等字样的纸条。官方出动巡捕,要店家揭去纸条开业。店家拒绝后,巡捕自行撕去。但人们越撕越贴,以前没有贴纸条的店家,也都补贴上。有人写道:“一面日撕,一面日贴,你撕我贴,你再撕,我又贴,你撕一张,我贴十张,你要撕十张,我又贴百张。”(22)巡捕用修理电线的有梯汽车,升梯取去各商店悬挂张贴的爱国标语旗帜,被群众围住责问,各商店在巡捕去后又贴出新的标语。身穿蓝衣的苦力也持“万众一心,坚持到底”的白布旗走上街头,并高呼“目的不达到,不可开门”,“严守秩序,万勿暴动”等口号。同日,法租界电车公司中开车、售票、查票的华人,不顾厂方留厂住宿、竭力劝留,于一早开车时候罢工散去。求新机器厂工人举行罢工,并上街游行。他们见街上的白旗横额易于损坏,特捐资在街口建造国耻纪念牌楼一座,高六丈,宽五丈,上书“毋忘国耻”四个大字,每字三尺,牌楼顶端置五色旗及顺风机,书有“唤醒国民”字样,随风旋转,一息不停。英商祥生铁厂四百余名工人罢工。
        6月7日,华界、租界除饮食店外,均未开市。武装警察挨户勒令开市。有的商民勉强开门,待警察去后复关门闭业。有的干脆贴出告示“本店清理帐目,暂停交易”。待警察走后改成“不除国贼不开市”。同日,轮船业水手也通告罢工:“吾业同人不忍坐视,……亦爱国有志,自愿全体齐心,即行罢工,为国家之土地,再为学生被拘速救释放。”(23)当时人不得不感叹:“彼等之背后,现有银行家、商人、实业家、教育家、无老无少、无男无女、悉为之后盾,全国今日已关节灵通矣。”(24)各租界商人组织起来维持秩序。同时卢永祥颁布戒严令,每晚十时起,“警戒区内,一律断绝交通,非有口令,不得通过”,后又提前为八时。军警荷枪实弹,在警戒线内严密防守。
        6月8日,上海中国、交通、浙江兴业、浙江地方实业、上海实业储蓄、盐业、中孚、中华、金城、四明、广东、聚兴诚等十二家银行停止营业。江南船坞全体工人罢工。一万多名散布在自来水公司、火车、电车、电灯公司的铜铁工匠,开会决定三日之内如无结果,将罢工。人们纷传学校将由军警包围,各校校长令学生避居租界,将派军队两千人勒令商界开市等。也有传言称日本人在自来水中放毒药之事,由此有冲击日本人的事发生。
        6月9日,上海军警出动了,沿街强迫开市。对闭门者,用枪托敲撞,商民稍有声辩,则遭枪棍殴击。并代将店家的门取下,监视商家营业。但是,店家等军警一离开,即关门停业。同日,两千余名汽车运输行业的工人,全体罢工。上海漆匠、清道夫也于是日罢工。
        华界、租界警方,也开始拘捕上街宣传之学生。“华租界顷刻捕获学生有一百余人之多,均押送护军使署。一时学生们闻此警耗,悲愤欲狂,皆愿与被捕学生,同受谴责,即相率自投护军使署请罪。”(25)人们还纷纷揭露:“他们口口声声说北京放学生,撤校兵,他们自己却眼睁睁的,仍模仿着北京的样子做去”,“难道当地官场的魄力,比北京还要大几倍吗。”(26)
        6月10日,由于强迫开市,商界的门上多“召盘”、“清理帐目”、“闭歇”的纸条。而工人的罢工斗争达到高潮。沪宁、沪杭甬铁路驶出头班车后,其余各班车均停驶,铁路工人们宣告罢工了。铁路工人决定罢工的时候,路局劝阻工人未果,曾请求学生代表出面劝说工人维持铁路交通。工人说:“诸位学生是爱国的,你们想一想,难道我们工人就不是爱国的吗?诸位学生宣告罢课已经这么久,你们现在还要我们推迟罢工的日期吗?”电话工人也加入罢工行列。电话局只得以十多位西洋妇女暂时接线,以致“一塌糊涂”,后经各界劝解,电话工人才恢复工作。宁波、广东两帮水手,一律罢工,原定上海出口的轮船,如江天、奉天、直隶、天津、温州、联益、东成等及日商轮船,一律停驶。自此,上海海、陆交通陷于停顿。“陆路之火车停矣,水路之轮船停矣,远路之电报停矣,近路之电话停矣,此次已完全入于断绝交通之一境矣。”(27)连外国在华舆论也不得不承认:“对于工人来说,这些年轻的学生,不论要他们来发动一次罢工,或是把罢工的举动停止下来,他们的影响总不会过大的。这些工人一般都具有他们自己单纯而强烈的意见,很难用劝告、威胁或其他方法,使其改变过来的。”(28)
        上海工人克服自身生活上的极大困难,毅然举行大罢工,打破了行会、帮口、行业的观念,实现了同盟罢工。仅产业工人罢工人数就达六七万之多。对于工人罢工,舆论予以高度评价:“工界罢工实为我国破天荒之事件,又为工人参与政治问题之嚆矢”,“此诚最近所最可注意,最可特笔之事实也。”(29)
        面临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上海中外统治者采取了高压措施。6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发出公告:“凡散发煽惑人心之传单及悬挂旗帜,有直接激动扰乱公安者,一概禁止。”“造谣或散播谣言者,一经查出,即行严办。”“凡在界内街衢成群结队,一概不准”,“界内铺户商民人等,应即开门照常营业。如有人前来恐吓或勒逼关闭店门者,即须将扰害人详情禀报附近巡捕房,本局当将扰害人拘送公堂严办,决不宽贷。”(30)
        6月7日,北京总商会呈文北京政府,要求罢免曹汝霖等,称北京商会竭力维持,但仍市面惶恐,岌岌可危,“曹总长等既自行求退,政府应即俯准所请,则全国人心既可立即谧安,京师方面可以各就秩序”(31)。同日,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等召集南北商会、省县教育会,商议开市办法。卢称将抵制日货,改用提倡国货字样,以免引起交涉;学生罢课为政府之后盾,极好。罢市则甚危险,应先开市,后罢免曹、章、陆。商界表示将劝导商家开市,但学界表示罢免曹、章、陆三人才能开市。事态的严重,使上海地方统治者也不得不提请北京政府考虑人民的意愿。8日,卢永祥致电总统、总理称:“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现在罢市业经三日,并闻内地如南京、宁波等处也有罢市之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及,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可否查照上海总商会前电所呈,准将三人一并免职,明令宣示,以表示政府委曲求全力顾大局之意。”(32)
        6月9日,直系将领吴佩孚也致电总统,呼吁支持学生。他称赞学生:“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既非争权利热中,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仰恳大总统以国本为念,以民心为怀,一面释放学生,以培养士气。一面促开国民大会,宣示外交得失缘由,共维时艰,俾全国一致力争,收回青岛,以平民气,而救危亡。”(33)同一天,陈独秀与胡适等起草了中英文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对北京政府的“最后最低之要求”:取消对日密约;除曹章陆外,免除徐树铮、段芝贵、王怀庆官职;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由市民组织北京保安队;市民须有决定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等(34)。陈独秀因亲自散发传单被捕。
        在上海罢市、罢工风潮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纷纷罢市。6日,南京、宁波、厦门罢市。南京罢市时,商民受到警察的胁迫,维持秩序的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学生们以受刀伤的学生的血衣鼓励商民坚持罢市;7日,镇江罢市;8日,苏州、常州、无锡、扬州、芜湖罢市;9日,杭州罢市;10日,天津、济南、唐山、安庆等地都发生了罢市。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唐山工人、天津人力车夫,及杭州、九江等地,都发生了罢工。一些工人相约不为日本人做工,不搬运日货。
        北京的学生也准备进一步的行动,决定效法申包胥哭于秦庭,于10日起往总统府前痛哭请愿。在这样的形势下,北京政府不得不丢车保帅了。6月10日上午,北京政府宣布批准曹汝霖辞去交通总长;下午补发了批准陆宗舆、章宗祥辞职的命令。
        11日,上海总商会下令开市。除部分商家开市外,一些商民仍半信半疑,要求学生欢迎开市才可照办。6月12日上午,学生们列队游行,持“商界万岁”、 “学界万岁”、 “庆祝开市”、“目的已达,国贼已除,欢迎商界开市,定必利市三倍”等标语,游行队伍经过之处,大小各商号,高悬五色国旗,鸣炮开张,恢复营业。上海开市了。
        运动中,学生们成立了全国性的学生组织。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大东旅馆六楼召开成立大会,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及留日学界学生代表共50余人到会,以后还有各地代表陆续到达。会议选举北京学生代表段锡朋为正会长,上海学生代表何葆仁为副会长,北京学生代表陈宝锷为评议长。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表明学生社团活动由自发走向自觉。全国学联成立后,在各界进行联合请愿、要求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的斗争中有积极的活动。全国学联也成为推动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的核心力量。
        罢免曹、章、陆后,三罢斗争虽然结束,但各界进一步掀起拒签和约的运动。全国各界纷纷请愿、开会,要求北京政府拒绝签约。
        6月18日,山东各界派出代表赴京,要求拒绝签约。起程之际,群众环跪车站,泣不成声,叮嘱代表,请求不遂,不得生还。20日,80多位请愿代表到达北京。但徐世昌拒绝接见代表。他们跪哭于新华门前,大雨倾盆。徐世昌终于在23日接见了代表。
        6月21日,全国学联和上海各团体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反对和约签字,并致电和会代表:“如或违背民意,不保留青岛及山东主权而签德约者,当与曹、章、陆同论。”(35) 27日,全国学联和上海各界人士举行了万人大会,要求拒签和约。7月1日,上海又召开了有十万余人参加的拒签大会,有的代表发出了“推翻卖国政府”的呼吁。
        在北京,6月27日,山东请愿团,北京学界、商界、报界及留日学生代表,陕西学生代表,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等数百人举行联合请愿。他们赴总统府请愿,提出和约不签字、废除济顺高徐铁路草案、恢复南北议和等主张。代表们在新华门前露宿一夜。28日,徐世昌在接见代表时才称政府已电令陆徵祥切实保留山东,否则勿签字。
        对于和约是否签字,北京政府颇为踌躇。“政府以民意所在,即不敢轻为签字之主张,而国际地位所关,又不敢轻下不签字之断语,左右掣肘,而地位日臻难矣。”(36)5月中旬,北京政府指示和会代表“保留签字”。但是,保留签字被和会拒绝。所以,北京政府只能在签与不签中选择。23日,北京政府密电和会代表,如保留签字不成,则全约签字。24日,段祺瑞通电全国主张签字,称:如不签字不能加入国际联盟,一切有利条件都将放弃。但当局面对全国各界的压力,又把责任推给代表,令“相机办理”。直到26日,才发电指示不能保留则拒绝签字。
        在巴黎,中国代表收到7 000多封要求拒绝签字的电报。早在5月14日,外长兼代表团团长陆徵祥致电北京表示:“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将来之公论尤可畏。”(37)他一直称病推辞责任,代表们也意见纷纭。在年轻的外交官、驻美国公使顾维钧的坚持下,拒签的意见占了上风。
        6月28日,巴黎和会庄严的大厅里,中国代表的席位空着。和会代表的住处被旅法华工、留学生包围,代表没有出席。据代表回忆,对德和约签字结束,他们才接到北京政府拒绝签字的指示,“北京很可能是在得知最后会议已经召开之后才发出电谕的”(38)。
        五四运动中,斗争矛头直指日本及亲日派,日本将其看成义和团式的排外运动,公使小幡叫嚣“深恐酿成庚子之祸”,多次向北京政府进行恐吓,要求取缔排日活动。欧美政府方面,对运动采取旁观的态度。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对这一举动深表同情,他说,学生们的爱国心“使人对中国前途很乐观”。